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成为“黄种人”，东亚历史随之改变了
刊于《凤凰周刊》
谢霆锋唱的《黄种人》里，有这么两句歌词：“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很是激昂向上。对中国人而言，能被称为黄种人，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不仅代表了黄帝、黄河、黄土地，更是被皇室垄断的高贵颜色。于是，我们从小被告知自己属于黄种人时，可以很容易地接受，而不会对照肤色，纠结一会儿——这怎么能算是黄色呢？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定义人种的西方人眼中，白色才代表高贵，至于黄色，则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因此，黄种人这个概念出现时，充满了种族偏见。美国学者奇迈可的新书《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即利用丰富的史料，研究了几百年来，东亚人是如何从西方旅行家笔下的“白人”，一点点“堕落”为黄种人的。有意思的是，此种划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却对中、日两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诞生于种族歧视下的“黄种人”
这本书简体版的副标题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应当是借鉴了前些年在罗永浩推荐下，风行一时的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但其实台版副标题“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显然更为贴切。奇迈可最初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发现，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笔下，东亚人都被称为“白人”。《成为黄种人》中举了不少例子，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中国和日本人是“白色的”；此后，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的说法，依旧是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是“白人”。不过按照奇迈可的解释，这种描述针对的不仅仅是肤色，更是对中、日两国人“财富、力量以及较高的文明等级所带来的附加印象”，这里颜色代表的是某种“价值判断”。
西方人自豪于自己的“肤白”，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白皙的皮肤被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西方人在东亚传教遇到重重阻力后，对这里人们皮肤的描述自然不再是白色。1596年，利玛窦发现，整整15年过去了，广东还只有100名中国教徒，于是他写道，“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则变得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发出禁令后，日本人的肤色也被改写为和中国人一样的“橄榄色”。
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的笔下，变得多种多样起来，但无一不是“暗色”，有棕色、红色、黄褐色、古铜色、深绿色，甚至黑色。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逐渐被统一为“黄色”，始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现在通行动植物命名法的发明者）。他在18世纪中期的名著《自然系统》里，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luridus”，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视为黄疸病的症状。不久，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而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出一个种族名称——“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其中。
给“黄种人”的几种“欲加之病”
在讨论了东亚人是如何从“白”变“黄”后，奇迈可用两章篇幅，对“蒙古人种”的概念发展进行了梳理。在鲁门巴哈之后，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白人/高加索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人种的三分法，并为世人接受。西方对“黄种人”及“蒙古人种”的印象趋于定型，即将其视为处于白人和黑人间的“中间”种族，虽然中国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区以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这“标志着与白种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在三个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至于肤色最深的黑人，则被认为是野蛮的。
为了证明黄种人进化不完全，身体上存在缺陷，西方人通过有限地观察，命名了三种具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其中，“蒙古褶”指的是眼角皮肤有褶皱，表示东亚人都有一双小眼睛；“蒙古斑”是说东亚人出生时臀部会有斑点，是“血液中有多余的色素”“猴子尾巴的痕迹”；当然，最具侮辱性的则是将表现为痴呆的“唐氏综合症”称为“蒙古症”。西方人曾认为“唐氏综合症”是白种人特有的一种疾病，视其为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患病者会表现出一些东亚人的特点，比如“‘孩子似的’语言和模仿的倾向”。《成为黄种人》里引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说法，“一些痴呆者也是黄色的，面如土色……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都确确实实是黄色的”。
通过医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4种所谓“内眦皱襞”中，只有1种在东亚人身上是常见的；“蒙古斑”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东亚婴儿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会有，在中国被俗称为“儿痣”；更不用说，所谓“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独享”的病症，如遗传学者说的那样，“唐氏综合症的来源根本与种族无关”。但是，这些说法既已深入人心，已不再是科学结论所能改变的了。简单搜索即可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文章在讨论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着有蒙古血统这样的问题。
被污名为“黄祸”的“黄种人”
奇迈可为《成为黄种人》这本书撰写的最后一章名为“黄祸”，讨论近代西方对黄种人的恐惧，及中、日两国由此产生的反应。这一章意义重大，而内容相对单薄，读者不妨参考为本书台版作序的杨瑞松的一本书——《病夫、黄祸与睡狮》（政大出版社，2010年）。杨瑞松在第三章《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像》中细致梳理了“黄种人”及“黄祸”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简言之，在“蒙古人种”概念出现后，被同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联系，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画师绘制了一幅“黄祸图”：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范着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题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近代欧洲人对黄种人的恐惧，主要缘于当时中日两国都在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了白种人的生存空间，产生人口上的威胁。由此，美国曾长期实行“排华”“排日”政策。
对于突然流行起来的“黄祸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驳斥，另一方面也在多方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将欧洲种族观念照单全收，并试图借之提振中国人的自信。1897年梁启超说，“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至于所谓“黄祸”，梁启超解释说，“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励也”，将西方人眼中的威胁看作对中国潜力的一种恐惧。又因为东亚人同被划为黄种人，中、日联合的观点，也一度流行。
同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甘于同中国人一起居于黄种人之列。罗福惠在论文《“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中讨论了此种倾向，他举例说，日本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声称，西方人“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其实“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但欧洲列强并不以日本要求为意，在巴黎和会上否决了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于是“二战”时，日本改以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领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种论”，宣扬“大东亚共荣”，为侵略寻求合理性。
由奇迈可《成为黄种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出现以来，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观念，以至大多数中国人今天还以充满歧视意味的黄种人自居。其实这种认同完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因此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种族的随意阐释，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看上去依旧相当合理，不觉“违和”。
对于“种族”问题，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冯客，有着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在他看来，“‘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这些生理上的差异自身并不引致文化的差异，而是用来使角色的预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说法正同奇迈可对“黄种人”的研究前后呼应。
