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里的小人物

有个颇为得意的主张，我常拿来在人前炫耀。炫耀多了，就把它当作真理一样信奉。我说，人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时代洪流再怎么强大，人总会有他的超越性。依照在上的标准，人活得虽然不至于好，但至少有活下去的力气。这个力气是说，你还敢于承认，有要把美好呈现出来的那份担当。

这一主张，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像是我固有的想法，就在头脑中生根发芽，以至于我一直惊讶于听到这个主张的人流露出的惊讶——

你竟然这样想？！

你竟然惊讶于我这样想？！

可是最近，读了几本书，见识了时代洪流直接冲击过的生命形态，我迂回了一次——告别“人是可以超越时代的”，为的是，更好的回归它。

最近一次做梦，说我自杀了，自杀完却又后悔。每当想起这个梦，我都不住地笑，于是就把自己当作死过一回的人，多活一天都算赚。这个想法，像极了比利，一个美国士兵。

比利这位美国士兵是小说《漫长的中场休息》中的主人公，在伊拉克战役中得以“偷生”的他，最享受的是在暖洋洋的一个午日，躺在自家草坪上，来几罐啤酒，和姐姐说笑。他说这样的时光并非他本来就拥有的，而是额外赚到的。怀抱“我赚到了”的心态活着，在这个精于计算的时代里，或许是种不错的生存方式。毕竟都想赚，不想赔。

比利，作者本·方登在小说里为他构建了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存境况。19岁的他，因一次为姐姐打抱不平的“义举”而面临蹲监狱的结局，不知幸也不幸，他选择了通过前往伊拉克打仗一年换取蹲监狱的豁免权。就在还未满一年的战争期间，一次偶然，他的“日常”生活被拍到了某台摄像机里，带回了美国。

他英勇地枪击敌人的“日常”画面一经播放，比利成了整个国家引以为傲的战斗英雄，他所在的B班里仅存的几个生命也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了从伊拉克战场抽身回国几日的机会，为的是，带回胜利的消息，虽然前方战局并不明朗；为的是，让国人相信战争的正义、前景的光明，虽然仍然存在大批反战人士组织抗议活动。无论如何，他们是活的标本，还有谁能比几个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更明白战争的意味？

他们的精神必须得到弘扬，为了实现这种弘扬，相关电影要拍出来。当红影星已经表示“有兴趣”，投资方早已就位，策划人正在张罗，“支持军队”，一切都是为了“支持军队”，支持国家的正义之战——“打死那些不要命的”，他妈的。

回国几日，是比利和战友们的战事中场休息。然而他们的休息却不得不让渡给另一种忙碌——参加橄榄球赛的中场秀，为比赛主办方博得更多人气。同台的竟然有当红组合天命真女，中场秀当时，比利伸出手就可以摸到天命真女中最令他们神魂颠倒的歌手碧昂斯的大腿。他想起了妈妈和姐姐们的期待——要把碧昂斯搞到手，任何女人都会被你那一身制服迷死的。

一时间，他和战友们成了时代的宠儿，制片方要重金求版权，将他们的事迹搬上大荧幕，美国各个州都频频发出邀请，请求他们肯赏脸“站台”。豪华轿车，奢侈晚宴，一晚上光临的十处酒吧——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的日子似乎来了，却也时刻伴随着倒计时——

再有两天，比利他们就要回那个该死的战场；

离前往伊拉克仅剩一天了；

再过两小时，比赛就结束了，他们要乘二十多小时的飞机，回到战场。

中场秀结束了，场务们开始收拾现场，他们冲着这些国家的英雄们大喊：“都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他们像是被抛弃的、凑不成一副棋的棋子，散落在夜里。那些“作秀”之前蜂拥前来要签名的民众，在比赛结束后，拖着疲惫身躯走开。经过这些英雄时，他们脸上漠然的表情，传达出一个真相——他们的爱国激情早已被睡意消解。一个枕头就可以让他们向伊拉克投降，什么战争、什么伊拉克、什么士兵、什么英雄，和我有什么关系。伊坂幸太郎借《金色梦乡》反复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想起来也真奇妙，即使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我们还是会去上班、工作、看电鳗。就算哪一天发生战争了，当天的联谊恐怕还是会照常举办吧。个人的生活应该是与世界息息相关，却好像完全没有关联。

