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艰难相遇：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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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个词最早在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中出现，他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从此，在学界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到这个词。虽然至今无法提供准确的丝绸之路的路线图，但大体能够勾画出基本的移动范围。实际上这条道路再未局限于李希霍芬所确定的时间段，至少在其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众多的商旅、军事征服、文化传播都沿着这条古代商贸路线在断断续续的行进着。 和其他地方所看到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记录一样，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属于某个国家、区域或者民族的专属之物，它就像是一条丝带，连贯起这条路线上的国家、地域、城邦和民族。多少文明曾经在这条东西之路上萌生、兴盛与湮灭，又有多少地域性文化因丝绸之路得到传播而大放异彩。于是，丝绸之路首先是属于世界的，其次它是属于这条路线上众多的民族。 从来不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存在，自东到西的各个地域文化单纯依靠自身的努力就可以灿烂多姿，而是因为丝绸之路上各个地域、国家和民族的多样性，塑造了丝绸之路的伟大。而这条著名的商路也代表了人类认识自身世界的开始和进程，在军事扩张和商贸拓展的基础上，人类展现了认识未知世界的努力，以及与域外世界建立联系、发生关系、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一、作为商路的文明互动 在经历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碰撞之后，很难准确的去定义哪个民族的创造更为伟大的，也很难将某个文明及文化现象拿出来作为独立的客体而被研究。在今年八月，陪朋友去过一次西安碑林，其中有个石雕展馆。陈列了很多古代的石雕作品，相当多数量的古迹作品为佛像，认识到一个现象：哪怕是佛像即使是同一佛陀也会有多种多样的造型被雕刻出来，很多佛像表现出不同的雕刻手法和艺术风格。一起去的朋友去过的国家比较多，会说你看这个佛像为什么带有浓烈的希腊风格（可能来自中亚的巴克特里亚），有的佛像有带有明显的波斯艺术手法。凡此种种，如果认真的去观看，这些多种多样的雕刻艺术虽然出现在中国历史中，但其真正的来源却并不是中原文化。那些丰富多彩的相貌、样式、图案，明眼人都可以迅速的捕捉到他们可能是来自西域、中亚、波斯或是西亚。然而这些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最终也被东方文化所吸收。 丝绸之路，客观的说只是一条古老的商道，上升到文化层面则是一种现象。我们已经无法完整的还原过去的东西方贸易景象，以及丝绸之路上的故事。要想知道真正都发生了什么，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被发掘：留存下来的商旅日记、传说，或是游记、信史和史诗里，还有许多遗留在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物品中，还有更多的，可能埋进尘土或是随着漫漫黄沙所掩盖。但是这种商旅往来，交换了彼此没有的东西，因为稀缺才显得更有价值，更有价值才促成商人不惜冒险千里万里的远行贸易。为此，在历史书中自汉朝起中原就通过丝绸之路得到了胡萝卜、黄瓜、香菜（芫荽）、芹菜、核桃等瓜果蔬菜干果类植物品种，并学会种植，国家因此也得以取得战马品种。而中原的纺织技术特别是丝绸等物品被远远的输往更西更远的地方，直至罗马。但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包括来自中亚的雕塑、建筑艺术，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因此，后来在读书、旅游的过程中，经常会对比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发现每个时代都会因为每个时代的对外交流而增添许多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样式。包括佛教的传入，也对于本土儒家文化的成熟化增加了很多内容，另外，佛教也在吸收了儒家、道家等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生。 因此，当类似丝绸之路的现象出现后，文明和文化再也不是孤立的。在此基础上去强调没每个独立的文化圈则仅仅只是形式上的区别称呼，但从本质上却很难再做出更为准确的区分。比如说在没有丝绸之路之前，两河流域也是集中了闪米特人、希克索斯人、腓尼基人、亚述人、苏美尔人、迦勒底人等不同族群的文化和集合；而中亚，也一直融合了雅利安人、塞种人、亚历山大帝带来的希腊文化，大月氏民族的西迁，可能更早的民族文化都无法说出名称来描述。而贵霜帝国、大夏文化都对中原文化形成了影响。 文明的交互很大程度上来自商贸和战争，商贸提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而战争加速了的文化之间的互相学习和融合。因此，如果说中原文化是兼容并蓄的，不如说这是人类的迁徙、文明相遇、文化交流过程中很自然的现象。比如，回到佛像问题上，很多早期的佛教充满了希腊式风格的样式，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佛教传承过程中大夏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古代的人像、马等雕塑、笔画中常常能够看到粗犷的风格，也是多受到波斯艺术的影响，或者说早期很多的工匠都是来自波斯或是西域。