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美国作家苏珊桑坦格在其作品集《疾病的隐喻》里，探讨了身体疾病由一种生理性的病变延伸为道德批判的隐喻的这一过程。她对于疾病的这一论述，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生活中许许多多的由疾病延伸出的言语——我们会用“精神病”来骂人愚蠢；我们会用某一种“性病”来描述所批评对象的生活不检点；而在现代的汉语口语中，我们经常在某一形容人的形容词后加上“癌”字来表示某种特性的无法改变程度，例如：“懒癌”、”尴尬癌”等等。这些后缀并非表示任何真正的身体上的病变，而是突出所描述形容词的程度之深。
     癌症，虽部分被现代医学所攻克，但仍就被看作是人类身体健康之最大敌人，这就更何况一个世纪之前的人类世界。因由语言历时性的连贯性，疾病的隐喻也存在于那时的文学作品之中。在前苏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就有这样一部作品，以“癌症”为题，铺开了作者索尔仁尼琴对于彼时代苏联社会的批判性隐喻，这部作品就是《癌症楼》。

                                                        楼与楼外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小说丝毫没有铺垫，一开篇就将我们拉入到这个布局好的巨大的隐喻之中。苏联的党政干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以下简称为鲁萨诺夫）罹患癌症，万不得已，来到这个与“伟大祖国”的繁盛景象丝毫无关的地方。在他的理解里，革命的祖国到处都是鲜花与歌唱，到处都洋溢着革命的活力与高尚的奉献（虽然他在想到个人时时常不会这么想），而当他真正住进了这塞满了苏联广阔土地上诸多加盟共和国里的癌症患者的大楼时，他的每一个下一秒，思想与观念都在受到巨大的冲击。
     当然，小说的主人公不是鲁萨诺夫，（如若是他，那么将会是多么的无聊，抑或说是小说极有可能成为作者所不齿与批判的那类小说）而是在之后第二章才登场的科斯托洛洛托夫·奥列格。（以下简称奥列格）而小说有意思的正在于这点，作者于批判立场上写作却以一个标准的苏联式的官僚视角来将读者带入到小说之中，这无形中延展了小说的张力。
     由“癌症楼”这一形象的比喻我们便能很自然的将小说的立场定义为批判性质的，虽说过于武断，但也无妨我们推进对这一意象的继续想象。许多人愿意将“癌症楼”这一意象看作是作者对于苏联的隐喻，而我却认为不然。我更加倾向于将癌症楼看作是“异端”们的集中地。虽说在小说中依旧存在在许多对于“流放地”“永久流放身份”的描述，但毋庸置疑的是，癌症楼同样是一个“流放之地”——每个人都被迫来到这里，每个人都极度渴望出去。这与人们的被流放是一致的，鲁萨诺夫在进入到癌症楼之时也不停念叨：“根本不是癌。”
     而与癌症楼相对应的，则是楼外世界，也是倒数第二章主人公奥列格脱离癌症纠缠而最终回到的这个世界，它不言自明的对应物即是当时的苏联社会。《癌症楼》开始创作于1963年，这正是赫鲁晓夫对于第二波“解冻文学”大潮进行刹车之时。“解冻文学”始于爱伦堡于1954年创作的《解冻》小说，从而便由当时执掌苏联政权的赫鲁晓夫推动，是一个以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规范、反对“无矛盾冲突”的文艺创作理论。题材上，赫鲁晓夫鼓励作家们大胆揭露斯大林时期的一些黑暗史实，而由这点我们其实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并非真正出于文艺自由的目的来推动这具有变革性质的运动，他更可能是出于私己的政治诉求而放松了之前锁在苏联作家脖子上的镣铐，于是便有了两次因为感觉到“过度自由化”对于苏共意识形态的冲击而终止了这项文艺运动，《癌症楼》的创作正是始于此。因此不得不说，即使抛开文本，单单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入手，我们也能想见这部作品的批判意味。
                                                       奥列格：镜中自我
