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材料为主导书写先秦社会史是一个勇敢而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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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碎的谈几点看法(有些在微博上发过了)
1.“引论”部分非常值得三代考古与上古史爱好者一读,当一个海外学者的拳拳之心化为尖锐的批评时,恰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已是沉疴宿疾,改弦更张刻不容缓了,截几段他对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和研究现状的点评,如其所言,“中国的一些同行将经典文献的引证与社会理论(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搅和到一起,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学术后果”。
在中国,许多考古学家都接受的、一个传统且流行的观念,就是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佐证,而且最好是铭文材料,为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服务。而我可能与当前美国人类考古学的主流观念不同,我强烈认同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或应该是,促进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我也坚决主张,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外在文献历史学干扰的前提下,考古资料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唯有如此,考古学论证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有别于基于文献的历史学推理。考古出土的非文字资料往往涉及各种超出了已知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的问题——比方说,环境、适应、生存、定居、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艺、技术,以及贸易——那么,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这在周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尤其显著,因为文献记载实际仅局限在贵族成员,而考古学则是研究社会其他阶层的唯一可能的资料来源。所以,考古资料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更加可靠甚至更加缜密地看待周代的社会史,而且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重新并且更好地理解现有文献(尽管考古学家不一定要关心它是否真的有如此作用)。然而,中国现在的考古工作还远远没有发掘这种潜力。——罗泰《宗子维城》
其实这样的批评与建议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夏鼐先生早在80年代就提出过,为什么中国考古学近三十年在学科定位与理论探研上依旧老不长进,谁之过呢?
2.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阐释,罗泰教授划分为两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林巳奈夫,他认为“纹饰的每个细节都代表了自然界的某个方面,蕴含着某种特定的图案学涵义,他将这些细节与后期艺术中的文献记载了涵义的类似装饰因素联系起来,重构了一个由众多的自然神祗组成的神灵世界。用考古学的行话来说,这是‘直接历史推论法’(即用历史时期的已知现象去类比史前时期的未知现象——译者注)”;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张光直,他“将这些纹饰与未受外界干扰的本地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比较,或者与其他古代文明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比较。”这种方法得到的认识较前一种要“更加笼统”。此外,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界曾流行一种激进观点,认为“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本身没有任何涵义,也没有什么功能,它们就是专门用来标识这些容器的礼器身份,并渲染其贵重、奢华、庄严的氛围”,代表人物是罗樾(Loehr)。此外,罗泰教授认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纹饰从动物纹向抽象几何纹的转变昭示了宗教活动从“狄奥尼索斯型”向“阿波罗型”的转变(这两个名词被贝尼迪克特从尼采的著作引入人类学),对这个观点我提出两点质疑:一是从文献与考古看商周时期并不存在除醴酒之外的致幻物,这不同于伊朗高原、亚欧草原和中美洲早期文明的狂迷型祭祀实践,这几个文明都是有致幻植物辅助降神活动的,仅靠上古的低度醴酒,恐怕远远够不上“狄奥尼索斯型”的标准;二是商周祭祀的具体形式,特别是尸祭的确切含义以及酒在祭祀中的运用方式,从甲骨吉金的只言片语中很难寻绎清楚,只能做一个不宜走太远的推断。
