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政治资源消长

嵇康、阮籍这些魏晋名士的诗中，常常使用“神鸟”与“罗网”的意象，流露出对于毁灭自由阴影的焦虑和恐惧。“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赠秀才》）、“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答二郭》）……随处可见的“罗网”，足见当时名士的精神重负，景蜀慧教授在《魏晋诗人与政治》中指出，嵇阮诗中“罗网”有二重含义：政治刑杀之“法网”和世俗礼教之“世网”，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则为内心压力。身处这些有形无形的“罗网”，魏晋士人个体的遭际也大不相同，徐高阮的《山涛论》开篇便指出，竹林七贤才性各异，“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而山涛则是“深沉坚韧”角色，肩负重要的政治使命。几乎每个人都演绎了一段传奇，有的抑郁苦闷，倍感压抑，最终“鱼死网破”；有的人却能屈能伸，长袖善舞，将外在的“罗网”编织成自身的政治资源。司马氏家族无疑是魏晋之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如果说是他们对魏晋名士部下了“天罗地网”，导致了一次次危机四伏的政争，但司马氏家族政治网络究竟是如何形成？网络政治资本是如何集聚、增强和削弱？各方势力和士人个体在政治网络的微观运作中，又是如何相互纵横联合、牵扯角逐？仇著在诸多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个案分析与魏晋之际整体政治格局结合，借助政治资源和权力网络的动态分析方法，发赜阐幽，引人入胜，反思“非曹即马”的“政治集团”、“党争”等传统研究路向，揭橥了士人群体的复杂面相。

一、前传：卷起与积累

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叙事脉络，先来看一看司马氏家族的“前传”。河内司马氏作为东汉新兴地方大族，其在魏晋之际中乱世的崛起之初，实是受惠于以“郡”为单位的乡里人际网络。同乡士人群体之间的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方式，编织起了守望相助、缓急相应的乡里社会网络。司马懿最初正是得到了同乡名士杨俊的赏识，借助汉末品评人物的风气，从“乡邑之士”一跃而成“天下士”，从而有机会跻身中央政治的舞台。司马懿入仕曹魏，主要是出于荀彧的举荐，从此，河内司马氏与汉末最负盛名的大族之一——颖川荀氏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也成为司马懿拓展政治网络、跨出河内区域的关键一步。曹丕受禅即位之后，司马懿被擢升为丞相长史，每与大谋，屡有奇策，成为魏明帝所倚重的核心幕僚，除了司马懿本身超群的个人能力和时政机缘外，通过与颖川陈氏的核心人物陈群等大族名士的交往、促其子与夏侯氏、泰山羊氏、东海王氏联姻等运作手段，突破了乡里地域局限，不断拓展网络圈层，积累了广泛的政治网络资源，逐步成长为魏晋之际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族。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一般控制在当地大姓、冠族之手，而大姓、冠族又累世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为朝廷登用”（见《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司马氏家族的“前传”，只是地方豪族在易代之际兴起的一个缩影，其实在汉末的高门大族中，却也稍显平常。直到正始十年，司马懿以垂暮之年，成功发动了惊心动魄的高平陵之变，才是决定司马氏家族命运最惊险的一跃。

二、正传：豪赌与扩张

司马家族的“正传”，当以高平陵之变为起点。但直到十六年后的咸熙二年司马炎受魏禅，司马氏代魏历经祖孙三代四人才得以完成。赵瓯北公《廿二史札记》已指出“魏晋禅让不同”，“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可见司马氏夺权之艰。高平陵之变举事时，身为太傅的司马懿已经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数年，本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当可保全富贵、颐养天年，却借曹爽轻率出城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冒险反扑而一击得胜，宋人叶适论之以为“异事”（《习学记言序目》）。司马懿之所以敢冒族灭之险，实是有过人的决断和手腕，充分了利用了朝中元老对曹爽的不满——曹爽本与司马懿同受顾命，协辅幼主，实是魏明帝平衡功臣、宗室的政治安排，但曹爽当政，却架空司马懿，斥退老臣，触动曹魏功臣群体利益，打破了政治权力的平衡。而曹爽身为宗室，功业不足，其举动自然引发了功臣元勋的不满，司马懿得以抓住时机，取得太尉蒋济、司空高柔等曹魏功臣集团中的重臣支持，果断成功反击。实际上，这群曹魏元老功臣只是希望维系原有的利益格局，仍“心存曹氏”，并非愿意司马氏一家独大。司马氏欲代魏，仍面对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司马懿病卒之后，司马家族权力的合法性又数度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司马师与其父相比，与威望、功业均显不足，吸取了曹爽败亡的教训，一方面，对内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继承司马家族上一代所构建权力网络，引进贾充、钟会等曹魏功臣弟子转投其门下，又吸纳名士山涛等和一些出身不高、又确有才能的下士为其所用，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行动，剪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仿曹魏故事，以霸府政治取代朝廷日常运作；另一方面，对外则迅速平叛，至司马师因目疾早世之时，司马家族对曹魏权力中枢的控制已相对稳固。

