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怀念张筑生
按：不是书评，恰好读到这篇回忆文章，觉得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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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张筑生
本文由王垦原载于天涯博客
一、四川大学学习标兵
1962年我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第一个听闻的人就是张筑生。当时四川大学正在大搞又红又专教育，树学习标兵，张筑生就是学校大树特树的一个典型。他的学习方面的先进事迹被大吹特吹，组织全校师生讨论、表态。我至今记得宣传材料中的几件事。一件是说他晨起坚持学外语，专心致志，以至于撞上电线杆；一件是说他从没有星期日；一件是说他从重庆到成都三年之久，居然不知道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在何处；一件是说他来成都三年，没看过一次成都人引以为骄傲的川戏，竟然不知道周企何、陈书舫何许人也。他是1959年考入川大的，各科成绩皆优，尤其是数学，直可以给同班同学讲课。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一个书呆子。
二、八．二六参谋部高级参谋
张筑生，高个儿，瘦瘦的，很文静，左手悬着不动，说话很有逻辑性，不紧不慢，没有身体语言，不激动，更不张扬。第一次认识张筑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在八.二六团内部辩论大会上，我发表了一通极左言论，赢得阵阵掌声。有一个人坐在参谋长刘安聪旁边，腰板挺得笔直，面无表情，淡淡地说了四个字：“言过其实。”我在八.二六内是出了名的“油嘴”，当时很不高兴，很不服气，将他一军：“先生，有何高见？”他站起来，走出去了，说了一句话：“没有高见。”这个人就是张筑生，八.二六参谋部高级参谋。 参谋长刘安聪很信任他，几近于言听计从。政委江海云也很赏识他。他属于八.二六上层智囊团人物。 这以后，来往多了，我才知道他那只悬垂的左手是残废，读书、写字、洗衣服，全靠右边一只手。 很显然，他是“江派”人物。当时八.二六内已有“江派”、“游派”一说。“江派”是指以江海云、刘安聪为首，以参谋部为核心；“游派”以团长游寿星为首，以“1113战斗队”为核心。只不过这个派系当时并不对立，也不公开。我是“游派”人物，但刘安聪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因之我同“江派”很接近，较有感情。游寿星鬼点子很多，组织能力强，老奸巨滑；江海云表里如一，刘安聪书生气十足。这是当时八.二六内大体上的评价。
三、大联合谈判代表
文革中武斗盛行，“九大”时毛老人家一挥手：“大联合”，“团结起来”！谈何容易！放火易，灭火难。各种政治利益，各种派别，各色明的暗的争权夺利，岂能说联合就联合，说团结就团结？一句顶不了一句，更不要说一句顶一万句了。表面上的个人崇拜，极权主义，骨子里的阳奉阴违，无政府主义。几千年的专制与反专制，中华民族上演了多少闹剧？具有中国特色！但形式还得要，过场还得走。君不见我们的各色选举，多么严肃，多么本质上的荒唐？ 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口头上也在叫联合。在五十军政委郑志士主持下，召开造反派“大联合”谈判。地点就在成都大慈寺，五十军军部。 八.二六派派出以参谋长刘安聪为负责人的谈判代表，张筑生和我是代表团成员。 纯属一场闹剧，哪有谈判的诚意，哪有谈判的基础，哪有谈判的氛围啊！打语录战，互相攻击，指责、漫骂，比谁的嗓子更大，比谁紧跟毛主席、中央文革更紧，比谁更革命，更极左。往往是吵一通，骂一通，不欢而散。下一次谈判继续进行。谈判中，我和另外两个人唱“花脸”，骂对方；刘安聪是领导，无论怎么样要讲点政策，显示点风度。最痛苦的莫过于张筑生，他那些逻辑推理根本没人听，他只好不说话了。有一次，他对我说：“谈不出结果，浪费时间。”去了几次，他压根儿就不参加了。凡张筑生认为无效率、无结果的事，他不做，说是“浪费生命”。
四、被逼考研究生出走
张筑生是1964年川大数学系毕业生，公认的数学“天才”，留校任教。到1978年，他已在四川大学工作十四年了，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学术水平来说，他都是数学系肯定的人物，但四川大学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他连讲师都没评上。比他资历浅、能力差的人，大多评上了。数学系领导把责任推给学校，说是学校不批，理由很简单：张筑生是“文革造反派”，何况他是八.二六参谋长刘安聪的妹夫，江海云的姻亲……诛连九族，传统如此！哪一次政治运动不秋后算账诛连九族？张筑生并不想离开四川大学，他也不在乎读研究生，何况他的妻子当时已在川大外文系作教辅工作。这次评职称伤了张筑生的自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从未见过他那么不开心，他说了一句很不谦虚的话：“那些评上讲师职称的，一大半只配听我讲课！” 他只好出走了。1978年张筑生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我也被逼报考了吕叔湘的研究生。（详见《怀念吕叔湘先生》一文）说来也巧，我和他同时到了北京大学，同住在学生宿舍25栋，他住315房间，我住215房间。 我常到315房间玩，与数学系研究生很熟。我当时任研究生文体部长，分配内部电影票，文科研究生争着要，数学系研究生几乎很少有人要。数学系研究生告诉我，说张筑生考研成绩最好。其中有一道试题，无解，题本身有问题，全国考生中，全面分析了这道题，指出无解的，就只有张筑生一个人。学校导师也承认题本身有问题，因此凡作错了的，不扣分，唯张筑生加了10分。指导教师说，张筑生的水平根本用不着来读研究生，甚至可以给研究生开课。数学系研究生对张筑生很尊重，视他一半是学友，一半是老师。
五、护美大使
