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韩健夫：气候何以塑造历史
文/韩健夫
气候变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一条隐线，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存，全世界各个角落生活的人们无时不刻不在它的影响之下。寒冷的屡屡侵袭，干旱的持续蔓延，无不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与破坏。处在东亚季风和西风带分别作用下的中国，旱涝与极端寒冷等灾害更是异常频繁。在如此气候环境下，中国历史的发展轨道中存留有大大小小的气象灾害痕迹，这些串联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民众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无论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还是游牧为业的北方政权乃至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均难逃气候波动的影响，而寒冷与干旱的并发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形，不幸的是元与明朝就处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之下。由此上演出的一幕幕“精彩”故事，用卜正民（Timothy Brook）给出的“挣扎”一词来形容则再形象不过。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大家，卜正民曾著有《纵乐的困惑》、《维梅尔的帽子》、《杀千刀》及《秩序的沦陷》等多部颇受关注的作品，其颇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与史学视角早已为国内外读者所熟知。作为《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撰写了该系列中的第五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视角来写作元、明两朝的通史，可谓开风气之先，而通史的开端是一段有关龙的传说——“龙见”这一颇具想象与寓意色彩的文化符号，在作者笔下发挥出最大的引申意义与阐述价值。在“龙见”一章的末尾，作者道出“龙见”寓意下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和商业化。之后全书便以气候为线索贯穿讲述元明时代的上述主题。
作为帝国的骨架，“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的广阔幅员使以农耕为主的明王朝，直面气候迥异于己且更为广大的周边世界。广袤疆土下大一统的实现与宣传，亦是从元到明不变的疆域观念。在辽阔疆土的背后，是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网络，它保证了帝国长距离运输的通畅。同时，体国经野之道也随着持续增长且不断迁移的亿兆之民而不断做出变更。大一统王朝的维持，对外需要面临来自北方草原与南方海域的挑战，对内需要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赋税钱粮的征收与调运。而这一切在作者看来无不受到来自气候变迁的影响，帝国的一切均与之紧密相连。在“龙见”之后所展示给读者的元明幅员，面面俱到地勾勒出王朝的地理面貌，为后面的阐述搭建起舞台。随后作者又从可汗到皇帝的演变归纳出元明两朝政治制度的延续性，并以解读重大政治事件的叙述方式举重若轻地完成了对元明两朝政治特点的介绍。这其中作者不忘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穿插作为全书线索的气候要素，并以凸显其作用机制。其中，在土木之变中引述的童谣可谓恰到好处。
雨滴，雨滴，（予弟，予弟）
城隍，土地。（郕王，土地。）
雨若再来，（御若再来，）
谢了土地。（卸了土地）
一语双关的童谣，既反映了景泰年间气候异常寒冷、连遭大旱后民众的心态，也体现出气候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一类表述方式与故事性的叙述特点在随后经济、家族、信仰、南海诸章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被直接命名为“经济与生态”的一章中，作者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元、明商品经济繁荣的大潮下，面对不同程度灾害时国家与社会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对，商业化社会的承受极限在哪里？在这里，作者从商品经济中的食物供给入手展开阐释，所传达出的有关商品经济矛盾性的认识颇有《纵乐的困惑》一书的影子。一方面，商业性因素的广泛出现与地方因灾歉收一样可能导致当地食物危机，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在荒政赈济方面又比国家调控更为有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使商业化在饥荒频发社会中的角色变得十分矛盾与复杂。另外，作者着重指出不同严重程度的灾害还会左右政府与市场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连年极端灾害事件引发的大饥荒是对国家与商品化市场应对能力的不断考验。一旦极端灾害发生，市场力量如何被正确的使用便直接决定灾民与死亡间的距离。
