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赫希曼理论的一次借用和 阐释（2016年7月）

首先要感谢安徽师大新传学院、人大《国际新闻界》编辑部组织的这场研讨会。今天的报告受刘海龙老师组织关于百度帝吧出征脸书主题的启发而准备。但是必须坦诚的是，我对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会抗争行为了解有限，或是说有所隔阂。年龄上我是一名80后，但我的思维世界更接近70后人群的世界。因此我阅读和了解帝吧出征的材料，特别是运用大量文字、图像表情包的表达方式时，我还是挺难以接受的。但这也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当代中国的网络情绪、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究竟是怎样呈现的？

我试图用“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 Loyalty）这样的框架来分析和理解。各位或许知道，这其实是一位伟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科学家）一部专著的标题。作者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是享誉20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欧陆知识分子，人生阅历跨越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前的欧陆反法西斯运动到参与战后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以及冷战期间服务美国政府，帮助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工作，以及在美国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多元而影响至深的研究。赫希曼的经历异常丰富，留下十数部著作供后人研读探讨。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赫希曼著作的鲜明特征，在于他极为偏好运用微观的视角和简洁（或精炼）的理论模式，阐释一个日常现象，提出一系列出人意料而又颇令人信服的理论观点。他的著作篇幅总是很短小，意蕴总是回味无穷，可读性和思辨性俱佳。可以说我是他思想和学术著作的崇拜者。此处我想率尔操觚一下，移用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理论，阐释一下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

刚才郭小安老师的报告非常全面，理论和材料运用有很强的冲击力。同时我也看到我和郭老师都参考了杨国斌老师的《连线力》及其他的文章。杨老师的理论框架具有很强的观察洞彻力，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与情感诸方面的分析，基本涵盖了中国互联网兴起与新型社会抗争运动的历史画卷。从宏观方面而言，杨老师提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视角，即90年代互联网世界在华文世界的兴起给中国的民众，特别是（海内外）精英，特别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记忆的建构”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上的保障，并且成为这代人士吸纳与反抗（西方）现代性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维度。这种论述，让我不免联想整个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90年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科技及其代表的进步图腾，让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包括正在孕育中的中产阶层，面对外部世界，从而在心中所腾起的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美好憧憬。这种憧憬在90年代达到了高潮，拥抱互联网，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我们也不免悲观地看到，从九十年代末的时间流淌到今日，这一代阶层人士对于互联网的认知，对于借助互联网参与中国的国家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激情，已经慢慢褪去。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互联网所塑造的阶层，他们所参与形成的互联网社区、包括各类网络社群、虚拟社区和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行为与习惯，已有极大转变，他们正在逐渐退出他们所曾占据的时代先锋角色。从微观层面而言，刚才郭老师谈到新生代（90后、00后）的网络抗争性的行为表达，包括从语言的运用，修辞的选择，宣泄情感的表情符号（表情包）等，已经可以被视作新一代阶层兴起的信号，后者与前者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我借用一个特指的文化概念：世纪末（fin de siècle），历史学家特指19世纪末过渡至20世纪那个时期欧洲特有的观念与心态。简而言之，世纪末心态既是对往昔的伤感告别，同样也寄托对未来遥望式的憧憬。我们知道，欧洲在19世纪末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黄金时刻，社会民主理念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猝然爆发让欧洲的梦想戛然而止。2014年以来，欧洲人陆续纪念一战的爆发和各个战役当中死去的士兵与平民，各类活动都很多。那么我们如果加以联系、罗列与细致考察在20世纪末过渡至21世纪的那段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时，也一定能够捕捉到这种特殊而微妙的情感脉络。

基于代际间诸多差异的现实，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族主义并非如提出者的西方学者所描绘的那种强势，充满躁动意蕴（Restless）那般的情感。当下的网络情绪表达，在同样表现的躁动与活力，青春向上的表现之下，存在着衰退和变化的可能。

当下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出现了衰退迹象的可能，体现在像“帝吧出征”这样的事件带给70后、80后两代人非常异样的冲击感。体现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精英对于此类事件的诧异与隔膜，以及迫不及待过程中的乐观阐释。