张筑生醉心于数学，几乎全天在图书馆。很多研究生开的课，他大可不必去听。他有自己的研究计划。他像一部机器，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散步，走哪条路，走多少时间，什么时候睡觉，准确得像一部时钟。凡他学习时间，他一般不理睬人。我只要看见他读书，立刻转身就走，话也不说一句，说了也白说。有些人到北大看望他，他一般不见。江海云的老乡，刘安聪的朋友，昔日川大的故交来看他，推脱不了，他就让我出面接待：陪他们逛北大，间或吃餐饭。特别是女孩子来了，张筑生更烦，而我却乐此不疲。数学系研究生给我封了一个官：“赴美大使”，谐音“护美大使”。 我接待过的许多知名人物中有一个叫王小白。她是四川大学外文系70级学生，江海云的老乡，外文系系花，一曲苏州评弹引来多少狂热的追求者，有许多浪漫动听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项楚也知道。她来看望张筑生，张筑生却让我陪她去逛北大，他却依然去图书馆。我陪王小白逛了两个多小时，她当然也认识我。我送走她，回复张筑生，张筑生只说了一句话：“该睡觉了。”我这“赴美大使”就是那一次民间封赠的。 但有的人来了，张筑生也不得不见。在我记忆中，三年来他见过两个人。一个是冯斗。四川大学外文系62级英语专业学生，文化大革命中八.二六派的知名人物。她真名叫冯仁芬，江海云的贴心人物，刘洁挺、张西挺的专线联络人，选入省革委办事组的得力干将。我被从政法组清理出来后，她还在省革委干了很长时间，直到刘张垮台，分配去南京部队。在清理“五.一六”时被抓起来关了一年半，查无实证，脱下军装，退回成都。还算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去电讯工程学院教书。她此次到北京是接美国到电讯的一个女教师。身心俱疲，一脸的苍桑，昔日的朝气与闯劲荡然无存。张筑生和我陪冯斗去登长城八达岭，冯斗体力很差，登了一半，走不动了。张筑生执意要走到最高点。我怕他有意外，只好陪他继续走。记得张筑生说了一句话：“不走到顶点，人生没有意义。”我回了一句：“事事要走到顶点，人生太苦，也同样没意义。”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我和张筑生又陪冯斗去看望温建平。温在文革中是四川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张筑生和冯斗都是力主解放温建平的人，同温校长很熟。八.二六失势后，赵拓任四川大学校长，温建平到了北京，任北京语言学院校长。到了温校长家，温指着我说：“这个同志不怎么熟悉，见过，记不起了。”冯斗介绍了我。温笑着说“久闻大名”。我说，我对温校长较了解，当年在八.二六团部，站在游寿星旁边那个人，就是我。我说了一件事，一件是批斗温建平时，温校长居然说：“如果把一个人一生的好事优点都总结起来，这个人准是个模范;如果把一个人一生的错误缺点都集中起来，这个人准是个坏蛋，不能这样看人论事！”当时很佩服这句话，至今记得，这也是我当时力主解放温建平的主要原因。 温校长很感动，他说，几十年了，不曾想还有人记得这句原话。他又问我：“第二件事呢？”我说，不太好意思细说。当时盛传延安时，温建平同聂元梓谈过恋爱。不知具体情况。传闻聂元梓叫温建平“温小弟”，不知是否属实？当年八.二六中有人向温建平出主意，要他利用这个关系，打聂元梓这张牌。温听后，严肃地说：“我同聂元梓仅是同学关系，我们都叫她聂大姐。她的确常叫我温小弟，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但并无恋爱关系，不能因为聂元梓出了名，就打她的旗号。”当时我在场，亲耳听温校长如是说。我记忆力很好，至今记得。温建平激动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三个“知己、知己、知己”。 在温校长家吃了饭，匆匆回北大了。第三天，陪冯斗与那位美国女教师逛故宫，张筑生不肯去，只好由我一人作陪了。第二个人是谭洛非。当年四川大学宣传部长，温建平很赏识他。这次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来北大看我和张筑生，希望我和张筑生陪他去拜访温建平。 星期天，我们三人又去了一趟温建平家。温校长夫人对成都赞不绝口，说成都蔬菜特别美，全世界都比不上。我真不该接着问：“哪几样蔬菜最好？”温校长夫人说了三样：摘耳根、豌豆尖、青菜头。顺理成章，她请我过年回家从成都给她带几十斤蔬菜，害得我又当了一次苦力，为了买菜，我的朋友廖晓夫妇还忙活了半天。 记忆中，张筑生似乎没有再见过其他人。
六、星期六共进晚餐
我和张筑生同住在一栋楼，一层之隔，但平日几乎很少往来。他生活、学习、工作、休息都很刻板，我的性格与他相反，受不了。在学校里，他昂首挺胸而过，腰板笔直，悬垂着那支病手，纹丝不动。除了指导教师外，他几乎不跟人打招呼，更不说客气寒喧之类的话。他从不去看什么内部电影，而我却一部不落。记忆中他只去听过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的一次音乐会。有一次碰见我和北大那个女朋友手牵手散步，他脸上毫无表情，似不认识我一样。我对那女朋友说，此人是我的好朋友，她压根儿不相信。数学系研究生李安民，也碰见过我和那个女朋友，也不打招呼，但脸上写满了窃笑。李安民现在川大工作，知名教授。1995年他来狮山看望我，还禁不住提起这件事。李安民热心地动员我大女儿考川大数学系研究生。当时我大女儿在重庆师范学院数学系读书。李安民还特地安排了教师专门给我女儿补课，后成为四川大学应用数学研究生。我心里很感激李安民，但没送过任何礼，其他补课的老师我都送了礼表示感谢，唯李安民我送不出手，连“谢谢”也不曾说过。李安民说：“张筑生和我是朋友、同学，你是张筑生的朋友，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一词重千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来未给李安民帮过什么忙办过什么事，朋友是不需要交换条件的，也不必说谢谢。普天之下，称得上“朋友”的，又有几人？ 凡是能自己做的事，张筑生不接受别人的帮忙，很固执。一次我有事找他，他正在洗衣服。用一支手先在盆里透水，把水压干，打肥皂，揉压，清洗，再压干。