净化与糅合：人类文明基因的双螺旋

文/宝木笑

1953年2月，美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林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后来的故事想必人们早已熟悉，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随后他们用铁皮和铁丝搭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从此人类进入到分子生物学时代。

对自身生命的认识，我们已经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是微观层面的自我认知，而在宏观层面对自身历史的审视也没有停止脚步。长久以来，不管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的例证，人们都喜欢说“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甚至“历史是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这其实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必须正视的误区，确切地说是研究者必须要解放的天性，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的路上，能否不去如“愤青”一般地盲目否定，能否像“匠人”一般地客观考据，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嘴上喊喊上面的口号，行动上却一直迟缓，没有任何大胆的设想和科学的突破。

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更像是一份出色的历史学博士论文，或者说是一份出彩的历史沉思录。历史可以更好看，历史也可以很大胆，历史是可以如其他任何学科一样进行科学研究推理的，最为重要的是，这部书明线是丝绸之路那一段横跃数千年的史实，暗线则是对人类文明自身的审视和研究。

彼得•弗兰科潘是英国著名的少壮派历史学家，这位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拜占庭研究中心的主任，显然继承了新派西方史学的性格，大胆地将《丝绸之路》这本书的基调建立在“去西方中心化”的支点上。书中描述的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但其中蕴含着作者“趋势化”的历史写作特点，预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题中之意，因此作者才会将我们的“一带一路”作为全书的收尾，感谢彼得•弗兰科潘的善意和祝福，我们却保持审慎的乐观，因为一部“丝绸之路”的兴亡史，让我们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比起文明的发展，历史也要俯身让路。

◆ 血与火的净化之路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当时只不过是对巨变的国际形势的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未曾想直接在国际学界和政治领域引发了蝴蝶效应，成为大国国策绕不开的考量因素。亨廷顿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尤其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被其定义为以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的价值观作为根本依托而界定的几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

虽然亨廷顿的理论很有名，但并非十分新鲜，更不是什么首创和原创，因为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文明冲突的历史。按照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的定义，这片从地中海和黑海东岸直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阔地域，包括如今的中亚、西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印度次大陆，纵横交织着复杂的文明网络。这里是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桥梁，更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在这里，人类文明诞生，在这里，有人类的摇篮——伊甸园（人们曾经普遍认为，伊甸园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田野上），然而，作者从4000年前的巴比伦王国一直讲述到当代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显然文明的十字路口并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通警察，不管我们如何再给“丝绸之路”加上“黄金之路”、“帝国之路”等别名，这条路都一直伴随着血与火的征程。

人类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文明冲突基本上都发生在这里，而这种以宗教、种族等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冲突往往打着“净化”的旗号，也最没有底线，因为一切“异教徒”都无法取得丝毫的怜悯，这是对信仰的自证。

罗马和波斯打了好几百年的仗，换了好几个皇帝，不死不休，各自都有各自的信仰和价值观，罗马要净化波斯所谓的“野蛮文明”，波斯要净化罗马自以为是的“伪神文明”。即使双方可以因为草原部落的入侵而短暂联合，但直至双方灭亡，仍然没有丝毫和解的迹象，波斯还一度打到了罗马的都城君士坦丁堡。

至于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之路，更是伊斯兰文明的征服之旅，阿拉伯的军队一路向西，横扫北非，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拿下西班牙，一直打到巴黎附近，所到之处唯有不肯皈依真主是无法原谅的“罪”，必须“净化”掉，而伊斯兰教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出现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两大派系：什叶派和逊尼派，而这两个内部的教派争斗的最核心之处还是谁更“纯洁”。

至于十字军东征，持续了近200年，前后共计8次，为了“净化”信仰，十字军认为犹太人是基督之敌，要去圣城与土耳其人作战，先要杀光欧洲的犹太人，于是他们“杀光一路上看见的犹太人”。在尼西亚之战中，十字军砍下倒地的穆斯林的头颅，一筐筐驮回君士坦丁堡炫耀战绩，而土耳其人用毒箭射杀十字军，并将十字军战士的尸体拖上城，剥光衣服、砍断四肢，重新抛回攻城的十字军队伍中。在攻下安条克之后，十字军趁夜屠杀城内军民，包括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后来三十万十字军在城中遭遇了饥饿和瘟疫，最后死得只剩下六万人……

没有人是胜利者，只有无数生命被以莫须有的名义带走，文明的冲突源自人类自以为是的所谓“净化”，但这却是一个哲学上如同二律背反一般的常识，世上哪里有绝对的“纯净”？

◆ 为什么要提“文明糅合”的概念

最早的“净化”来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首先是种族，而后是宗教，在科学的发展完成启蒙，再次以种族的面貌出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将教义理解的不同当成了某种种族划分的依据），这也是《丝绸之路》这本书叙述的史实背后的规律。当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进，他选择了开明的宗教政策，然而“希腊化”是绕不开的主要目的，远征印度的主要意图也是要“希腊化”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得意门生，亚历山大大帝可以如同哲人般正视宗教，却不能轻易绕开种族的鸿沟。而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时代，则是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繁盛的时期，“净化”成为一种必然，人们可以无视耶路撒冷为何成为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地，无视宗教的本源其实同宗，信仰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偏执。再后来，作者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内容进行了呈现，当时的时代已经开化，宗教虽然普世，可是人们难以再掀起当年的狂热，于是种族的“净化”再次成为一种旗帜。

