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

重读唐世平教授所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一书，笔者终稍能跳脱出初读时受制于细枝末节的零碎感受，得以从全书的整体来看待书中所述。全书归结而言，笔者认为可用四个问题进行综述：1. 何为防御性现实主义 2. 何为安全困境 3. 安全困境是人类历史战争的主因与否 4. 安全困境若不能作为主因解释历史上的战争，那么在现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它的价值何在。

笔者认为本书具有两大意义，其一从学术层面来说，此书为唐世平教授从社会进化角度诠释国际政治的初步研究成果，较为系统性地阐释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以及体系结构，如作者在“英文版前言”所言，“……在这三个国际政治的大理论之中，只有米尔斯海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论述，而防御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缺少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论述”[1]，“我决定首先对防御性现实主义作一个一致连贯的论述，本书就是这一努力的成果”[2]。其二从操作层面来说，本书假定当前国际政治环境已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进化至防御性现实主义，如若这一预设成立，不仅能够增进大国之间的彼此理解，而且书的第二大部分“战略选择”也有助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战略实操，减缓摩擦维持和平。谈到具体的研究发现，如唐教授在文中所言“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3]，本书的论述就主要围绕“安全困境”这一关键词展开，重点在诠释安全困境的概念定义以及论证安全困境并非战争冲突的主因。下文将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概述评价。

何为安全困境。在提安全困境前，唐世平通过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进行对比，明确两者基础都是结构性现实主义，即承认无政府状态下自助体系是国际政治问题探讨的起点，但是在实力扩张适当与否的问题上，两者却产生了分歧：前者认为相对实力最大化才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后者则拒绝将最大化相对权力与追求安全在本质上进行等同，主张适当实力，而在实力问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价值分野，即两者对共同利益的认同不一，前者否定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主张意图不可控，后者则截然相反。在明确防御性现实主义概念界限的基础上，唐世平进而提出“安全困境位居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的核心”[4]，将论述重心放在安全困境上。第二章起唐世平首先分别批判性地检视三位最初倡导者（巴特菲尔德、赫茨、杰维斯）的相关论述：巴特菲尔德认为安全困境的根源在于霍布斯提出的人性本恶，起源于无恶意伤害的意图，但是受对他人意图善恶把握不定以及自身正义伸张的双重恶化，进而必然导致战争冲突的出现[5]；与巴老不同的是，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根源在国际政治中“更高级的联合”的缺乏，安全困境能恶化为战争，却并非所有战争的原因[6]；在前者基础上，杰维斯更明确地指出安全困境的起源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结构性产物，困境并非不可控的恶化，可从物理与心理两个维度进行调节[7]。唐世平通过对上述三位学者的论述进行“求同存异”式的完善，进而提出自己对“安全困境”的定义，并命名为“BHJ陈述”[8]：安全困境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两个相信权力带来安全感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不能确定彼此目前和未来的意图，都倾向于害怕对方可能成为掠夺者，因此都寻求积累更多的权力以纯粹防御，却不可避免夹杂进攻性能力，因此在自己看来是增强安全的措施却在对方看来是威胁，彼此之间相互采取反制举措，进而致使自我强化的螺旋式情境产生，并有可能恶化为战争冲突。归结而言，唐世平在定义安全困境时指出判断安全困境的三个重要标准：背景必须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行动上必须是国家有采取增强实力的行为，意图上必须是仅为自己生存的非恶意。他进而指出，目前学界在对安全困境中的“扩张主义”成分的辨析上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是因为只是部分地依据三个判断标准或者将其中的概念进行主观地替换，判断两国关系是否为安全困境必须严格遵守三个判断标准的正确含义。

