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立之间

鲁迅会喜欢别尔嘉耶夫的。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鲁迅主张的立人，和别氏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不谋而合。在《奴役与自由》中，别氏很清楚地说明，人的自由意味着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奴隶。而往往人们误把后者当成值得追求的自由，因为成为自己的奴隶是容易的，是寻求感官给予生命的方向。而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格，也就是要抗拒感官对生命的统治，却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没有超越自身感官的原则和人性，人又有什么动力与方向去成为自己的主人呢？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或许是在世纪末思潮中，在传统的极速衰微而何为现代又悬而未决的时刻，人们能普遍感到的。

“人性的原则是以神性为原则，杀死上帝，你就杀死了人。“（p.94).

在这句话中别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与传统断裂时，人对自我理解的无处安放。传统思想对于人是什么的见解和构建在漫长的现代之前的岁月里是传统社会的定海神针，它帮助统治者建立社会，帮助个体安生立命。而上帝已死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则表达着旧世界之破坏而新世界之未建立。陀氏的文学正是在追问处在断裂中的俄国社会，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立人”这个概念在鲁迅的时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已经被“吃人”这个标签而定性为不合时宜。而值得注意的是，‘立人‘恰恰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概念。换而言之，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孔子当年一样都面对同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与孔子所提出“克己复礼”以为仁，以仁立人的方式不同，鲁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探索者们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陀氏，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中，但基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语境，走上了基督教的存在主义道路。

别氏就是基督教存在主义者。这个思潮或许可以被类比为民国早年的新儒家。但陀氏是一个文学家，写的是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而新儒家则没有产生什么小说家，只有思想家在试图解决问题，却没有时代的见证者能够把问题的本质表达出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遗憾，没有人，把时代的问题深刻地描写出来。陀氏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不仅仅是俄国的意义则是如此。作为一个提问者，他把失去标准答案后的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人是自由的，但人要怎么生活？

自由作为一个问题，在西方长期被基督教世界的伦理而回答，而在中国是儒道释三家试图把这个问题解决。别氏把自由当成陀氏的作品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从《地下室手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次次经由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问相同的问题：上帝死了，什么事都可以做了吗？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别氏的解读呼应着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所谓的存在，就是选择的自由。所谓本质，就是做选择的理由和原则。我们拥有着选择的自由，卻失去了过去选择的原则和依靠，如初出社会的大学生，要在体制外选择自己的生活。

或许要判断一个作品的深刻程度，我们要看是否这个作品向读者提供了解答。别氏指出陀氏的深刻在于他尖锐地提出问题，而不像是托尔斯泰有自己的解答。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胡适，和社会主义的陈独秀，也许鲁迅的深刻正是在于他不断批判，没有终极答案。这对于读者反而是好事，因为有启发性的思想往往留读者自己去思考的空间，太过圆满的解答只能让读者被动地接受，而不能感到是自身思想的结果。苏格拉底把哲学家的工作比作接生婆也是同样的道理，哲学应该让学生感到他们自己的思想能通过哲学学习更流畅地成形而表达，而不是接受别人的什么普遍真理。柏拉图说教育不是把景象放在一个盲人的眼睛里，而是把一个灵魂的双眼从黑暗指向光明。

而就像尼采所说：“人就像一棵树，当他想向高处、向光明生长，他的根就会愈发强壮地向下、向着大地的方向生长，向着黑暗、深沉，向着邪恶。” 无论是杀死上帝的基督教世界还是打倒孔家店的儒家世界，现代性体现了人的不断反省着传统的深厚土壤，正如一棵树不断扎根更厚的土壤，难免又要戳穿一层泥土。但这挣扎的深刻，这反传统，正是他想向高处生长的理想，是从传统到现代以来没有变动的。这也是为什么，春秋战国时，孔子呼吁立人，新文化运动的鲁迅，也呼吁立人。传统和现代也是两种立人的方式，或许南辕北辙，或许两不相融，但在这场斗争中的精神界战士都在提醒着来者，他们是为了同样的理想。

别氏认为陀氏对于人类的恶，有着深刻的理解而非判断。陀氏相信恶的存在是神存在的证明。自由的用意是人最后可以选择善。也就是说，上帝作为人类的答案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类向自己提出了问题：我的自由是什么？我该怎么活着？我也觉得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值得我们阅读的原因：他向我们指出，在考虑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之前，我们要好好思考什么才是人生的问题。悲哀的是，中文世界里缺少对于恶的深刻描写，也缺少深刻的追问者。中文世界里有伟大的回答者，思想家，革命者，学者，卻少有问者。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有一个敏感的问题意识，如何不急于找到答案，而观察人们是如何犯错的，我们则不得不一次次重返杀死上帝和打到孔家店的犯罪现场，这也是我阅读陀氏和鲁迅的重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