3.罗泰教授提示商周考古学者注意腰坑、屈膝葬等现象背后蕴含的宗教学、埋葬学乃至社会学意义,而不是武断地将其作为文化识别的指标(特别是考虑到目前这一指标尚得不到任何统计学角度的支撑)。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平和而客观的态度检视先秦考古文化的辨识与定义问题,或许会发现秦朝大一统的意义并没有我们一直以来(主观)臆想或(从文献)解读得那样昭彰,因为无论是周文化、秦文化,还是楚文化,至少从墓葬考古的资料看,其相互间的共通之处要远远超过其差异面。
4.(声明:本段为戏言)设想一下,本来你家在楚国只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中等贵族,通过你的个人奋斗(当然也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比如说昏庸的楚王突然开始选贤用能了),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获得参与楚国最高层私密聚会(不要想多了)的资格,在经过各种对你而言新奇无比的活动内容后(咳咳,除了纸醉金迷类的,也许还有神秘的cult仪式),楚王大手一挥,拿出了库房里珍藏的前代风格的精美铜器(市面上买不到的哦)赏赐你。(以下省略无数个喝茶看报……不对,看简牍的无聊日子)赖祖宗保佑,你最终平稳的度过了整个官僚生涯,寿终正寝了。儿孙还算孝顺,把楚王赠予你的稀罕宝贝悉数塞进棺椁让你在阴间继续享用(以免你魂魄跑回来骚扰他们),就这么你在阴间又快活了两千年,直到某天一群挨千刀的考古学者把你挖了出来,通过识别这些风格不同于楚国本地土味的经典器物,他们确认你一定是副国级以上的高官[酷],此时你恨不得起身与他们握手,感觉自己一生的奋斗没有白费,千载之下,犹获认可(等等,为了避免吓到他们,你还是静静地躺着吧,特别是考虑到咱楚地的潮湿隰渍,你此时大概烂的只剩几颗牙了)。
以上用我自己的语言重述了罗泰教授关于春秋中期礼制改革与贵族分化的假说
纵观全书,罗泰教授的基本理论设定是西周后期与春秋中期发生了两次礼制改革及相关的社会升降整合,对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固然不能一再犯肆意裁剪考古材料以比附文献的错误,但诚如罗教授所言,这两个考古学观察在文献中难觅踪迹,所以基于这两个假设所做的先秦社会史建构不宜走的太远。虽然如此,罗泰教授选取典型考古案例作为社会史考察切入点的研究法发人深省,特别是他将战国时代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新变化新现象整合到一个宏大的社会变革叙事框架下的尝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一部以前沿考古学理论研究、重构商周历史的出色著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借鉴的作品,值得所有商周考古与上古史爱好者好好研读。
1.“引论”部分非常值得三代考古与上古史爱好者一读,当一个海外学者的拳拳之心化为尖锐的批评时,恰说明我们的学科建设已是沉疴宿疾,改弦更张刻不容缓了,截几段他对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和研究现状的点评,如其所言,“中国的一些同行将经典文献的引证与社会理论(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搅和到一起,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学术后果”。
在中国,许多考古学家都接受的、一个传统且流行的观念,就是认为考古学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佐证,而且最好是铭文材料,为基于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服务。而我可能与当前美国人类考古学的主流观念不同,我强烈认同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或应该是,促进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我也坚决主张,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考古学必须从文献历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不受外在文献历史学干扰的前提下,考古资料才能提供一种认识论上独立的认识。唯有如此,考古学论证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有别于基于文献的历史学推理。考古出土的非文字资料往往涉及各种超出了已知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的问题——比方说,环境、适应、生存、定居、自然资源的开发、工艺、技术,以及贸易——那么,解放了的考古学将会大幅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这在周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尤其显著,因为文献记载实际仅局限在贵族成员,而考古学则是研究社会其他阶层的唯一可能的资料来源。所以,考古资料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更加可靠甚至更加缜密地看待周代的社会史,而且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重新并且更好地理解现有文献(尽管考古学家不一定要关心它是否真的有如此作用)。然而,中国现在的考古工作还远远没有发掘这种潜力。——罗泰《宗子维城》
其实这样的批评与建议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夏鼐先生早在80年代就提出过,为什么中国考古学近三十年在学科定位与理论探研上依旧老不长进,谁之过呢?
