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 , 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写道，他写该书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这一文化涵义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从个人层面的角度来看，在一切都剧烈变动的社会之中，人们开始感到处理自身境遇的无力感，大多数人无法看出自身与身后更大的社会背景、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米尔斯看来，人们需要一种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帮助他们看清世事。从社会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促进社会学的发展避免走向抽象、僵化、空洞的误区。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社会科学的层面来看，其核心是共同的，就是要能够区别、连接“环境中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

作者针对学术环境指出了上世纪社会科学面临的两大误区：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宏大理论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涵盖诸多现象的理论框架，为了使理论内部自洽，笼统框架要进行无尽的细节修补，而在这一过程中，现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抹去。宏大理论表面看起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然而，由于具体的问题被忽略，这样的框架面对现实经验时解释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无效的。因为社会科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学科，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社会科学面向的问题、情境，依据在地情况的不同，就算是同一概念也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与宏大理论相比，另一个走向极端的是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惯用统计的方法来对事物进行分析，注重统计的方法和技术性，研究对象本身的意义在技术化的处理过程中意义被抽空。研究对象被化约为表格、数据，在精确计算的方法的指导之下，如何更科学地使用方法已经跃居于对研究对象内容和问题的理解之上。

在指明了社会学面临的误区之后，作者接着指出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时可能面临的挑战：如何看待实用性和科层制。实用性包含着的是价值取向的问题，机构要求社科学者针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有其实用的考量。评估价值、分清事实与价值是社会科学常常要承担的一个基本任务。科层制是当下组织机构发展中显现出的趋势，并且将继续发展下去，科层制强调行政化的管理，要求研究规范、准确、可量化。实用性与科层制在内部相通，都与体制、机构相关联。在作者看来，任何实用性的研究都包含着政治性，但是科层化的气质指向的是一种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稳固的研究模式，而非带有叛逆性、具有政治力量的研究类型。科层制本身的特点的层级化、技术理性都对社会科学关注问题以及表述问题的方式造成了限制，社会科学过于依赖科层制便会丧失学科的自主性，研究者的身份更像是一种职业，而非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

后续的内容，可以看做是对社会科学发展可供参考的视角。

（1）科学哲学要求在抽象经验主义与宏大理论之间找出一种平衡，来进行学术研究；

（2）人类的多样性要求社会学要有广阔的视野，需要将研究的问题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进行比较性研究，包括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要与其他学科确认共同的导向任务，可以在彼此联系中，拓宽视野，从而在借鉴其他学科思想理论的同时，不为自身系科所限，实践的对象从而面向整个社会科学；

（3）社会学要有历史的视角。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既要重视细节也要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历史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视野广泛但往往会倾向于研究一段时间内的变化，重视历时变化；社会科学则侧重共时比较研究。但无论具体的研究方式如何，社会学的研究都需要借助历史学的方法以及材料。

（4）反思当代理性和自由。米尔斯认为，“现代以来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自由的增进了。”在诸如科层制这样理性组织发展下，人的自由和理性却是被压抑的，社会科学应该担负起唤醒人们对理性和自由的认识。

（5）如何看待政治。随着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权利的不断扩大与集中，相比过去，人们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去改变历史。在一个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的时代，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个人在这样的世界中身处何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就是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成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转换为它们对各种类型个体的人文上的意义。”

虽然距《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出版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作为心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历久弥新，与上世纪50、60年代相比，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对理解自身遭遇无力感的感受有增无减。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把无意义挂在口边，总觉得焦虑如影随形，想要向上进步，却总觉得上面罩着一层透明的天花板，这种征兆已经成为年轻人共同的“病征”。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共性中识别出自己与他人的共同点，但从在网上热议的“空心病”、“丧文化”流行上来看，这些话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困扰。如果说当这些话题成为热点，成为人们口中热议的对象时，说明它们已经发展成了公共议题，那么这种公共议题如何变得有效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怎样把这些公共议题置于社会整体的结构当中去理解，而非让它成为朋友圈的“一周热点”之后再无人问津？与米尔斯著书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媒体的发展，让某一问题转换为公共议题的难度已经大大减小，尽管存在着舆论监控等等限制，但是人们针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的渠道已不像从前那样局限。但问题成为公共话题之后，并不意味着能够得到有效充分的讨论，还有被转变成消费话题的风险。因此，仅仅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还不足够，而是将个人困扰引发的真问题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使之转化为能够持续探讨进而有所影响，这样社会学的想象力才更贴近当代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