安全困境并非人类历史战争的主因。理论的生命在于对现象的解释，在辨析清楚安全困境的核心概念以及基本外延后，唐世平试图运用安全困境来回答国际关系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即战争起源。在安全困境是否为历史战争的主因这一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存在立场不同的两派。支持者认为“安全困境是无处不在的”、“安全困境不仅能够创造冲突和紧张，同时也提供了发动战争的动力”[9]，但是唐世平指出，尽管这派声音主张安全困境可以导致战争，却没有说明历史上的大部分战争就是由安全困境所致。作为反对派，唐世平从实验与逻辑进行双重检验。实验上来说，唐世平认为安全困境下的两国发动战争的渠道只有两种：“先发制人”以及“预防性的战争”[10]，而从唐世平援引的两份研究数据来看，赖特通过检视“战争相关数据库”中从1816年至1980年近67场战争后，仅一战、朝鲜战争以及第三次中东战争符合先发制人的动机所致，范·埃弗拉扩大先发制人战争的定义，发现仅存在6场。支持派托利弗所列举的十个支撑的个案中[11]，除朝鲜战争外，其余九个都遭受唐世平批驳：从战争国家的意图上来看，战争国事恶意先存，不存在安全困境，比如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是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当时的大城邦国家，本身就对外具备侵略性。因此从经验上来说，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极少数是由安全困境引发。逻辑上而言， 唐世平认为一个国家进行安全驱动的战争或发动预防性战争有两个预先条件，其一具备较远的战略视野以关注相对权力的变化，其二对他者的行为感到极度恐惧以至于对他者意图进行最坏的估计[12]。但是唐世平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相比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不会倾向于预设最为糟糕的前景，也就是说，在因感到极度恐惧从而产生军事行动前，必然会采取其它和平的自助手段进行威慑与防御，从而力图改变他者可疑的心态，如果一个国家在没有采取其它和平尝试仅凭自我恐惧就发动战争，那么这个国家本质上就不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是进攻性的内核，因此并不符合安全困境的无恶意标准。仅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两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彼此都遭受了极端的状态，二者之间的紧张进一步升级最终螺旋发展为显化的矛盾，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迫放弃原有的信仰，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除此之外，唐世平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跳脱出来，关注到国际政治环境的整体气候。他认为，在多数大国都秉持“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信条时，那么在这种多数气候下，很难有国家独立坚持防御性现实主义信条，因为国与人相同都具有群体效应。因此从这个多数环境的角度去解释历史中的大部分战争，唐世平认为“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扩张或被扩张（因为别人的扩张）是法则，……历史上也确实发生了无数的征服和扩张”[13]人类世界就是一个进攻主义的世界，防御性大国难以生存，因此不存在安全困境。基于以上三点，唐世平将安全困境与战争冲突的主因彻底划开了界限，他进而指出不少防御现实主义者将安全困境与战争冲突联系起来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维持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不得不“严重夸大安全困境在引发战争中的可能作用”[14]。

论述至此，唐世平已将防御性现实主义进行较为彻底地“重整清算”，“自我否定”。但是如果一个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不能够解释国际政治历史中数量庞大且最重要的现象——战争，那么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大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唐世平延续他的论述“多数环境”的社会进化视角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我们的世界的确已经从昨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即大部分国家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且安全困境极为罕见的世界）演化到了今日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即大部分国家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且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世界）”[15]，此外，因为“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进化的体系，昨日重要之物在今日可能就不重要了，而昨日不重要之物在今日则可能变得重要”[16]，所以虽然防御性现实主义没法解释过去人类战争的起源，却能够在今日防御性现实主义占据主导的整体气候中依然有“对于理解当下的世界”有作用，另外考虑到“安全困境的恶性动力可能驱使两个真实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走向战争”[17]，如果能将这种安全困境下潜藏的危险性告诉政治家们，那么就有可能能够极大地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唐世平认为他的这种论述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战争对世界的破坏，不得不牺牲掉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解释性。此后在第四、五章中，唐世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具体战略操作，他将示善视为减少意图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

反观唐世平在书中建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体系，笔者认为唐世平笔下的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并没有确切的概念定义，且前后论述存在矛盾。首先，在批驳斯奈德学术体系中存在的两个错误认识时，唐世平指出，安全困境在起源上不是知觉性的，而只能是结构性的，但是他论述的这种结构性却不包含知觉，如其所述 “如果缺少某种错误知觉的话，安全困境就不能存在”是一种错误意识，安全困境“其产生和维持均不需要错误知觉”[18]，也就是说，安全困境的结构性不是指向他提出安全困境判断的标准：无政府状态、增强实力的行动以及无恶意的动机三者之间的共构，而是一种不考虑知觉，也就是主观因素的客观结构，那么这种结构具体指向什么？在三个标准中，除却主观意愿的意图，较为客观的便是行动以及无政府体系。行动能够成为一种结构吗？显然不能，结构更加指向一种宏大的客观的背景因素，因此结构性是不是就是指，在国际政治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作为基本单位受这种体系特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相应的安全困境下的行为特征？但是唐世平在书中又写道，“安全困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内在属性”[19]，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全困境，那么安全困境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外在属性？也就是说必须有其它因素来共同构成安全困境形成的原因？这些原因又是什么？行动与意图？这样一来，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又回到了被我们已否决的三个标准的共构观点。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在这种矛盾性的论述中被反复论证，唐世平并没有解释清楚结构性的具体内涵。