更多的是表现为对“忠诚”的焦虑（Anxiety）。他们关心当下的公共教育应当如何，社会保障与医疗应该如何，个人福利与养老送终又该怎么办？在这种新时期的公民“三座大山”的表达诉求。曾经的互联网一代，他们所聚焦的话题早已偏离了轨道。所以我斗胆地说，利益取代了激情，激情被利益所驯服（这里是另一个赫希曼所偏好的表达，此处不赘）。这里的驯服形式极为多样，可以是被制度，被资本，被权力、被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和组织所驯服。

这种类型的驯服与赫希曼“呼吁、退出与忠诚”叙事中的假设实现了对接。赫希曼认为在现代人类社会中，随着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社会所产生的物质与价值剩余，可以使得各类组织（机构）都可以承载（忍受）这样一种现象的合理：即从长期视角来看，组织与制度的衰退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命题。就像凯恩斯所戏谑的表达那般，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会死亡。

那么移借到民族主义表达的历时性叙事中，民族主义的表达也将落入松弛、衰退的历史窠臼。当然，这种松弛与衰退的过程是否持续，是否呈现出物体自然下坠的线性特征也并非定论。赫希曼以为，在相当程度上，（组织与企业）的衰退与复苏，松弛与紧张是可逆的，取决于组织与企业自身发展的周期带来的变化。周期可长可短，某些新要素的加入都会产生影响。不同层次的组织或个体，效果是不同的，应对目标也是相异的。比如对于消费者而言，如果我对某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不满意，而且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那么他（她）完全可以选择“退出”的选项，比如作为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如果不满京东的促销方式，完全可以退出转而登陆亚马逊，互联网电商充分竞争的态势保障了消费者选择“退出”的自由强度。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这种选择的自由强度，还要取决于所在社会与市场的属性，比如在一个竞争稀缺、垄断占据主导的经济环境中，选择的自由就难以实现。

从消费者—企业模式，转向为政党—组织模式，我们会发现，如果偏好前者的“退出”选项，这样给组织运行和参与者而言带来的成本和代价是极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运作过程中，衡量“退出”的标准取决于背后的成本，对于消费者所乐于接受的退出—选择偏好，组织成员或共同体成员的退出对于组织和集体而言却是代价颇高的。这个时候，“呼吁”的价值要大于退出，且更具有长远的积极效应。在赫希曼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方案可供讨论。

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当中赫希曼认为，民主的合理表达应该是将“退出”与“呼吁”相互有机结合的组成，且在不同的阶段，运用它们的方式也必然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应该看到的，即使“退出”对于一个社会组织而言运作和成本过高，承认和冷静对待“退出”也是一种合适，理性的行为；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社会中，“退出”反而更能体现出消费者/参与者的利益。

但是在当下的人类文明与民主社会中，“退出”的成本设定无疑是过于昂贵，对于社会建设的长期目标而言是有消极影响的。故而从较为一般的范围来看，“呼吁”是体现社会民主质量的一种尚佳表现。这里可以简约地表达为：呼吁在前，退出在后。那么如何具体去操作呢？赫希曼以为，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包括技术的提升创新，组织的制度优化，政治上的多元包容安排来提升包括消费者身份在内的各类社会成员，包括具有公民（国民）身份的人士展开“呼吁”模式的互动，通过提升效率来降低其成本。唯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呼吁”的成本下降才具有可能。

怎样的制度可以实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不做考虑。此处又要说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维系“呼吁”与“退出”之间的一个维度：“忠诚”。此处的忠诚意涵，可以视作后面所提到的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我认为都是合适的。赫希曼认为：忠诚的表现用的是一种粘合剂，是一种产生耦合的社会与情感要素，它可以让“退出”变得“进退维谷”，因为“忠诚”需要考量你的退出成本；它可以让“呼吁”变得“形式多样”，因为“呼吁”能激发你的参与热情。

“忠诚”概念的提出，调和了之前多种形式表达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例如愤怒的、激进的、反讽的、戏谑的诸如此类。“忠诚”并不能帮助民族主义者正确实现理性或非理性的话语交往，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的提出是赫希曼试图调和现代民主制度失灵的一种机制期待，一种在发生错误结果之后试图重新拉回正确航线的行为期待。