是的，除非事情落在自己头上，我们都活得轻飘飘的。也因此，纸醉金迷无所忧虑的几天里，比利思考最多的却是无比沉重的问题：生与死、灵魂、意义……他随时留意可以和他聊一聊这些话题的人，却只能在回忆中搜寻到一位死去战友曾经和他说过的话。在那些活着的人口中，他只听得到金钱、美女、啤酒、大麻……眼前的“好日子”真正是个“鬼地方”。

“没错，带我们离开这鬼地方。”塞克斯说。

“在他们把我们杀了之前。”克拉克附和道。“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带我们回战场。”

战场，成了安全的地方。这是小说结尾对现实的绝妙讽刺，却又是实情。电影投资人想把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并非出于支持军队，只是为了大赚一笔，为此，他毫无人性地将原来答应的每个士兵十万美金的版权费压低到每人五千五，他的如意算盘是——你们马上要回伊拉克，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另外的投资人，聊胜于无，能捞几个钱算几个。这是“好日子”的真面目。战场上简单粗暴的处事风格在现实中“和平友善”、“好说好商量”的“温情”之中，根本行不通。宁要粗暴，不要“温情”，是比利做出的选择。战争是恶魔，但至少有形。带我们回战场，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比利看来，打仗，是职业。杀人，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与正义不正义无关，既然我干这一行，就要干得专业。跟他妈的英雄不英雄无关，保命第一位，杀敌第二位。被摄影机抓拍到的那些英雄之举，不过是他妈的平日训练的寻常项目而已，每个士兵都能做得到。表彰就是作秀，战友的死促成了我是英雄这件狗屁不通的事，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带我们回战场。”

据说，李安在看《漫长的中场休息》这本书不到一半就决定要将它拍成电影了。他说：“这个故事关于军营里的兄弟情，关于他们深厚的感情和做出的牺牲。”只能说，这一定位没有将这本书更深刻的内在说出来，相比之下，《华盛顿邮报》的评价更为精准：“技巧纯熟，一针见血，迫使我们去思考大家都不愿面对的事实；可能我们真的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和平时代有更多暗算。心地简单的人，适合回到炮火枪支可见的战场，或许那里才是天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坂幸太郎的《金色梦乡》可以拿来对比着读。

快递员青柳雅春莫名其妙地摊上了大事儿，在国家大选期间，这个不起眼的小民被一股强大的势力推上了刺杀首相的政治浪尖。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就在那个平凡的下午。他像是当年的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刺杀首相的凶手。

1963年11月22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乘坐敞蓬轿车驶过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遇刺身亡。刺杀事件后，被捕枪手奥斯瓦尔德却在从警局押往监狱途中被酒馆老板杰克·鲁比枪杀。令事件扑朔迷离的是，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三年内，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从1963年至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让整个案件蒙上阴谋论的阴影。

一直以来，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一事的真相众说纷纭，有说奥斯瓦尔德不过是被某个庞大势力利用了而已，是个替罪羔羊。大概是基于这种猜测，伊坂幸太郎依照这个故事原型写下了《金色梦乡》。

《漫长的中场休息》和《金色梦乡》这两本小说，同样展现了人在政治势力面前的渺小和不自由。但二者稍有不同，前者的不自由指在执政党发动战争的命令下，一个士兵通过自愿，与国家达成参战协议，从而必须遵守战争中各项命令而带来的不自由；后者是指，在一个公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成为替罪羔羊的不自由。前者就是政治的本来面目，但后者，是政治迫害。

人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吗？一些时代特性可被超越，一些不行。这是我对之前“人是可以超越时代的”这个主张的一点修正。超越时代的前提，要承认，任何时代都离不开政治，而政治和不自由是一体的，有趣的是，政治和自由也是一体的。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善恶、利弊、公正与不公正。语言是理性的外化，它将人置于道德范畴，从而使政治生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使人成为了天生的政治动物。

人天生向往自由，自由离不开政治。阿伦特所说：“自由本来被理解为一种自由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能够走动，使他能够走出家庭，进入公共世界，以语言和行动和其他人接触。”这也就是说，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要走向政治，必须要接受不自由。政治，更像是一个大的游戏规则，不允许人存有什么浪漫想象。林肯曾写过他的一个朋友，说“他爱他的祖国，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是他的祖国，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好的政治保障自由，不好的政治不保障自由，只制造不自由。

人不能通过摆脱政治而超越时代，却可以通过重整政治而使时代更好，重整政治，也是人的超越性的体现。拼命活下去，不是可供放弃的权利，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活得好，不是可供放弃的权利，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虽然，人的一生中，大部分有意义的事情，看上去都像是徒劳无功的。

我依然坚信，人是可以超越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