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许“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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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三遍读，只读完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部分。 不得否认，作者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总结可为精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哲学家术语、研究者者语言、读者语境三者的结合。 这一点很难。 尼采研究因其“表面风格的混乱多样”让研究者与读者望而却步，作者却如庖丁解牛一般将之一一掰开，简赅地概括以“问题没想清楚”、“一种表达的技巧和策略”、“与传统语言之间不得已的反讽、戏拟等游戏”。即使不尽准确，可也足够作为继续思考的基础。 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因其“解释学”方法，本就迫使读者偏离普通的哲学语境；另外存在学要求的“一跃”，更是需要读者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整体语境宏观统御之后方能顾盼自如。 单纯的利好也不需要我多加置喙，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以“争辩”的态度去评价。 作者之评，失之盖棺定论。“昨日之岛”说本书“流于介绍，对象的问题域完全遮蔽了作者自身的问题域，也许是太认同了吧”。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作者并没有在书中明确区分哪些部分是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哪些是作者本人的分析。但是每个部分通读下来，发现作者已经对每位哲学家表达了自己的问题域：对于尼采，作者以“权力意志”为核心，在海德格尔的尼采研究基础上评述；对于海德格尔，作者聚焦在“四方境”。 作者的尼采研究开篇极为精彩，寥寥数语将海氏《尼采》前三卷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囊括一空：“权力意志”和“同一者的永恒回复”，以此两者为核心，作者统观了尼采的艺术论、真理论与道德论。于艺术论，一句“唯有作为审美对象，这个世界才是合理的”足矣；于真理论，“真理的本无”与“道德的需有”构成了极具突破性的内核，从而向柏拉图-基督教世界奏响了战歌；于道德论，作者剖析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与“积极的虚无主义”，认为尼采否定前者而积极歌颂后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总的来看，作者确实完成了其在前言中的目标，即反对德里达的结构主义，从海德格尔的管中去窥尼采这头统一的豹子。 然而对于作者条理清晰的分析，我有几点问题：尼采思想是否能够统一在“权力意志”之名之下？“超人”何处？“主人道德”与“超人”如何分裂？ 第三个问题，由于我并没有通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尼采著作，因此不在此处妄言。不过在第二个问题上，作者似乎将海德格尔洋洋洒洒的《尼采》中三大核心略去了一块。抛开了“狄奥尼索斯”“查拉图斯特拉”“超人”的详述，只在“权力意志”落脚，就不可避免地疏离了尼采关注的“生命”，而粗鲁地将“生命”、“主人道德”以及“权力意志”等同起来。 最后，在第一个问题上，作者第一章的总结性陈词大约是从《权力意志》中攫取而出，问题是，这本未完成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引用的？若是如德里达一般热衷于分析尼采的每句只言片语、每一张面具与每一双透视的双眼，那自然无恙；可作者若是打算陈述“一位”尼采，则大约不能粗略地如海德格尔索引尼采一般将这本“遗作”与其他著作等而待之。迈克尔·坦纳在牛津通识读本《尼采》中对海德格尔对待尼采的态度的批评，我认为是在理的。 对于海德格尔，作者也似乎忙于向读者普及“四方境”与“命运之思“，却失于陈述海德格尔如何探索出他的“存在”，直接跳到海德格尔对命运、技术、诗与思的讨论中。不可否认，作者在这几个主题上的叙述大体不离海氏本意，不似某些书籍对海德格尔的理解那么偏颇（例如牛津通识读本《海德格尔》）。 然而，也许出于想要更快给读者介绍海德格尔哲学的全域，作者丢失掉了一个关键的命题：“此在”。 舍弃了“此在”的论述，也就舍弃了对整本《存在与时间》的论述。作者似乎继承了海德格尔自己对《存在与时间》的批评，因此并没有花多少笔墨去详细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形而上学的“存在”的差别究竟有多么不同。这是一个好的诀窍，有利于读者迅速进入作者与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域。 很可惜，海德格尔自己可以贬低他的《存在与时间》，他以外的人也许并不享有如此殊荣。或者毋宁说，海德格尔对他的《存在与时间》不是一味贬低的批评，而依然是与曾经的自己的“争辩”，正如他与他之前的形而上学家的“争辩”一般。海氏对《存在与时间》的批评建立在其必要性之上，是对其讨论的基本问题的肯定与澄清。这套语言，海氏不厌其烦地在他的其他著作中改进语言进行描述（《形而上学导论》《尼采》《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因此绝非简单的否定。 也许作者认为，“成己发生”是比“此在”更高一重的表述。然而如若不细细探究“此在”，“成己发生”似乎只是一个相互映射的镜面，足够新颖，却似乎缺乏了一些深度，缺乏了一些说服力。人可以去想象“成己发生”的情景，可是那如何是“命运”？这当然可以回到书中的命题，人类被技术的强迫去蔽所遮蔽，因此无法听闻命运的寂静之声。可是，这不就陷入循环论证了么？这里本应有更好的道路。否则，会沦为说一些正确却无用的话。 总合尼采与海德格尔两个部分，作者在全局的介绍上眼光独到，但是独独在对“人”的境遇的介绍上，例如尼采的“超人”，例如海德格尔的“此在”，往往一笔掠过，似乎是害怕在此着墨过多会陷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本主义”里去。然而纵使舍弃“人本主义”的偏见，“人”依然是哲学不可或缺的核心之一。刻意忽略“人是如何的存在”，虽然利于全文的简洁，避免了陷入到哲学论述的弯弯绕当中去，但是也造就了一重危险：如此论述的尼采、海德格尔，尽管在书中如何颠覆形而上学、如何走出一条出路，可似乎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形而上学的窠臼中。尤其是作者（赞同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最后一名形而上学家”，在更为这种论述所加强。且不言以此强化的论点是否客观，至少这种危险应为人所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