陈寅恪先生最先指出，“魏晋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本书的研究，则突破寒族、豪族斗争的两分法，借助“权力人际网络”的分析工具，从微观层面动态地揭示了魏晋之际微妙的政治平衡。

作者指出，经过三代二十余年经营凝聚形成的司马氏集团，其核心成员人物的组成并非单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是试图通过将“魏臣”转化为“晋臣”，分化司马氏的政敌和对手，完成政治权力的转移。因为，司马氏家族的反对者，其人际网络同样根植于曹魏政治结构，也通过相互联姻、交往等方式连结，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凝聚成为密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曹丕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在制度上保证了大族的政治世袭特权（见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司马氏政权又借此极力而巧妙的维持了士族网络中微妙的动态平衡，“魏晋所杀，子皆仕宦”（郭象语），在不得以时果断将反对者单独剔除出网络的同时，又尽可能避免株连其家族和姻亲，最大限度保全曹魏旧臣对司马氏的向心力。

本书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丰富了我们对魏晋政治细节的把握，政治资源网络的视角比政治集团更为动态和开放，也暗含了现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命题：第一，“世界是由网络组成的，而不由群体构成的”，第二，“竞争不仅是资源的竞争，更是关系的竞争，而不是参与者的属性比较”；第三，“网络是开放性的，网络联系超越了群体，就会增加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

三、后传：固化与撕裂

西晋开国不过数年，政争便愈演愈烈，旋即将司马王朝拖入了崩溃的边缘。叶适指出“晋武帝大议论有四”，第一便是惠帝定嗣，而后三条关于贾后、贾充和齐王攸的进退去留，均因此而起。晋武帝为了保证皇位在本房支内的延续，以太孙聪慧而心存侥幸，做出了不愿意放弃弱智的司马衷为太子的决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武帝先是不得以通过外戚杨氏集团势力，来对抗支持齐王攸的宗室和功臣集团，毫无根基且缺乏丰富政治经验的杨氏一族，迅速地败于贾充之女——惠帝皇后贾南风，终于重蹈了汉代外戚专权的覆辙，彻底撕裂了西晋政治格局，是为司马氏家族的“后传”。

累世仕宦为倾向的士族化进程，是汉魏以来形成的重要政治遗产，皇权与大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成为南北朝政治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特征，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清谈的共同趣味。随着九品官人法的“贵族化”倾向（宫崎市定《九品官人研究：科举前史》），早在西晋泰始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曾上疏武帝，认为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不过是权宜之计，“未见得人，而有八损”，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疏虽有识，难收实效，司马氏本欲借此加强网络控制，故决不会轻易改弦更张，正如陈寅恪先生于《崔浩与寇谦之》中所论，“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一旦儒家大族地位恢复，其网络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必将日趋减弱，寒族个体的上升渠道也必将逐渐闭锁和固化，直至到南北朝“五胡乱华”外力所激，士族政治才又进入新一轮血雨腥风的网络重构。

再读寅恪先生的学生——徐高阮的名文《山涛论》，则为我们讲述了司马家族政争的精彩“外传”。与坚毅隐忍、肩负重托的山涛相比，与他一见如故的友人阮籍，则以其特有的清醒和精神超越，处处流露出了一种辞世远遁、逃脱藩篱之网的祈盼。阮氏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在隐晦地记述了魏晋易代十余年步步惊心的政海风涛之后，于第七十首写道：“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灰心寄枯宅，喝顾人间姿。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遗世而独立，委质而全身，也许是渺小的个体超越尘网的唯一精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