但是，文明的进程不是我们“意志的胜利”，而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悖反永远存在，越是“净化”越是糅合。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有雄心万丈的君主，有敢于拿生命博取富贵的商人，有无奈迁徙的民众，还有无数心怀信仰的传教士。这条血与火的“净化”之路更是多重文明汇聚一体的交往平台，这条路与现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西方一极化”，而是“多极支撑”，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四个极点相互糅合。通过这种多极支撑的交往框架，人类的多个文明中心彼此遥相呼应，那是一个多元并尊的时代，不会有动辄叫喊“全盘西化”的脑残，只有坚守信仰的碰撞。

纵观《丝绸之路》全书，所有的文明糅合基本上都是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在长期碰撞下自然形成，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人类主要文明体系之间以血与火的代价完成了伟大的糅合。之所以我提“糅合”的概念，而不是史学界主流的“融合”概念，是因为“融合”是一种充满着浓情蜜意的合二为一，是彼此难分难解，是彼此融化，而从《丝绸之路》全书客观地去分析，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状态”。十字军东征200年，欧洲自己就死了上百万人，他们血战耶路撒冷，屠城不分妇孺，波斯的贵族如改信基督教需要被石刑砸死，一位青年的父亲行刑时向儿子投了第一块儿石头，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融合”，只能是“糅合”，颇有当年清兵入关，扬州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味道。

如果非要说“融合”，个人认为那也仅仅是一种文明层次之下的交流，《丝绸之路》为我们介绍了丰富的证例。书中说罗马的强大在于它的军国主义和荣誉意识，然而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完善，丝绸让罗马人的虚荣心无限膨胀，甚至到了动摇军心的地步，因为女人穿上丝绸，曲线毕露，罗马帝国的士兵服役期间是不允许结婚的，这些童子功火热的心在跳动，他们不敢在帝国迸发，他们的灼热的目光望向东方。丝绸之路之上的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阿富汗的青金石不断流入欧亚各地，这种珍贵的商品曾是两河流域各国财富的象征，总之当年的奢靡远超今人想象。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黄瓜、石榴等更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亚地区，为东亚人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在这样的交往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融合”，可是就算亚历山大大帝可以穿上波斯的服饰，但他也会坚决地要推行“希腊化”，甚至以屠城为代价，而波斯帝国的君主比后世的罗马教皇不知要开明多少倍，甚至可以包容不同的宗教，然而他仍然不能接受真正的全盘异教化。

我们可以穿同样的服饰，吃同样的食物，甚至讲共同的语言，可以说我们实现了一种“融合”。但我们只能有限度地接受对方的信仰，接受种族的摩擦，但这个限度太脆弱了，一部丝绸之路的历史，战争多于和平，这不是偶然，而是“文明糅合”的必然属性和最佳自证。

◆ 更多的可能性和人类的未来

《丝绸之路》无疑是成功的，不管是史料的考据，还是整体的研究思路，都是当今史学界的翘楚，如果非要吹毛求疵的话，只想讨论一下关于冲突本质方面的问题。按照书中的观点，是资源的争夺带来了丝绸之路上的战争，丝绸之路上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石油等都成为战争的原罪，这也是当今非常主流的史学观，甚至是政治观，比如美国只要在中东一动手，无数人都会咋咋嘴，一副看透世事的样子说“还不是为了石油”。然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冲突的“本质”问题，这个“本质”也许是无意识的，资源的背后是什么，是生存，那么生存的背后是什么，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成为常识的今天，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今天，在“物质决定意识”的今天，我们无知甚至狂妄地一口咬定，生存背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活着最重要”。

没有人会再讲“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还有第六层，是“自我超越的需求”（详见马斯洛在去世前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Z理论》），没有人会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辩证关系的逻辑漏洞，当然也没有人敢去讲“物质”和“意识”谁决定谁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哲学课题，所以也很少人去反驳史学研究的“资源决定论”。环顾当今世界，“文明和谐相处论”与“文明冲突论”分别成为不同政治家的战略支撑，由此引发的博弈与合作等不同策略也影响着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我们不怕一直宣称“文明冲突论”的人，我们怕表面上宣称“文明和谐相处论”而内在里信仰“文明冲突论”的人，我们最怕认为世界各国友人都是“文明和谐相处论”的“很傻很天真”。

《丝绸之路》虽然某种意义上是“资源决定论”的论调，然而这本书到底是“文明和谐相处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呢，显然作者最终选择了“文明和谐相处论”，但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文明和谐相处论”，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悬念，因为即使像彼得•弗兰科潘这样的少壮派历史学家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轻易断言。但这本书却另辟蹊径，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一种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即像当年丝绸之路时代那样的“多极文化”模式，用文明的“多极化”代替“单极化”，用“糅合”代替不切实际的“净化”

就像人类的基因模型是双螺旋结构，某种意义上说，净化和糅合也可以被认为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两种主要方式，形成一种双螺旋的文明基因架构。净化意味着其过程中可能充斥着战争和杀戮，甚至是对当地文明的毁灭性破坏，但净化也是文明传播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通过对当地的武力征服，强行推行自身文明。而糅合则是一种坚守本身基础上的相互接受，在逐渐接受过程中，实现低层面的“融合”，最终实现文明之间的借鉴，而这种借鉴对于各自文明的发展来说，都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星战前传》里尤达大师测试小安纳金时说：“Fear leads to anger, anger leads to hate, hate leads to suffering.”（恐惧产生愤怒，愤怒导致仇恨，仇恨导致灾难）。我们为何面对异族文明会心生恐惧，也许是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也许是我们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也许仅仅是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丝绸之路》用整整4000余年的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不管是上述那种情况，也不会是因为我们不够宽容，因为这就是历史。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