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期待并不具备确定性，她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此处有两种条件下的“忠诚”状况：理性行为下与非理性行为下的忠诚。在理性行为的环境中，“忠诚”的表现是可以有效阻止衰退，其方式在于能够提高“退出”的成本，进而矫正在“呼吁”与“退出”之间的均衡。也就是说只有把退出的门槛和水准设置的极高，组织（或企业）才能把参与者（消费者）拉回己方群体中。这里的动态均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衡（Balance），更准确的应该是均衡（Equilibrium）。这让我想起我们国家互联网治理的两种路径依赖，一种是发动各种舆论军团进行意见动员，姑且称作“制造共识”，是柔性的；另一种则是刚性的表达控制——删帖和选择性设置话题。可以认为，以忠诚的视角来看待，两者往往是并行而为，当然也不能说是治理的矫枉过正，但交替使用而不依赖于特定方式，这也是治理者目前所奉行的治理共识。

那么非理性行为下的忠诚表现，诚如刚才郭老师所表达的，几种主要的形式，如民粹主义式的，极端主义式的，教条主义式的，都可以归纳。这种类型下的“忠诚”生产，产生的结果往往是助长了“退出”的成功率。赫希曼对非理性下的忠诚表现做过很深刻的解读，因为他的写作与问题意识本来就是基于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我们都知道美国社会存在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例外主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赫希曼颇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式的民主发展趋向，至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滋生出这样的趋势：优待退出，刻薄呼吁。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运作体系愈来愈欢迎“退出”这样类型的运作模式，反过来“呼吁”的成本提升至极高的地位，结果就是“退出”的门槛很低。我们都知道美国以言论自由和民主投票制而对外部世界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论市场是健全而广阔的。但依照赫希曼的观点，这种制度设计刻意地把“忠诚”这一黏合剂的效果调至很低的位置，而看似宽泛的“呼吁”市场由于被大量稀释，真正的高质量，能够产生影响力的话语常常被淹没在无效表达之中，结果就是当前美国，乃至西方的民主表达形式变得愈发糟糕和低质量。以今年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进展来看，最近热议的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邮件门事件所揭露的内容，反映出党际竞争内部对于民主实质、竞选策略的不断恶化（Deterioration）的熟视无睹和乐于操作（可以说，无下限的竞选策略本质上是低质量、低策略方式的“呼吁”）。这种类型的呼吁的成本很低，但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确是极大的。 这一事件造成了不少民主党支持者的愤然退出。当然反过来，对竞争对手的失望和愤懑，并不翻转要接受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极端主义者，善于煽动民众的媒体作秀者上台。我想借这个例子表达赫希曼眼中的美国困境，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民主衰退与反复挣扎之间的很大的悖论。赫希曼的解决之道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反其道而行。

那么我想来谈一下，赫希曼命题—推论对于我们今天探讨和阐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一些启发。其实我前面不断在谈及，我所假设（提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确如我所观察的那番，逐渐退出互联网表达的主力空间的话，那种曾经表达的圆滑与世故、经验式的表达开始让位于新生代青年聚集式的情感宣泄（这里我没有具体数据支撑，欢迎商榷批评）。不可否认的是，当下言论市场的转向与转型既是夺人眼球的，也往往是沉默不语的，这种现象的背后，如果说是以像“帝吧出征”这样的新互联网情感表达与动员范式的崛起，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某些曾经带着鲜明历史印迹群体的无奈退出呢，背后的运行机制是否能参照赫希曼的假设加以解读呢。

我尝试着用三个层面，治理视野、社会阶层、忠诚本身的内涵，这三个角度做一个简略的解读。首先从治理视野的角度出发，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我想从制度设计角度很简单的说几句，如果说过去二十年政府网络治理还是依赖原有部门的结构-功能来追踪，驾驭互联网，那么如今的制度与组织架构已远远超过以往，权力更为集中，架构更为清晰，管理更为高效，对互联网生态也更有敏锐触觉，对言论市场的适应和驾驭较之以往也更少不适应。从社会阶层角度出发，伴随着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财富、地位与生存境遇上的差距扩大化，以及伴随着新生代（90后）话语与活力的自然兴起，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共识的张力开始变得敏感而且极具象征性，有一些还具有很美好的幻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话语的歧义多变，这些内容90后新生代运用的是最为纯熟的。最后一点是忠诚本身内涵的变迁，包括我们如何去理解爱国主义。我不大愿意用民族主义这种表达方式，因为民族主义更多从属于19世纪的欧洲大众话语。20世纪的民族主义退潮是客观现实，但爱国主义的表达又与所谓的民粹主义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Populism既可以翻译成民粹主义，同时也可以叫做平民主义。就我个人以为，我并不喜欢用民粹这一称谓去指称某些表达，因为一旦如此标签化，我们就会忽视民粹运动背后的表现实质，况且我们都公认所谓的民粹主义肇事者并非大众，而是那些试图控制和发动群众的精英。所以我们一旦认真思索对于何谓民粹，何谓平民的命名政治（Politics of Naming），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合作会有新的深入认识。