其次，唐世平教授并没有解决防御性现实主义存在的依据意图判断安全困境的不确定性的硬伤。唐世平教授在判断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战争行为时提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天性不会具备侵略性，因此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处于恐惧万分的状态，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尽一切可能采取和平的手段来维持安全困境的现状，如果一个防御性现实国家在没有尝试这些行为就轻易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先发制人，就说明这个防御性现实国家是虚假，实际上是具有侵略性内核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但是，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尽可能维持现状的程度是否可以测量？到什么程度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才能够合理地进行行动，而不被人诟病为“披着羊皮的狼”？如果存在可以将所有的和平行为列举为一张量表，对所有防御现实主义国家进行测量，满足5条即可证明即使采取行动也不能改变之前防御现实主义的内核，那么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在采取行动时是否能够在短促的时间内按照程序行动，又能否准确判断出部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采取的虚假行动？ 这些问题都没法得到有效解答。这说明唐世平教授通过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国家的性质真假实际上就没有科学性的测量判断标准，存在极大的主观臆断性。实际上，问题不止存在于判断国家性质上，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概念本身就将意图性的考察纳入其中，但是怎么科学判断一次行动中两国各自的意图的善恶？除非我们能够准确得到做出决策的国家领导的意见，但是在复杂的官僚机构中，谁的意见能够真正作为代表？另外，同一种意见就一定会持续到事件始末，而不存在随时间与局势的变迁的变化现象？在对这一点的批判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有有力的论述：“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 [20]因为国家行为背后的解释是多元化的，其次是意图本身也是瞬息易变。

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国家间的政治》中也谈到，“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将防止两种普遍谬误的产生：唯动机论和意识形态论。”[21]涉及到动机的判断，必然没法通过动机本身，因为动机本身作为一种思想认识，目前没有可靠的方法与机器测量，摩根索建议只能通过“设法去了解她的行为”[22]去揣摩动机。然而，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安全困境的判断中，是不能够通过行为去判断国家的意图善恶的。因为无论是经过被迫转变还是主动展现，在判断战争行为背后的动机时就已经蕴含着一种恶意。行为导向的判断标准就是根据行为本身的表征来判断，行为背后的意识变化就无法得到测量。这就如同通过结果去判断动机，实际上好的动机也可能做出坏事，坏的动机也有可能做出好事，例如在二战前期，英国首相张伯伦针对德国行为的“绥靖”对策，原本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安全，将责任推卸给苏联，但是结果却是德国迅速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等大部分欧洲领土，最后英国的首都也受到德空军每日空袭。张伯伦本是好的初衷最后却办了坏事，如果依据这个结果去揣测张伯伦的动机，那么他一开始就想帮着德国来征服欧洲，实际上是一名叛国者。可见依靠行为去判断动机实际上结果也是模棱两可。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作为一种理论的可操作以及科学化依然值得质疑与商榷。唐世平教授的著作也并没有解决这个根本性的缺陷。

[1]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_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P7.

[2] 同上，P8.

[3] 同上，P22.

[4]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_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P51.

[5] 同上，P54-55.

[6] 同上，P56.

[7] 同上，P58.

[8] 同上，P61.

[9]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_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P111.

[10] 同上，P125.

[11] 同上，P144.

[12] 同上，P130.

[13]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_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P139.

[14] 同上，P142.

[15] 同上，P144.

[16] 同上，P143-144.

[17] 同上，P145.

[18] 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_防御性现实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P85.

[19] 同上，P76.

[20]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P34.

[21] 汉斯·摩根索，肯尼斯·汤普森:《国家间政治》，海南出版社，2008年9月，P6.

[22] 同上，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