我看他洗一件衣服至少是他人两倍的时间，突然有点生气了，到他的寝室里对同住的其他三位数学系的研究生说，为什么不帮帮他？太缺少同窗之情了？有一个同学冷静地对我说，你和张筑生同一个学校来的，又是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帮他呢？我立刻转身冲进洗衣间，我说，张筑生，我来帮你洗。边说边动手。张筑生很不客气地推开我，说：“我自己能做的事，为什么要你来帮我？”他说得很肯定，很严肃，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无精打采地又回到了315房间。同寝室的几个研究生看着我，一脸冷笑：“怎么样？你怎么不帮他洗呢？不是我们不肯帮他，他压根儿拒绝帮助。别说洗衣服，就是食堂买一份菜，他从不加塞，也从不要我们代买。”自此以后，我从不提帮他做什么事。 北大三年，我和张筑生有个约定：星期六共进晚餐。大概下午五点钟，我和他去海淀区市场走一趟，散步，谈心，品评人事。然后买一斤抄手皮，一斤鲜味绞肉，回校包抄手吃。也买一点白菜、菠菜。我有一个煤油炉子，常年陪伴着我。调料很简单：酱油、红油，既当油吃，又有辣味。大多数情况下是张筑生买肉和抄手皮，我买菜和煤油。我们自己包出来的抄手好吃极了，每次都吃个精光。张筑生饭量相当好，比项楚强多了。吃完抄手，八点钟，张筑生看书去了，他没有星期六、星期天这个概念。如果他有重要事，则预先通知我，共进晚餐暂停。星期六和张筑生去海淀区散步、聊天，共进晚餐，是北大三年研究生生活中很值得回味的事。三年来，吃抄手没变过花样，别的也不会做。张筑生和项楚不同，项楚是一个很认真听你讲，但极少发表意见的人。项楚常常是不置可否，更不轻易藏丕人事，涵养极深。张筑生热情，有见解，也肯同你交谈，如果他认你作朋友。 三年来，谈了什么，大多忘了，但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七、三个半聪明人
有几次在星期六共进晚餐前的散步中谈到了聪明的问题。我说，从1962年进大学算起，到1980年止，这近二十年中，我见过三个半可说是聪明的人。张筑生问：“哪‘三个半’？”我说，第一个是我的指导老师朱德熙先生，时任北大研究生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他当时已六十多岁了，头脑特别清醒，思维十分敏捷，说话、讲课逻辑性很强。我有个恶习，喜欢发现别人的错漏之处，却一次也抓不出他不严密的地方，相反，让他抓住我几次失误的地方。一次，我写学年论文，习惯性地写了一句“一般说来”，朱先生问我：“在语言学研究中不用这个词。‘一般说来’是模糊概念，占百分之多少啊？特殊语言情况是什么啊？怎么解释又是什么关系啊？问题要说清楚。”我急忙辩解说：“是，这个地方没写清楚。”朱先生一下发火了：“什么叫‘没写清楚’？你已是北大研究生了，文章还写不清楚，那你就不配当北大研究生。”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胆怯地说：“那是什么问题？”朱先生说：“不是没写清楚，是没想清楚，想不清楚自然写不清楚。想不清楚，关键在研究不够，资料占有与分析不够。”我当时还颇不服气，难道你的文章都想清楚了，写清楚了？我把朱先生的论文通读了一遍，没找出一处不清楚的地方。不得不叫人佩服，而且朱先生开始是学理科的，搞语言学是改行的。这算个聪明人吧？ 第二个是项楚，他不多说话，心里什么都一清二楚，干一行钻一行，皆有成就。文笔快而有深度。 第三个是你张筑生。冷静，把问题看得很透，不做无结果之事。数学我不懂，姑且不说。搞武斗时你无聊，短短几个月，你居然把音韵学搞懂了，我大学五年，出大学也有十年，项楚还给我讲过，我一直似懂非懂，直到读了研究生，学了几年现代语言学，应用国际音标，发音部位发音方法，也许才敢说基本懂了。你和项楚，公认的四川大学的两大才子，一个理科，一个文科，我是自愧不如。 张筑生无动于衷，接着问：“还有半个呢？”我说，王恳算半个聪明人。反应快，记忆力好，有自己的判断，会解决问题，一般人都说王恳聪明。但王恳胆大妄为，常干糊涂事，又不能持之以恒钻一门学问，所以顶多算半个聪明人。你说对吗？ 张筑生说，什么叫聪明？很难定义。中国有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人论事评成就，只定性不定量。凡不能定量说明的问题，皆不科学。毛泽东经常只定性不定量，走入强权论辩。就说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为什么左派一下子又变成右派？说什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也是绝对化。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诸如“政治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跃进”等等。凡不能量化的理论都是伪科学。聪明，或说天才，怎么量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判断差别很大，很难统一。张筑生认为，天才，或说聪明只能以成果论之，你搞出了成就，你就是天才，你就聪明！别无他法，否则又是说不清楚的问题。 张筑生进一步说，王恳说的“三个半聪明人”只能说明王恳见识的人太少。生活中藏龙卧虎，聪明的人多着呢，还要看是否有机遇实践。张筑生说，他见过很多人，比他自己聪明得多，川大刘应明就是其中一个，数学系研究生李安民就是一个。 这以后，我不敢轻言自己“聪明”，世事未洞明，人情未练达，不断犯错误，学问一无成就，恨无地洞可钻。当年在狮山狂气十足，常和谢不谦争高论低，现在想来，也禁不住一声叹息。谢不谦可算个聪明人，望继续努力，拿出更大成就来证明自己。
八、龟兔赛跑
