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中的东方在哪

萨义德，美籍巴勒斯坦人。早年在耶路撒冷和开罗的法文和英文学校接受教育，1954年赴美，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他通晓九种语言，虽接受西式教育，却念念不忘东方文明，他还是巴解组织的盟友。

萨义德身有阿拉伯血统，却为基督教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他始终拿不定自己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这一切都让他无论置身何处，均有格格不入之感，是个永远的局外人。在其著作《东方学》中，他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主要批判对象和观照客体的东方主义予以批判和观照，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并遭受到猛烈的攻击。

何为东方学?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绪论中指出：“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萨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仅是一门学科研究、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霸权话语垄断，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存在的理论借口。

第一层面上，东方学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为目的的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层面对其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很多方面都有深厚基础。东方学知识的核心即是：关于东方人和与东方人有关的知识，包括其民族、性格、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和可能性。

第二层面上，东方学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以“东方”与“西方”二者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东方学一词有着非常鲜明地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可以说，东方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对象是西方的所谓“东方学家”、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等做出的，有关“东方”的陈述、关于“东方”各种复杂的观念组合，以及一切有关“东方”的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创作一个话语的东方。

第三个层面上，萨义德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认为其是一种想象视野和过滤框架，是一套通过对东方的“妖魔化”和“东方化”来处理东方的机制，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工具和其意识形态。“它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通过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区分、方法论的问题和个人的层面对东方学进行解释和分析，这也是其的研究道路。笔者通过这三种方式，就本书第二章《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中的第四部分《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和第三章《东方学的现状》中的《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风格，专门知识，想像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进行进一步阐述。

在第一章《东方学的范围》中，萨义德以英国和法国在伊斯兰和阿拉伯等各种地方的经验为代表，进行多方指涉，指出东西方间的密切丰富关系，指明东方学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西方在和东方的接触中所形成的恒在冲突感，说明东西方间强行的地域性和想象性的区分。

这种视点在第二章中逐渐趋中，其将重点围绕于东方学的兴起、发展、研究机构并且考察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文化和政治历史背景上，将浩如烟海的学术性著作和想象性作品进行各式阐述，勾勒出基本轮廓。萨义德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中就用这样的方式，提到了不少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将19世纪英法各地对东方朝圣的观念纳为“现实东方学”，并以此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

拿破仑，这位“ 曾经的朝圣者”，在此时成为被叙述的背景，随着他同时成为的还有1798年入侵埃及和突袭叙利亚事件，这把开启了19世纪朝圣的钥匙。在此基础上，雷恩、赫南、萨西、沃尔内等东方学家的研究为文学提供了养料。雨果的《东方人》、拜伦的《异教徒》、歌德写就的《东西诗集》是最初人们对于东方神秘之美的转向，他们认为其毫无边际，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最终实现和确认。

每位个体的东方朝圣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和思路来观照事物，但大多限于自我的思考。夏多布里昂引发的文学朝圣则是这一方式下的产物。他的《巴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巴黎巡游记》纪录了19世纪初的一次东方之旅，这本书更多在乎于以东方来描述自我，但这个自我并不真实。萨义德对他进行批判：“夏多布里昂是作为一个被结构的符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来到东方的。”通过夏多布里昂的文字，诸如“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为了传达基督的圣物，而更多地是为了弄明白究竟哪种信仰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萨义德做出了判断：这是一种对文明的消费。他“滥用，并自以为可以代表它发声。”这是“东方化”、想象化的东方，是少数知识分子——或萨义德在第一章中所用的一个名词“东方的审判者”——在特权范围下的一种泛滥的观念化研究。

内瓦尔《东方之旅》《述异集》和福楼拜《希罗底》《圣安东的诱惑》与其不同，“东方”成为其作品内化的美学与想象的利用，但这依然是消费主义的。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萨西、赫南不同的是，他们不甚抓捏、简化、编码东方，而选择以“被经验”的方式，超出了正统东方学的局限，更多带来东方的记忆。

比如，福楼拜的东方之旅中最著名的——他的阿尔法谷里与一位东方妓女库楚可做爱，由此得出“东方女人是性爱机器的结论”。他的所有东方的经历，也都将东方与性编织在一起，这是沉溺于逃避主义下对东方的一种解读。这戏剧性的呈现形式是东方学在认识论上的又一难题。

如福柯在《梦幻般的图书馆》中所言，“就像一个戏剧性的，充满诱惑与魅力的图书馆，处于人们冷漠的注视中。”虽然已经比夏多布里昂显得更加真实，但东方学的局限，“伴随弃除、抽离、剥光其他文化、民族或地区的人性这一做法二来的局限。”固然存在，难以超越。

在西方对东方及东方学的研究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误区，这也是萨义德对我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提示与改变，如何以更正确的方式看待东方。比如，在《东方学》的第三章第二节《风格，专门知识，想象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中，他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式。在共时本质论下，东方学研究是在静态系统中对东方的全景式观照。但东方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暗示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分离的细节与变化的潮流，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雷恩所做出的东方学研究，是横截面式的想象视野，因为他“拒绝为他自己以及他所提供的信息勾勒线性发展的轮廓时，他察觉到了叙事的危险性。”而历史以及对历史进行表述的叙事认为，用想象视野来概括并不合适，会显得过分静态，且将东方视为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类型，就会失去了其任何现实变化的可能性。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中，萨义德提出了隐伏与显在的差别。在人无意识的确信中，这种对东方的固定看法会产生一种沿袭，这也正是夏多布里昂，或乃至大师级的人物福楼拜，都会产生“东方需要重构、需要拯救”想法的原因，而另一层面上，隐伏的东方学还有另一种功能——产生更为男性化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伴随着展示，以至于东方学研究中的东方，在每一次展示，都带有浓厚的“东方性”。

东方学中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方式则引出另一个讨论：东方世界也存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这与西方优势文化遭遇时则产生了西方学，类似于“蟒蛇与老虎的缠绕”。在《东方学》中，这种二元论的体现为对东方与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分。在东方学的研究中，东方和东方人是客体，西方和西方人是主体，所以萨义德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对于东方和东方人而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东方一旦被当作客体，就无法表述自己，只有等待西方这个主体来描写、研究、评判和变构。”如果更简单地理解，这便是主观和客观之分，带来的一种东方的西化。

东方曾经是辉煌的，那些辉煌的过去被东方学家中的历史学家拿来证明今天欧洲的胜利，而且证明，为了让东方重现昔日的荣耀，西方的介入或殖民是必须的。这种理念带来的便是：只有西方的东方学家才能为东方说话，令东方说话。

东方学中的东方究竟是哪一方？至少，它既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语境下的东方。它更接近一个被论说的主题，一组参照物，一个特征群，但这也不一定是它的全部内容，这种描述依然是偏颇的。东方是被在西方的东方学家，显在或隐性建构起来的地理空间和认知对象，它从地理空间最终变为殖民空间，知识不但为权力服务，而且本来就是权力的一部分。

*大一文献学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