2.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阐释,罗泰教授划分为两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林巳奈夫,他认为“纹饰的每个细节都代表了自然界的某个方面,蕴含着某种特定的图案学涵义,他将这些细节与后期艺术中的文献记载了涵义的类似装饰因素联系起来,重构了一个由众多的自然神祗组成的神灵世界。用考古学的行话来说,这是‘直接历史推论法’(即用历史时期的已知现象去类比史前时期的未知现象——译者注)”;另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张光直,他“将这些纹饰与未受外界干扰的本地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比较,或者与其他古代文明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比较。”这种方法得到的认识较前一种要“更加笼统”。此外,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界曾流行一种激进观点,认为“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本身没有任何涵义,也没有什么功能,它们就是专门用来标识这些容器的礼器身份,并渲染其贵重、奢华、庄严的氛围”,代表人物是罗樾(Loehr)。此外,罗泰教授认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纹饰从动物纹向抽象几何纹的转变昭示了宗教活动从“狄奥尼索斯型”向“阿波罗型”的转变(这两个名词被贝尼迪克特从尼采的著作引入人类学),对这个观点我提出两点质疑:一是从文献与考古看商周时期并不存在除醴酒之外的致幻物,这不同于伊朗高原、亚欧草原和中美洲早期文明的狂迷型祭祀实践,这几个文明都是有致幻植物辅助降神活动的,仅靠上古的低度醴酒,恐怕远远够不上“狄奥尼索斯型”的标准;二是商周祭祀的具体形式,特别是尸祭的确切含义以及酒在祭祀中的运用方式,从甲骨吉金的只言片语中很难寻绎清楚,只能做一个不宜走太远的推断。
3.罗泰教授提示商周考古学者注意腰坑、屈膝葬等现象背后蕴含的宗教学、埋葬学乃至社会学意义,而不是武断地将其作为文化识别的指标(特别是考虑到目前这一指标尚得不到任何统计学角度的支撑)。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平和而客观的态度检视先秦考古文化的辨识与定义问题,或许会发现秦朝大一统的意义并没有我们一直以来(主观)臆想或(从文献)解读得那样昭彰,因为无论是周文化、秦文化,还是楚文化,至少从墓葬考古的资料看,其相互间的共通之处要远远超过其差异面。
4.(声明:本段为戏言)设想一下,本来你家在楚国只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中等贵族,通过你的个人奋斗(当然也考虑到历史的进程:比如说昏庸的楚王突然开始选贤用能了),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获得参与楚国最高层私密聚会(不要想多了)的资格,在经过各种对你而言新奇无比的活动内容后(咳咳,除了纸醉金迷类的,也许还有神秘的cult仪式),楚王大手一挥,拿出了库房里珍藏的前代风格的精美铜器(市面上买不到的哦)赏赐你。(以下省略无数个喝茶看报……不对,看简牍的无聊日子)赖祖宗保佑,你最终平稳的度过了整个官僚生涯,寿终正寝了。儿孙还算孝顺,把楚王赠予你的稀罕宝贝悉数塞进棺椁让你在阴间继续享用(以免你魂魄跑回来骚扰他们),就这么你在阴间又快活了两千年,直到某天一群挨千刀的考古学者把你挖了出来,通过识别这些风格不同于楚国本地土味的经典器物,他们确认你一定是副国级以上的高官[酷],此时你恨不得起身与他们握手,感觉自己一生的奋斗没有白费,千载之下,犹获认可(等等,为了避免吓到他们,你还是静静地躺着吧,特别是考虑到咱楚地的潮湿隰渍,你此时大概烂的只剩几颗牙了)。
以上用我自己的语言重述了罗泰教授关于春秋中期礼制改革与贵族分化的假说
纵观全书,罗泰教授的基本理论设定是西周后期与春秋中期发生了两次礼制改革及相关的社会升降整合,对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固然不能一再犯肆意裁剪考古材料以比附文献的错误,但诚如罗教授所言,这两个考古学观察在文献中难觅踪迹,所以基于这两个假设所做的先秦社会史建构不宜走的太远。虽然如此,罗泰教授选取典型考古案例作为社会史考察切入点的研究法发人深省,特别是他将战国时代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新变化新现象整合到一个宏大的社会变革叙事框架下的尝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是一部以前沿考古学理论研究、重构商周历史的出色著作,是我们迫切需要学习、借鉴的作品,值得所有商周考古与上古史爱好者好好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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