长期同张筑生在一起交谈，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彼此的优缺点，甚至不客气地评价朋友。项楚从不评价朋友，张筑生要发表意见，直言他的观点，只是不轻易说而已，往往是择人而言，言必中肯，有独到的见解。透露一点不太礼貌的评价，他曾不客气地评价四川大学历史系某研究生，此人在川大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张筑生说他 “不是做学问的老实态度”。评价游寿星团长是“无产阶级政治家”，语多反意。张筑生也曾表扬过项楚，说项楚“不投机”。其实他和项楚虽然都知其名，但直接交往不多，彼此却很尊重。我喜欢社会活动，喜欢交朋友，这些人都有往来，但不敢传达这些信息。 张筑生常不客气地批评过我，评价过我。记得很清楚，他常讲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自己正是乌龟，向着目的地契而不舍始终如一地往前走，不受诱惑。他说我是兔子，猛跑一阵，一有成绩就骄傲、狂妄，“终做不成学问”。这批评很重，而我无言以对。他叫我是“花心的兔子”，我反讽他是“刻板的乌龟”。但我不敢把这句话传出去，否则，在“×司令”之外，我又多一个不光彩的外号。 张筑生说我是“有几分痞子气的知识分子”，我对项楚讲了这句话，项楚笑着说：“王恳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这几分痞子气”。我当时感到，这是项楚在夸我，肯定我。我也对我的好朋友王喜忠讲了这句话，王喜忠说：“痞子气有两种，一种叫人讨厌，低级;一种叫人喜欢，正直。王恳的痞子气基本属于后者。”至今，我一想到张筑生就想到这评价。我死之后，若有人为我写悼词，若我的悼词里能写上一句“王恳是一个正直的，有几分可爱的痞子气的知识分子”，我就含笑于九泉了，这比说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让我高兴。
九、专业如宗教
考入北大现代汉语专业读研究生，开头两年，干劲很大，也读了不少书，听了不少课。渐渐地，不知为什么，对所学的专业既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信心，很烦躁，很郁闷。不敢对学兄讲，更不敢对指导教师讲，十分彷徨，闷闷不乐。项楚来北大看我，我也没讲，我怕项楚批评我自己不珍惜用那么大的挣扎得来的成果。对专业提不起劲，这并不是怕苦怕累的问题，而是压根儿失去了热情与兴趣。我那师兄马庆株成天钻现代汉语，如今早己是南开大学博导，有杰出贡献的教授，而那时我却在读《金瓶梅》，钻研此书的写作技巧与语言风格。指导教师朱德熙似有察觉，告诫我要树立专业思想，并说“小聪明做不了学问”。我对张筑生谈了我内心的痛苦。我说，整个语言学理论都是西方的，研究方法也是西方的。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即所谓“小学”，无论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成效甚微，也不科学。中国知识分子三千年来在语言学研究上泛善可陈，多是故纸堆，貌似艰深，实则空虚。即如我的指导教师，全国语言学界泰斗，与索绪尔、布龙菲尔德比起来，也实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这些观点偏颇，但却影响了我。张筑生仔细听后，说“很危险”。他又说：“专业如宗教，你如果不是信徒，不可能持之以恒，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我反问他：“数学那么枯燥，数学是你的宗教吗？”张筑生很肯定地回答我：“是的，我以数学为宗教，一生奉献给数学。”他说得那么认真，我不可能不信，何况他的行动己给了足够的证明。他接着说：“人世间没有枯燥的事，兴趣就是佛灯，投入就是神明，爱专业就是力量。”他讲了他的一个朋友，这就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院士刘应民。他说刘应民以反动学生的身份分到四川大学，社会、学校、周边的人，多年待他不公平，他的处境很困难。但刘应民并无自杀的念头，支撑他的力量不是那些空话大话，而是模糊数学，这就是宗教的伟大之处。我无言以对。与张筑生、项楚、刘应民、马庆株等人比起来，我很可悲，悲在没有专业，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我怀疑猫大爷除权力与个人迷信之外，同样没有信仰，所以才失去了人心。到了阴间，我和他也许都是孤魂野鬼，找不到归宿。
十、张筑生谈刘应民
张筑生给我讲过刘应民的事。都是搞数学的，好像师从同一个人，有师兄弟之谊，关系很好。 刘应民是60年代初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很聪明，学习成绩突出，数学老师很喜欢他，曾许诺刘应民免试读研究生。就在刘应民毕业那一年，出事了。他被定为“反动学生”，属“内专对象”，分配到四川大学。刘应民在北大读书时有一个同学是朝鲜族人，困难时期这位仁兄吃不饱肚子又多怨气，于是从鸭绿江游泳叛逃到北朝鲜。北朝鲜审问以后，似觉无多大价值，又把他引渡回中国。他当然成了叛国分子，严加审问。没进过监狱的人，也许不知道审问是什么味，不仅要触及灵魂，往往还要触及皮肉。交代政策，攻心战，施加压力，等等手段，很少有人能挺过这一关。我是深有体会啊。 这位仁兄熬不住了，胡乱咬人，说什么刘应民支持鼓励他叛国，说什么刘应民对三面红旗不满，刘应民说过什么“困难时期饿死人”之类的反动话。即使查无实证，刘应民也就成了“反动学生”，读研深造的事化为泡影。刘应民的老师很关心他，要刘应民不要放弃数学，顽强地活下去，并承诺刘应民有事可找他。很遗憾，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知道他是全国有名的数学家，北大知名教授。 刘应民到四川大学，这身份，其待遇可想而知了。世界似乎把刘应民忘了，他的孤独寂寞，没有朋友，没有交流，不被人理解。“内专对象”像一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职称，个人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具体细节，张筑生没讲，我也不认识刘应民，文革中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也不清楚。 刘应民几次想自杀，但死不下去。支撑他在艰难环境中活下去，不仅活下去，利用文革动乱那几年，拼命地研究模糊数学的动力，绝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也不是什么“为解放全要类而奋斗”的大志，而是宗教，这宗教就是他的专业，他的数学。