不仅如此，死亡与风险还来自海上。在“南海”一章中，作者利用布罗代尔提出的“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术语，构想出属于16-17世纪的南海世界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风险与财富并存，东方与西方交汇。双赢交易开启的全球化时代，使整个世界被联系在一起。试想一下，在16世纪的这片海域，东亚季风同时吹拂在来自大西洋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之后荷兰人的脸上，使得他们开始与中国人一样考虑季风的规律，感受到来自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力量。可以说，这一时期从分裂走向整合的不仅仅是贸易，还有同时影响亚欧大陆两端的气候变化。同时，交流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面对万历以降频繁出现的极端灾害，来自远方的耶稣会士成为部分明代士人企图解决极端灾害危机与北方民族入侵问题新的求助对象。当灾荒冲击下的社会带给士人前所未有紧迫感的时候，学习欧洲知识成为个别士人经世济民的另一种途径。可以说，气候在海洋贸易及其所影响下的民众生活中，均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在“南海”一章的结尾，作为本章的主人公，畏罪出海者管方洲的命运同样受到来自全球贸易神力及气候的支配。作者在南海一章中极尽讲故事之手段，这种前后呼应，伏笔千里的技巧也被发挥到极致。如果仔细思考，在管方洲的故事中，气候依然隐约存在。因为，那祈福禳灾的大赦何尝不是诱捕管方洲的骗局呢？
频发的灾异同样触及到时人的信仰世界。国家在灾荒冲击下出于财政考虑，不得不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赤字，但同时又担心人民借此机会出家以逃避赋役。另外，灾害的到来使民众更加相信宗教的力量，然而极端灾害所带来的重创又会令不少人担心对寺庙的大笔捐款正在消耗地方的资源。如此矛盾与冲突的心理可能正是元明帝国处于“挣扎”中的一种表现吧。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述种种来自气候的影响均与作者归纳的“九渊”（Nine Sloughs）有关。而这也使读者在读罢全书后，才顿觉原本倍感突兀的“九渊”一章的重要性。其实，此章正是作者用于贯穿元明诸层面隐含线索的集中表述。利用元、明史籍中的灾异记载，作者着重突出了极端灾害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并归纳出大寒、干旱、洪水等数项灾异的发生规律，进而提出元、明两代连续时间较长的九次极端气象灾害期，即所谓的“九渊”。其实，提到极端灾害事件，以往研究中并不缺乏对单一极端灾害的深入探讨，然而像作者这样贯通归纳长达数百年间极端冷暖、干湿事件记载，并甄别出极端灾害期的做法却并不常见。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归纳并未令作者陷入气候决定论之中。在书中作者一再强调，“这些灭顶的‘深渊’并没有左右元明两代的历史，但是他们对当时人们生活、记忆的影响却和其他任何历史因素一样深刻”（p3）。这种对极端灾害历史影响的认识，使作者在解读明代灭亡与崇祯大旱的关系时摆脱了简单的气候决定论，这从最后一章“崩溃”中作者改变提问方式可以看出。其将关注点集中在明朝最后数十年中参与政治、军事的那些具体的人以及塑造这些人行动轨迹的历史条件之上，由此提出了更具意义且难以一言道破的难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p245）。为了给出答案，作者选择将时间轴拉回到两次“万历之渊”，通过对比万历十五年与万历末年两次灾异“深渊”，认识到王朝财政积蓄在应对极端灾害中的重要性。之后再将北方边境军事压力与农民起义放入气候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得出自己对明朝亡于“崇祯之渊”的回答。这一论证逻辑无疑使明亡的解释更加全面而具体。
客观认识气候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做出恰当而全面的解释并非易事。作者一再提醒“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和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释一个王朝的建立和另一个王朝的衰落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但同时又强调“不考虑气候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它对作为整个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影响的话，就无法充分理解这四个世纪的历史”（p251-252）。这样的历史认知让我们对作者最后的大胆结论可以采取更加信服的态度，即“政治变迁、南方涛动（southern oscillation）和海上扩张熔于一炉，产生了史家所谓的早期现代世界”（p253）。
但还是要说，上述评价并不意味着书中没有任何瑕疵。除译者本身在注释中指出的讹误之外，笔者通过仔细核查元明“九渊”一章的注释及正文，对作者关于元明冷暖、干湿波动中的部分结论产生怀疑。如其仅依据正史中的记载做出的冷暖判断，是否足够可信。在某些时段的冷暖判断上与葛全胜等人在《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一文中的结论存在矛盾之处，而后者被认为是现阶段历史气候研究中相对权威的结论，作者是否需要就此给予解释。另外，在之后干旱的判断中，作者引用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的成果。但该图集是以1470年作为起始年份，并不能以此说明这之前元明两朝的干湿变化情况。如此，作者的干湿变化结论究竟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还是另有引用，应再说明。另外，在史料方面，对于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冬季寒冷的史料记载除《江都县志》外还有许多，应该再度挖掘。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及。即元帝国所涵盖的地域范围远比明朝广大，对于元代“九渊”的地域所指应该给出更加明确的范围，毕竟元帝国广袤的疆域中涵盖有大片明朝未能统辖且受西风带影响的地区，而这里的气候特点与中国东部季风区截然相反。
然而，必须要说这仍然是一本可读性极强且耐人寻味的元明通史。从极端气候的环境视角出发解读处于“挣扎”中的元明帝国历史，新鲜且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书中所展示出的广阔视野和闪烁于其中的中西方史实对比，也同样丰富了我们对元明四百年间东西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原载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2017-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