      对于索尔仁尼琴稍有了解的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便能明显的感知到，小说的主人公奥列格，其实就是索氏自身的一个映射。与奥列格由于大学期间讨论政治而遭到流放，而之后又由于罹患癌症被迫来到癌症楼相似，索氏自身也有着相近体验。他在1945年的东普鲁士前线给友人的寄信中因对斯大林用辞不敬而遭到流放，而在流放其间患上了癌症，并于1954年获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医院治疗。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能将小说中的奥列格看作是作者在小说中对于自己的一种映射。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作者借奥列格之口，以若有若无的语气向护士薇拉陈述斯大林时期的罪恶；借奥列格之口，与鲁萨诺夫辩论之际，说出了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根源论”的不同见解；同时也在文中，在奥列格出院之后，描述了他对于今日（彼时）之苏联的不适与迷茫。
      在小说中，奥列格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无论从剧情还是从篇幅上我们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作者并没有让奥列格一个角色说完自己所有的话，这也符合了索氏的复调叙事。（这在第三章将会详述）因此奥列格虽不一定是索氏人格的完全体现，但也正因如此，使得小说人物更加的真实，而不至于使得这一角色成为一个纯粹的作者人格的复制品而略显僵硬。小说里的奥列格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退伍军人，他的觉醒更多的是直接得益于自身的经历与对于周身环境的感悟，因此也更显得朴素和真实。在对待医院对于其癌症的治疗方面，奥列格显然是“反科学主义”的，他在病房大谈“伊塞克湖草根”；在对待感情上，奥列格又有着多数男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多情”的基因，他在面对薇拉与卓娅之间的感情抉择上，显然犯了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而这一摇摆态度也直接导致了之后薇拉对其长时间的冷漠；而与“解冻”之前的苏联小说所刻画的大多数“无性”的人物不同，奥列格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在面对要对其注射抑制雄性激素的药剂之时，他的态度是宁死不屈，因为他将“性的欲望”视作是生命里最大的满足，无此便不如去死，这样一种观念也在小说的另外一处得以体现——阿霞在得知自己因患乳腺癌将被割除一只乳房时，痛苦万分——这作为女性第二性征的器官的被抹去将被视作是性的吸引力的减退，同样，阿霞也说出了与奥列格相似的话：“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与“解冻”之前的小说人物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也许索氏通过奥列格不仅仅展示出自身的形象倒影，更多的还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也蕴含在奥列格的言行与其所嵌入的小说情节之中。

                                                                病人们
      作家在塑造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许多其他的角色，这便是上文所说到的索氏的“复调式”的叙事方法。在理解小说的其他人物时，并不能割裂他们与奥列格的关系来单独分析，而更多的应该看作是作者用这些角色，去填补奥列格的视角之缺。由于小说中人物之众无法一一列举，只拿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说说。
      文中除了奥列格之外，可能最生动的人物便是鲁萨诺夫了。虽说小说的剧情并无多大的波澜起伏，剧情里也不存在绝对的善恶冲突，因此无所谓正统意义上的正反面角色，但如果一定要立正反，那么作为小说所批判的一类形象的代表所出现的鲁萨诺夫，便成为了小说中最大的反派人物。鲁萨诺夫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苏联公民，但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凭借着诬陷与迫害他人而起家，而在患病前已然成为了苏联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里的一个腐朽的官僚。虽然他口口声声念叨的都是饱含着“社会主义式的”与“清教主义”混杂的高尚情操，但其实对于自己有利的算盘打得十分的精细；虽是口口声声说为了人民，但是在打心眼里是瞧不起真正的无产者的，这无论从小说开头对于医院里平民级别的待遇的不满，还是从之后与平民恰雷的交往中都能看出来，这样的一种奇特的看待事物的“辩证法”，使我联想到了奥威尔笔下“1984式”的“双重思想”——即服务于自身统治利益的即是可以接受的，而反之则是精神污染。这是索氏借描述鲁萨诺夫的矛盾，间接的批判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深层错乱”。