难怪张筑生对我说：“专业如宗教”，原来典出刘应民。 没有人重视刘应民，也不关心他，这反而成全了他。寂寞出诗人，愤怒出成果啊！ 打倒“四人帮”，小平同志复出，春天开花了。最早开花的是科技战线。召开了七千人全国科学大会。 北大那位知名教授，刘应民的老师，在大会上获重奖：他有三篇数学论文分别在美国、德国发表，震动了数学界。那位教授走上领奖台，声泪俱下，高声宣布：“这论文不是我写的，是我的学生刘应民写的。刘应民被打成反动学生，仅因为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饿死了人。刘应民在四川大学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他只好借我的名字发表，只好在国外发表……” 全场震惊。当时出席大会的有四川大学副校长，数学家柯召。柯副校长立即把情况通报了四川大学党委，一夜之间，刘应民从“反动学生”变为“革命的科学家”，从助教都不是直升为教授。中国人在外国扬名了，共产党领导有方，组织上关怀有功。荣誉接踵而至，什么政协会员，人大代表，什么副主任，科学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什么民主党成都领导人，世界模糊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诸多头衔、荣誉，蜂拥而至，也许刘应民自己都记不全。刘应民很有感慨地对张筑生说：“我最需要帮助，最需要鼓励，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党把我忘了，人民把我忘了，领导把我忘了，同志把我忘了。只有我老师还记得我。我最不需要荣誉的时候，各种荣誉都来了，仿佛是一种奖励。我拿这么多荣誉来干什么？有今日，何必当初啊！” 我问张筑生，刘应民当什么副主任、副校长，能有政绩吗？张筑生肯定地说，刘应民不是当官的料。为什么不可以让他安心搞学问呢？难道当官是有成就的标识吗？ 我不认识刘应民，但对他很感兴趣，当时同张筑生说定，由他介绍我认识刘应民，张筑生和刘应民的“传记报告文学 ”一定要由我来写。后来，张筑生患鼻咽癌，我出走深圳，一直未得机会拜访刘应民。这里所记，全凭谈话记忆，不知是否有出入，请刘应民兄指正。一当有机会，我将请李安民陪同我拜访刘应民，将他的传奇述诸文字，留给后人。
十一、同张筑生谈文革
我和张筑生都是从四川大学八.二六上层来的人，又同在北大，不可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我的几个好朋友，皆是知名教授，颇有成就，都身为八.二六造反派，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很大差别。院士级大教授项楚，自武斗一开始，就只字不提文革，也许他想人们忘记文革中的项楚。我的政委王喜忠，全国名师，在清华、复旦、香港、台湾讲学多年，获好评。他和北大同仁所著有关生命科学的教材发行量很大，近日由黑白修订为彩版，连国外大学也来购买版权。我想写《炮轰团与泸定桥事变》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同意，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堆牛屎”理论。他对我说：“王恳，不要再提文革了，臭不可闻！干点实事，做点贡献吧！大家搞发展，大家搞和谐，何必去揭那伤疤？你我当年出生入死搞文革，动机是高尚的，现今有几个人相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相信你，年青一代不懂文革的人怀疑你，特别是你王恳！文革是一堆牛屎，让他烂在地里肥田，莫提起，提起惹一身臭！”著名作家童恩正，最早说“文革必定失败”。还远在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揪出来前他就说“文革搞不下去了”。还在批右顷翻案风高潮时，他警告我“切不可参加”。他要我和刘安聪赶快“上岸”，“逃离文化大革命”。他后来写科幻小说与电影，不久去了美国，死在美国，遗言要“魂归中国”。张筑生同我谈文革，完全是理性的，已超然于造反派派性之上。我和他甚至排定过八.二六大事记，如围攻成都军区、一月夺权、二月逆流等事件。我们谈得较多的是文革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文革的起因，文革的责任，文革的灾难。特别是指导理论上的原因，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寻求自己的领袖与权威;领袖走向独裁，大搞个人迷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政治夺权斗争白热化……党、军队、体制、政府机构，红卫兵，全国人民皆成为斗争的工具。党中央已对文革作了结论，说到了毛主席的错误，说到了利用党和军队，而这笔账是记在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四人帮、林彪小丑而已，真正该对文革负责任的一是指导理论，二是毛泽东本人，三是党和军队，四是体制缺乏监督与民主。具体罪责在四人帮与林彪。张筑生渴望和谐与发展，想在数学上作出成就。
十二、攻博
1981年张筑生硕士研究生毕业，成绩突出。四川大学希望他能回母校工作，答应尽快解决职称、住房等问题。当时张筑生的妻子刘玲玲在四川大学临时安排在外文系作教辅人员，四川大学也答应“转正”。张筑生不是意气用事的人，他对四川大学深有感情，同意回四川大学。但北京大学不放他走。为了让他留在北大，北大想出了一个高招，让张筑生继续攻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研究生。这样，四川大学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实，张筑生完全没有必要读博士，他已成熟了，应开始有计划地做研究工作。 就这样，张筑生成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3年又成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博士研究生。他是北大第一位博士生，博士证书编号为001号。