在一个以土木结构为主国家里，石刻雕塑的大规模出现也在于丝绸之路带来了植物品种、货品之外，还吸引了许许多多的外部世界的能工巧匠、文化学者的前来。 二、认同：信仰的统一之路 如果罗马被称作欧洲文明的祖先，那么中原也谈得上东亚文明之母，而新月沃土、迦南走廊也称得上宗教信仰之都，于是在《耶路撒冷三千年》里，耶路撒冷被看作为最接近天国的地方。丝绸之路两端从古至今建立起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但中亚似乎始终在两翼扩张的夹缝中一直经受着军事和文化的冲击，难以持续的维持其正常的政治体系和传统的延续。但正因为此，中亚、西亚的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经历文化的不断交织和混杂，去不断的思考人现世的苦难与解脱，在精神世界寻求救赎与归属。因此，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了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婆罗门、伊斯兰教等曾经或是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宗教信仰。而每一个部族、每一个族群或是政权都以此之名开始自己征服世界的道路。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祗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宗教信仰的竞争，也会带来世俗政权对于占有优势地位的宗教的投资，以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对于政权的掌控力。比如波斯萨珊帝国所依靠的琐罗亚斯德教、阿巴斯王朝所依靠的伊斯兰教。这类现象遍布整个丝绸之路，而两端的国家例如罗马和中国则成为例外。前者通过古老的民主的方式将宗教这种神秘力量进行的限制，而东方的中国则因为长期处于一个半封闭的地理空间内，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从而能够培养出一种持续的政权根基和文化传统，以抵御宗教对于世俗政治的干涉。而宗教其实也替代了价值和信仰体系，它可以是宗教，在现代社会可能就成为一种文化，当美式文化和民主席卷欧亚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替代了宗教，在用另外一种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影响世界。 然而中亚、西亚较为开放的环境，关键是深处在东西方两个文明之间成为商贸、财富和文化的传输带上，因此也被视为应当予以控制的关键地带，成为各个王朝、部族的必争之地。随着宗教和信仰也通过商人、商道迅速的传播网世界各地，因此信仰分散、民族混杂，任何一个王朝、帝国都很难获得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推进深入的融合。 一个经过融合而又统一的国家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1、统一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系统；2、能够被贯彻全国各地、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3、统一的货币与财税体系，保证帝国之贸易流通通畅；4、稳定的权力架构和继承制度，以保障强有力的政权来维系帝国内部的认同。 因此，我们读完这本书后对历史上各个帝国、王国进行了解，都会发现在很短的存续期间内鲜有国家能够在相对安稳的周边环境中推动这样重要而要持续、浩大的社会治理工程，除去东方的中国外，印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也一直难以完成这个过程，至今仍深陷入种族和多语言矛盾中。而且，中亚、西亚长期以来的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游牧或是半农半牧的生活习惯，在多民族国家里移风易俗建立国家认同增加了困难，而这样的结果就已经是千年之后现代社会的状态或是仍然要面对的难题了。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周边的这种不稳定性，以及丝绸之路经过区域的水草丰美和土地富饶，成为游牧民族不断侵袭和避险重要目标。丝绸之路长期而不间断的受到冲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常常来自于经济因素：在古代社会大多时候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周期性恶化带来的饥荒和死亡威胁，迫使游牧民族南迁，比如公元4-5世纪前后，西至欧洲，中亚西亚的波斯帝国、以及东方的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的环境恶劣导致大量的游牧民族入侵，在东方就是五胡乱华，在欧洲则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而在现代社会则是经济的衰退，也会加速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安定因素。 历来的研究都将问题归结于宗教的冲突、文明的冲突，而实质问题是在古代社会很难在丝绸之路上就游牧、半游牧民族和农业区域里建立一种长久和持续有效的认同。人口的流动性，特别是战争带来的人口迁徙很难保证某一种政治传统或是文化认同得以建立。因此，宗教的传播可能是最为成本低廉的建立认同的方式，以往的多神宗教实质上是过于贵族化的方式，以帮助统治者减少统治上的难度，但其本身无助于从生活方式、生产组织、文化理念上长期的维系底层社会。这就是丝绸之路上能够出现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一个比一个更为新型、更具有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于是穆罕默德说真主是最为仁慈的，但他同样也会同样惩罚那些不愿意敬畏他的人。另外伊斯兰教教义早期能够吸收希腊、拉丁、犹太、波斯等各种不同语词，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信仰进来，坚持用阿拉伯文书写和朗读《古兰经》无非就是在保证伊斯兰教的传承能够更好的和解更多的群体，并用一种统一的文字语言和宗教文化将其笼络起来。