      而作为小说里着墨最多的女性角色，薇拉也是一类人的代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薇拉自身的命运也是十分悲惨的：她的哥哥是在“大清洗”中被捕的，母亲经受不住打击而去世，而薇拉的恋人则在此后的卫国战争中牺牲，薇拉将其人生的快乐全部的寄托在了医治病人之上。按照情理，这样的一个悲惨角色，应当是会对自身的命运产生极大的不满与反思，进而质疑整个社会与时代。而薇拉并未这样做，她接纳了这一切，并默默承受着，这难道不与我们大多数惨遭暴政欺凌的大多数民众的选择一致吗？薇拉是有典型性的，虽说在小说中的主要作用是和奥列格的感情线展开，但在这整个“癌症楼”的巨大隐喻里，薇拉所扮演的，或说其所象征的，正是那样一群默默无声，安静地承受着时代苦痛的人民。甚至在一些时刻，他们还不自觉扮演着暴政的帮凶，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凡的恶”一般，参与到这个邪恶时代的罪恶的共谋之中。这体现于在医院中，作为医生，借助着“治愈病人”的神圣话语，无条件的单方面的对病人进行不考虑后果的治疗，这样一个隐喻，充满着福柯的意味，我们在薇拉这样的角色身上，看到了这个邪恶时代是如何成为了可能。
       之后的这个角色，则是全书中与奥列格气质最接近的一位——舒卢宾。当然，作为知识分子的舒卢宾，不可能与奥列格完全相同，他在书中的形象也是稍显神秘和沉默的，而在仅有的几次说话中，又无不流露出其思想的深邃与尖锐，而对于过去经历极其敏感的奥列格仅仅通过舒卢宾的习惯用语便知晓了他为一路人，由于舒卢宾更加年长，并且知识背景要优于奥列格，在小说里他更多的扮演了奥列格的导师式的角色。其实，若不是索氏对于舒卢宾着墨过少，其实可能文中真正能说与作者形成映射关系的应该是舒卢宾。文章中最激烈的高潮出现在第二十九章：《软话与硬话》，在这一章里奥列格与鲁萨诺夫因观点不合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双方各自由很情绪化的观点呈述而使辩论到了完全无法达成公示的局面，这时，很少说话的舒卢宾简短的插入到了对话之中，仅仅是引用了列宁于《四月提纲》中所提出的愿景与现实的差距，便使得鲁萨诺夫哑口无言。舒卢宾在之后与奥列格的谈话中所表述的清晰的、系统的对于苏联社会思潮以及现状认识的观点，我们能管中窥豹式的从中看到索尔仁尼琴思想的影子。

       当然，不仅仅是这三个人物，索氏还通过“癌症楼”里大量的病人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悲惨而又令人深思的世界：“焦姆卡患了骨癌，叶夫列姆患了舌癌，普罗什卡患了心肌癌，年仅17岁的阿霞患了乳癌；甚至为此类病人服务多年，在这一领域从事过深入研究的医生董佐娃最后也患了癌症。在名册上他们很少看到不治而亡者，那是因为重症患者大多都在治疗无效时离开了医院。生性好动而迷恋上托尔斯泰生命学说的叶夫列姆，在离开癌症楼时满怀生的喜悦，但不久便离开人世。天真朴实的普罗什卡，在被告知可以出院时喜出望外，带着一纸写有拉丁文“无法手术” 、而他自己毫不知情的通知单高兴地走出病房，走向了死亡。甚至狡猾多疑的鲁萨诺夫眼看着脖子上已缩小的肿瘤，也兴奋地与家人回家团聚，但医生对他的诊断是“不知能否靠自己的抵抗力坚持过一个月” 。”
我在读完小说后始终无法忘记的是舒卢宾即将面对死亡时，对奥列格所说的那段话，我也一直将这段话，看作是索氏对于自身的最高要求：“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参阅文献：
[美]苏珊桑坦格 《疾病的隐喻》 程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
[俄]索尔仁尼琴 《癌症楼》 姜明河译 群众出版社 2000年
《赫鲁晓夫与苏联“解冻文学”思潮》 李华 南京社会科学刊发 2008年第2期
《癌症楼的隐喻》 郁旭映 《俄罗斯文艺》 2009年3月
《癌症楼中索尔仁尼琴对“国家之癌”的反省》 齐宏伟 《域外文苑》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