张筑生本来应该是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当时北大校长张龙翔过于谨慎，这才让别的院校抢了个先。张校长后来为张筑生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有100多人参加，张筑生像作数学报告，受到一致好评。可惜我不懂数学，答辩的具体内容说不清楚。 1981年9月，北京大学硕士、博士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张筑生作为研究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重申了他的“专业如宗教”的信念，立志要为中国数学赶上并超越国际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研究生六年，张筑生对数学的学习，整整投入了二十三年。如果问张筑生：什么是人生乐趣？什么是人生的辉煌？张筑生的回答一定是：学习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为国家作贡献是人生最大的辉煌！ 1981年我回到了四川，这以后与张筑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仅记得他攻博期见过一面。他身体健康，颇有雄心大志。听他说，经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推荐，张筑生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并作过专题演讲。什么题目，我记不住了，那名字很怪，是一个外国人的数学疑问，他攻克了。这大学是爱因斯坦的母校啊，这是何等的殊荣！只记得张筑生很有感慨地说，中国数学界大有人在，颇有成就，与国际水平很接近。但可惜文革中落伍了，差距拉大了。宣传的什么陈景润，其实在数学上意义不大，完全是“政治造势”。去了美国，方知天外有天，别人是一日千里搞科研，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搞政治，惭愧啊，对不起国家与人民啊！
十三、患鼻咽癌四年后，出任中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主教练
1991年9月，张筑生不幸患鼻咽癌。这年寒假，我见了他一次。他给我讲述了诊断出鼻咽癌的经过，一如既往的冷峻，仿佛是在谈别人患癌症似的，既不激动，更不悲伤。他自己觉得鼻子有问题，便找了有关医学书来看，悉心体味。他到北京大学卫生科去看病，医生说是“鼻炎”，开了点药，打发他走了。他服了药，无效，对比了鼻炎与鼻咽癌的各种症候，第二次去北京大学卫生科看病，他提出了疑问。那医生说，怕是你想得癌症啊？张筑生说，要正视现实，应有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那个医生请来了主任医师会诊，这主任医生检查后，不表态。建议张筑生去北京医学院检查。切片检查后，确诊为鼻咽癌。至今北大卫生科不少医生还说，这个病人不简单，自己诊断出癌症。 我的心抽紧了。在我看来，一切癌症，都是魔鬼，都是不祥之兆。张筑生却很乐观，说鼻咽癌初期可治愈，影响不大，化疗他也挺得住。他也流露出一丝悲哀，或说是担心，或说是无可奈何。他说，他近日感到精力不如以前，他最怕的不是癌，不是死，而是怕影响数学研究。我说，人已到了这个地步，生死难料，谁还去管什么研究啊！好好活着吧。张筑生又说，他并不为自己太操心，却怕妻子刘玲玲受不起这个打击。我说，不考虑自己的人是傻瓜，只考虑自己的人是自私。我告诫张筑生不要当傻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啊，顺其自然吧。 1992年4月，我出走深圳，为生存奔波，好几年未见张筑生。偶尔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情况。电话中张筑生总是很乐观，说他坚持化疗，坚持上课，反叫我注意身体，为人处事不可太冲动。 1995年，即他患鼻咽癌4年后，被任命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1997年到2001年他死之前，一直是国家队主教练。这是一个很费力，很不讨好的工作，主要带中学生，北大未必承认其成果。不少人都敬而远之，以各种理由拒绝。论身体条件，也不应该把这副重担压在张筑生肩上。张筑生却说：“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又说：“事总得有人干呀。”他认为，他自己是恰当的人选，他的长处是善于分析，善于一针见血看透问题，善于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记得他给我讲过，在数学上既正确又简化，是数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责任。 不是搞学术研究，不大可能出成果，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方法，理解问题的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此他全情投入，查资料，设计考题与练习，全不想名与利，连问都不问一下。他不懂名也好，利也好，成果也好，是要去争的啊，否则哪来那么多跑官要官的人？在这一点上，张筑生远不如我社会知识与经验丰富。 张筑生五度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五度征战国际赛坛，与学生休戚与共，甘苦共担，爱学生如子女，他说：“数学的未来是属于年青人的！”他五次率队夺得团体总分第一，为中国争了光，为中国扬了名。其中有三年参赛的六名选手，全都拿到了金牌。在这种国际比赛中，主教练的作用何其关键啊，不全情投投能有些成果吗？可张筑生没有金牌，他被北大冷淡，他被共和国忘记，他不是党员，党也不重视他。但他也拿到了一个第一：他本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是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虽不敢说后无来者，却是史无前例。