引入赫希曼命题的意义，在我看来，是要提出对当下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追问。赫希曼的思路是细致和微观的，他提供了一种简洁和颇为巧妙的逻辑思路，在这种关照下，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命名上思索“帝吧出征”是否从属于经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表达？背后情绪、情感表达究竟是如何展开？这样一种表达能不能使当下中国的互联网言论空间更具有忠诚度、黏合度；完善所谓的退出与呼吁机制，能否真正的适应中国当下的国情，降低退出的成本，提升呼吁的质量呢？另一个问题，假如我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的话语和表达方式，是否真的能够驯服西方长期赋予我们的，一种预见、判断和阐释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叙事框架，是不是我们能够打破西方精英心目中那个“躁动的帝国”（Restless Empire，文安立的描述）及其臣民心态，选择另一种合适中国式的民族与文明发展道路展现在世界面前。

以上内容，就是我冒险尝试赫希曼命题思考网络民族主义的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解读。谢谢各位的聆听，欢迎批评指正。

提问与回应
白红义老师问：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用的理论框架其实是赫希曼用来分析企业衰退的，拿这个来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是不是贴切或者适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理论框架提出之后，后面很多人做新的更新。可能会做出很多更细的，在这三个里面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视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一下。第三个问题是：我原来以为你这个是经验性的研究，但最后看起来你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思路。我的建议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性的材料，我觉得做经验性的研究比只是单纯地这样分析要更好看一点。
 
贾敏老师回应：
谢谢白红义老师，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单位所限，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可能性要比高校同行低一些，这是我研究的短板。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赫希曼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兴趣。

赫希曼的“呼吁，退出与忠诚”模型推出以后，应该说被西方社会科学界广泛引用，并且在各自领域都有很不错的应用。我确实没有持续跟进西方学界对于赫希曼这一理论模型的发展。

第三点关于经验性的讨论。我想从个体经验谈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我对这个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体验和想象。我始终持一个观点，就是当代中国史的零八心态（我称之为 2008 Mentality），这个年份的情感动员给予我们国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上半年的汶川地震，它的出现升华了国家叙事在新世纪的情感表达，这是极其正面的，包括对于国家形象的建设和身份认知。另一个当然是08年的北京奥运，民族自豪与爱国主义相结合。08年另外一个叙事对于中国的精英影响也非常大，那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中国四万亿救市计划。

2008年的时候我恰巧在美国访学，以上三种混合的感受和冲击对于我而言是极富画面感的。那么随着历时性的延续，据我的观察和了解，08心态所曾达到的情感绩效，如果按照赫希曼的假设，恰如一个绩效不断退潮的过程，延续至今日。曾经的这样一种高尚而自豪的民族主义叙事，在08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碰撞与纠缠中渐渐衰减。曾经参与的一代人逐渐退潮，离开，有些是失望而离开，有些是清醒则散去。08年在美国诞生的赫赫有名的“四月青年”网站及其人物，大都是80后的一代人，我们现在很少能够从互联网世界看到他们的活跃。他们大抵都经历了几次转型，不少人选择退出。我不知道这种个人的观察能否被视作一种经验。

回到赫希曼本人。我对他的个人思想历程还是比较了解的。2013年我曾和他的传记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的Jeffrey Adelman教授有过见面交流。他同意我的看法，即赫希曼在后半生开始从纯粹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转而研究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败，他的“呼吁、退出与忠诚”命题，也被他移用到对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思想对于西方话语转向背后的极端化倾向所表示的失望感。他在80年代末还出过一部很有思想份量的书《反动的修辞》，这本书无疑也体现出赫希曼晚年思想中的某种悲观看法。所以我试图抓住原作者表达背后的真正的思想倾向。

当然我完全接受白老师的意见，即如果要把赫希曼的命题与假设运用到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之中，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或是一手数据都是必不可缺的。或许将来能够和白老师就此展开合作。还有之前王洪喆老师对于百度贴吧的历时性考察也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三代网民的变迁和行为，事实上对我刚才演讲当中的假设也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支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