谢霆锋唱的《黄种人》里，有这么两句歌词：“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很是激昂向上。对中国人而言，能被称为黄种人，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不仅代表了黄帝、黄河、黄土地，更是被皇室垄断的高贵颜色。于是，我们从小被告知自己属于黄种人时，可以很容易地接受，而不会对照肤色，纠结一会儿——这怎么能算是黄色呢？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定义人种的西方人眼中，白色才代表高贵，至于黄色，则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因此，黄种人这个概念出现时，充满了种族偏见。美国学者奇迈可的新书《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即利用丰富的史料，研究了几百年来，东亚人是如何从西方旅行家笔下的“白人”，一点点“堕落”为黄种人的。有意思的是，此种划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却对中、日两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诞生于种族歧视下的“黄种人”
这本书简体版的副标题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应当是借鉴了前些年在罗永浩推荐下，风行一时的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但其实台版副标题“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显然更为贴切。奇迈可最初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发现，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笔下，东亚人都被称为“白人”。《成为黄种人》中举了不少例子，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中国和日本人是“白色的”；此后，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的说法，依旧是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是“白人”。不过按照奇迈可的解释，这种描述针对的不仅仅是肤色，更是对中、日两国人“财富、力量以及较高的文明等级所带来的附加印象”，这里颜色代表的是某种“价值判断”。
西方人自豪于自己的“肤白”，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白皙的皮肤被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西方人在东亚传教遇到重重阻力后，对这里人们皮肤的描述自然不再是白色。1596年，利玛窦发现，整整15年过去了，广东还只有100名中国教徒，于是他写道，“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则变得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发出禁令后，日本人的肤色也被改写为和中国人一样的“橄榄色”。
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的笔下，变得多种多样起来，但无一不是“暗色”，有棕色、红色、黄褐色、古铜色、深绿色，甚至黑色。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逐渐被统一为“黄色”，始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现在通行动植物命名法的发明者）。他在18世纪中期的名著《自然系统》里，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luridus”，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视为黄疸病的症状。不久，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而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出一个种族名称——“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其中。
给“黄种人”的几种“欲加之病”
在讨论了东亚人是如何从“白”变“黄”后，奇迈可用两章篇幅，对“蒙古人种”的概念发展进行了梳理。在鲁门巴哈之后，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白人/高加索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人种的三分法，并为世人接受。西方对“黄种人”及“蒙古人种”的印象趋于定型，即将其视为处于白人和黑人间的“中间”种族，虽然中国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区以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这“标志着与白种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在三个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至于肤色最深的黑人，则被认为是野蛮的。
为了证明黄种人进化不完全，身体上存在缺陷，西方人通过有限地观察，命名了三种具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其中，“蒙古褶”指的是眼角皮肤有褶皱，表示东亚人都有一双小眼睛；“蒙古斑”是说东亚人出生时臀部会有斑点，是“血液中有多余的色素”“猴子尾巴的痕迹”；当然，最具侮辱性的则是将表现为痴呆的“唐氏综合症”称为“蒙古症”。西方人曾认为“唐氏综合症”是白种人特有的一种疾病，视其为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患病者会表现出一些东亚人的特点，比如“‘孩子似的’语言和模仿的倾向”。《成为黄种人》里引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说法，“一些痴呆者也是黄色的，面如土色……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都确确实实是黄色的”。
通过医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4种所谓“内眦皱襞”中，只有1种在东亚人身上是常见的；“蒙古斑”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东亚婴儿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会有，在中国被俗称为“儿痣”；更不用说，所谓“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独享”的病症，如遗传学者说的那样，“唐氏综合症的来源根本与种族无关”。但是，这些说法既已深入人心，已不再是科学结论所能改变的了。简单搜索即可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文章在讨论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着有蒙古血统这样的问题。
被污名为“黄祸”的“黄种人”
奇迈可为《成为黄种人》这本书撰写的最后一章名为“黄祸”，讨论近代西方对黄种人的恐惧，及中、日两国由此产生的反应。这一章意义重大，而内容相对单薄，读者不妨参考为本书台版作序的杨瑞松的一本书——《病夫、黄祸与睡狮》（政大出版社，2010年）。杨瑞松在第三章《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像》中细致梳理了“黄种人”及“黄祸”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简言之，在“蒙古人种”概念出现后，被同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联系，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画师绘制了一幅“黄祸图”：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范着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题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近代欧洲人对黄种人的恐惧，主要缘于当时中日两国都在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了白种人的生存空间，产生人口上的威胁。由此，美国曾长期实行“排华”“排日”政策。
对于突然流行起来的“黄祸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驳斥，另一方面也在多方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将欧洲种族观念照单全收，并试图借之提振中国人的自信。1897年梁启超说，“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至于所谓“黄祸”，梁启超解释说，“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励也”，将西方人眼中的威胁看作对中国潜力的一种恐惧。又因为东亚人同被划为黄种人，中、日联合的观点，也一度流行。
同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甘于同中国人一起居于黄种人之列。罗福惠在论文《“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中讨论了此种倾向，他举例说，日本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声称，西方人“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其实“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但欧洲列强并不以日本要求为意，在巴黎和会上否决了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于是“二战”时，日本改以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领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种论”，宣扬“大东亚共荣”，为侵略寻求合理性。
由奇迈可《成为黄种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出现以来，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观念，以至大多数中国人今天还以充满歧视意味的黄种人自居。其实这种认同完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因此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种族的随意阐释，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看上去依旧相当合理，不觉“违和”。
对于“种族”问题，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冯客，有着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在他看来，“‘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这些生理上的差异自身并不引致文化的差异，而是用来使角色的预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说法正同奇迈可对“黄种人”的研究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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