十四、糊涂的初恋
1976年夏，我到四川大学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住在校门边红瓦村招待所，张筑生就住在离我很近的单身教职工宿舍。星期天晚5－7点，他准时沿锦江边到望江公园处散步。我有时空闲，也陪他一起散步。有一次散步，我突然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张筑生你是否有过初恋？也就是说你可曾爱恋过哪个女孩，或是哪个女孩曾爱恋过你？暗恋也算。”张筑生知道我的初恋故事，知道我曾经写过几十封情书没有回音，他想了想说：“我没有初恋，不像你那么浪漫，那么浪费热情和精力。”我不依不饶，一定要他“仔细回忆”。我说，你那么聪明，那么执着，难道就没有过女孩为你动心？张筑生认真想了想说，有那么一个故事，不知是不是初恋。于是他以解数学题那种简单明快的作派，给我讲了一个他从不对人讲，至今也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引辅助线的故事。 四川大学数学系有一个女孩——张筑生没说她的姓名及班级——对张筑生很崇拜，心里早就有了一个他。但这女孩也不够大胆勇敢，她一直暗恋着张筑生，却始终不敢表白，更没有人约黄昏后花前月下的浪漫。临到毕业分配前，这女孩着急了，羞羞答答却装着一本正经去问张筑生一道几何题。张筑生根本未作他想，他根本就缺少那根神经。他十分严肃认真地给这个女孩讲了那道题，说“这题很简单，引一条辅助线就行了。”这女孩进一步说“辅助线该如何引呢？”张筑生仍没听出话外音，依然十分严肃地说：“引一条平行线就可以了。”这女孩很失望地走了。分别时，女孩托人转交了一本书给张筑生，书中有一封信，只有一行字：缺一条辅助线！张筑生这才有点明白，但人已远离，而这个女孩从此在张筑生心中扎根。 我听了这故事，大骂张筑生是木鸡，骂他没有感情神经。一个女孩来问你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不是自我表白么？他倒回答得好，引一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的两条线！ 张筑生说：“糊涂的初恋啊！”
十五、家庭生活
张筑生一生多灾多难，备受煎熬，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许多苦难。张筑生1940年出身于贵州省贵阳市。第一次大灾难是两岁时患小儿麻痹症，智力无论如何都有些许伤害。仅我所知，有两个人患过小儿麻痹症长大后智力仍超群：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个就是张筑生。第二次大灾难是1953年张筑生摔伤，导致左臂骨折，进而转成败血症，死神三次光临。他大难不死，活了过来，但左手已成残废，干什么都靠右手。第三次大灾难是1991年患鼻咽癌，从此与癌病作斗争，化疗十二年，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第四次大灾难是1998年患结肠炎，每天泻肚数十次。为了每周例行的一次讲课，提前一天减食，当天绝食，他不允许自己讲课时去卫生间。讲完课，一身冷汗，几乎虚脱。常人一天不吃便饥肠辘辘，何况一个病人一天两天不进食，何其痛苦。第五次大灾难是癌症转移到肝部，下半身浮肿，骨头骨节钻心地疼，直至去世。但没有人听见过张筑生叫过一声，哼过一声。 我与张筑生相交45年，从未听他诉过一次苦，从未见他流过一滴泪。在他临死前见他最后一面，对灾难痛苦，对生死去留，他都十分冷静而超然。 张筑生的妻子刘玲玲是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参谋长刘安聪的堂妹，即刘安聪大伯之女。刘安聪父亲是四川林业厅的上层革命干部，母亲是成都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而刘安聪的大伯家是地主，为子女计，刘玲玲从小就过继给刘安聪家，刘安聪父母视如己出，一般人只知道是刘安聪妹妹。张筑生和刘玲玲并不熟悉，很少来往，这段姻缘是刘安聪为妹选夫，八.二六政委、刘安聪之妻江海云大力促成。婚后生活和谐，互相礼让，但缺了点浪漫和激情。 最遗憾的是张筑生夫妇没有孩子。刘玲玲有一怪病，妊娠恶性呕吐，无法怀孕生产。刘玲玲怀过两个孩子，她多么想当母亲啊！但一怀孕就呕吐，吃什么吐什么，喝水也呕吐，医生也束手无策。眼见刘玲玲受苦，瘦得不成人样，张筑生决心打掉孩子保全夫人。我劝张筑生另想他法保全孩子，甚至劝张筑生去精子库捐献精子，保留一个遗传基因，不要让这么聪明的张筑生绝了种。张筑生不同意，他说，他不作让刘玲玲不高兴的事。这事我未对刘玲玲讲。我转而又劝刘玲玲抗战十月，争取再怀一个孩子。过了三年，果然又有一个孩子，但这次比上一次呕吐更甚，吐得天翻地覆，吐得五脏欲出。刘玲玲死也不肯打掉孩子，多坚持了半月，毫无办法，医生说不打胎大人孩子都保不住。张筑生决心打掉孩子，把刘玲玲保下来。张筑生不无感伤地对我说：“自古伟人多绝后，看来我也将是一个伟人。”话甚悲凉，张筑生是很想要一个孩子的。此则命也！ 我是个不拘细节的人，常空手到朋友家吃饭，但我唯独不到张筑生家吃饭。一则，他家太冷清，无论是在川大的家，还是在北大蔚绣园的家，家徒四壁，没有点装饰，十分清贫;二则张筑生左手残疾，实不忍心给刘玲玲增加麻烦。我和张筑生从不谈经济，也从不问彼此的经济收入，仿佛这不是要考虑交谈的话题。 刘玲玲是一个热情的女孩子，张筑生太冷，性格有差异。作为朋友，我也不喜欢张筑生的性格。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坐茶馆，不唱歌不跳舞不打麻将不下棋不逛街不看电影，像一部机器似地刻板。有一次我同张筑生开玩笑，我说：“张筑生你会不会笑，会不会哭？你笑一次给我看，哭一次给我听！‘张筑生冷静地反问我：“为什么呢？”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我早就察觉到刘玲玲对张筑生这种性格有所抱怨，有所不满，但我小心地不碰触这个问题。张筑生死前二年，大概是2000年吧，我给张筑生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玲玲，张筑生不在。