每种宗教本身的目的都在于建立一种认同，从而寄希望于在丝绸之路上消弭战争和冲突，但是每种宗教都有其不足，包括传播过程中对于教义的分歧，而最终会被利益目的的纷争所放大。而伊斯兰教能够在千年来快速的崛起并占据优势地位，正在于它不再单纯的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分配方式，并以此建立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宗教是促成丝绸之路新型共同体精神和组织宪章。然而伊斯兰教本身也存在教义传播上的分歧，即使整个丝绸之路都被安拉所引领，但仍然有各自的利益目标。 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的将问题归结于文明的冲突，而忽视了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上最为可观的事实，那就是丝绸之路联系东西方，无论是其本身的富饶，还是两端文明带来的吸引力与想象空间，都使它成为了利益冲突的战场。这可能是宗教和政治这些表象体系本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它不像欧洲可以通过罗马体制遗留的民主、对话方式来发展解决，也不像东方利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保持长期的维系。而它的未来一定不是在于宗教，而在于经济上安定和独立、并促进一个强有力的法治政府的维持。伊斯兰教用了千年多的努力希图通过宗教认同的方式来消弭冲突，在现代社会看来俨然已经是失败的，然而，这种深入人心的行为宗教也很难会被代替和退去。但是同它类似的基督教社会的前路却已经成为丝绸之路国家前进的向导，只有宗教逐渐的退出世俗生活，让利益冲突更多的显露在世俗政权强有力的治理下，促进法治，保障对话和协商才能有效的消弭纷争。而关键的因素还在于经济和宗教改革。 三、秩序失效的空白地带 丝绸之路实质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即使任何强势帝国的崛起也并不一定是要毁掉这条充满财富的道路，或许更是一种占有和垄断。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在大航海文明开启之前都将离不开陆上商贸这样重要的通道，即使是现在社会，丝绸之路的延续即使商业的国际化的延续，也是政治文明借以互动的载体。“一路一带”的提出无非是将一种客观上无法断绝的关系正式化，将一种受到干扰的通路重新建立，这是丝绸之路上所有国家的一种努力，也是对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种自我拯救方式。 历史的过程展示了一件客观上需要正视的一个现象，对于外围世界的延伸和探索实际上是向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翼扩展的。这种很自然的张力决定了丝绸之路国家的精力是双向的，而且还时不时的需要应对来自北方的侵袭。因此，向两翼扩张的张力始终会造成力量的空档地带，任何一个强势的帝国都很难在跨越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疆域里保证帝国有效秩序的维持。这不仅仅是在信息化尚未出现时东方中国所不断苦恼的问题，而在丝绸之路国家则显得更为严重。而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阿巴斯王朝、塞尔柱人、蒙古人，都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扩张空间，帝国的边缘的最大化时也是帝国的秩序在强大的张力下崩裂的时候。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民族和国家的复杂性，很难在步步为营的节奏下建立认同而稳固国家秩序，急速的征服以消灭任何潜在的不安因素都无法根除帝国的不安。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持久的建立融合的统一秩序，两翼太强大了，中亚和西亚的断带为每一个新生的力量留下了生存的机会。 正是这种散乱、混杂造就了自埃及、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费尔干纳盆地、阿富汗走廊、天山南路甚至直至河西走廊，从古至今都是一条松散很难组织起强势防御的狭长地带。在新航路开辟后，任何一个海洋强国都能够意识到防止一个强势的亚洲帝国的崛起都在于在这条地带撕破任何一个口子，从而造成长久的混乱和不安。而丝绸之路上各民族自身的宗教分歧和冲突也很难在彼此之间维持一种和解的局面。 虽然中国人很聪明的意识到，对于东方社会最大的威胁来自西域，但是也需要深刻的认识到在这条秩序的空白地带建立一带一路的合作也仍然任重道远。这不仅仅是输出利益，但又不能输出太多的价值观。缺乏一个长期性的国策来维持这些国家的利益交换，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稳定是颇具技巧的。任何一种不安的因素都有可能将这种尝试的力量斥退回帕米尔高原以西，成功则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古老的天山南北地带的稳定。 西方人从来未曾放弃过从西亚地中海岸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深入这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直至今日英法美各国始终重视的开启亚洲世界的开端。巴以冲突、两伊国家、阿富汗走廊之所以始终陷入乱局都始终是西方国家借以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干预的最好的理由，丝绸之路的意义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即是自东向西通过贸易往来建立稳定的中心，也是自西向东威胁俄罗斯和中国两大国家的战略空间。因此，一路一带所深入的秩序的空白地带也因此显得意义深远。 其他书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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