刘玲玲情不自禁地给我诉苦，她说：“王恳，你和张筑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你热情，胆大妄为；张筑生冰冷，凡事三思而行。”又说：“张筑生待我如老师对待学生，如长辈待晚辈，没有一点浪漫与热情。”一个女人也许能谅解丈夫无权无钱无能，却很难忍受丈夫不热情。刘玲玲电话告知我一件叫我吃惊的事，她说：“其实，张筑生心中一直有另一个女人。”我说：“你别胡说，张筑生很爱你，很疼你，张筑生岂是那种人？否则你哥哥真是瞎了眼了！”刘玲玲说：“真的，就是他们数学系一个女孩。这次张筑生病了，她不远千里跑来照顾张筑生，哭得比我还伤心。张筑生也很关心她。这个女孩一直在等张筑生。”我不敢问“一直在等”是什么含义，是这个女孩一直未嫁呢或是嫁人离异后在等。我不敢多谈这个话题。我说：“不可能吧，你别捕风捉影。”刘玲玲说：“我感觉到那个女孩真的喜欢张筑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刘玲玲说：“我对张筑生说，如果你心中有她，我成全你们，我让出位子来。”我急切地问：“张筑生怎么说？”刘玲玲说：“张筑生不同意。他说，他已经对不起一个人了，怎么还能对不起第二个人呢？” 我问刘玲玲：“你知道辅助线的故事吗？”刘玲玲说：“不知道。”既然她不知道，我又怎敢多说。我宽慰她：“张筑生病了，这十年来你又当妻子又当保姆、医护人员还兼助教，为难你了，心宽一些，可能就是一般的朋友为张筑生伤心，我还为张筑生哭过几次呢，千万别放在心上。”
十六、张筑生的三大傻事
1986年初，张筑生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为访问学者归来，数学系领导交给他一件硬任务：讲基础课“数学分析”与“微分动力系统”，并致力于编写一套教材，以填补学术空白。指导教师廖山涛院士虽没硬给他压任务，但却表态说：“这一工作很有意义”。张筑生服从组织的安排，听从导师的意见。当时有一位熟悉北大内情的数学系教师，张筑生的朋友，出于好心，私下劝张筑生：“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教基础课，编写基础教材，不算科研成果，费力不讨好。”并进一步分析：你正年青，46岁，如日中天，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千万别干。再进一步指出：你到北大各个系了解一下，哪一个知名教授，出成果的教授，肯接受这样的任务？系领导之所以要把这个“硬任务”交给张筑生，表面上的理由是张筑生基础扎实，分析能力强，私下说不出口的原因是这种费力不讨好“不算科研成果”的事压根儿没人干。对工作，张筑生从来不东挑西拣，从来不讨价还价，他竟然答应了。凡张筑生承诺了的事，他全情投入，有极强的责任心。这一讲基础课就是十多年，这一编写教材就是五年。这本教材是《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张筑生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从编写教材到整理成书，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明知是吃力不讨好，却硬着头皮做了……”你说，他这硬着头皮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不算科研成果的事，是不是一个大傻瓜？这是张筑生在北大干的第一件傻事。正是他的黄金岁月，从1986年到1991年他患鼻咽癌之前的岁月，正是他该出成果的岁月。 该教材1996年出版，很多大学作为首选教材。张筑生的导师廖山涛院士从不轻易表扬谁，却对这本教材例外，他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青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2000年，该书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著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这不算科研成果？2000年，张筑生已生命垂危，这个奖也仅只是“迟来的爱”。 张筑生干的第二件傻事是1995年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他五度出任该职，干了五年，五次率队出征奥赛，在美国等70多个国家参赛中，五次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有6名选手获金牌。也有人劝过张筑生，这工作很苦，甚至命都要赔进去。而且，不算科研成果，甚至不能计入北大工作量。张筑生至死傻而不悔，全力投入工作，而这是他患鼻咽癌四年后接下的任务啊，一边化疗，一边工作。他还很有体会地说：“这一工作，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关键是要学生懂，不是你出成果，重要的是学生出成果，要甘当人梯，为学生谋未来”。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结果怎样呢？张筑生真的是把命赔进去了，北大冷淡他，苛待他，共和国忘记他，只有他教过的学生一直记得他。你说张筑生傻不傻？有癌症，传统如此，小病大养呀，你为谁卖命？谁记得你？数学奥赛国际上搞了几十年，从设计练习到模拟考题，容易么？张筑生是为美国争了个团体总分第一？是为刘文采打工去了？不算工作量，公平公正吗？ 第三件大傻事是为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学研讨班”授课。诚然这不是北大给他派的任务，但海淀区也是征得学校同意的呀，这也是对社会作贡献呀！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多少学生啊，他的知识结构，工作质量对社会、对学生有多大影响？张筑生这一干就是八年，从未间断过，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风雨无阻，张筑生一支手残废，自己骑单车去。你没见过张筑生骑单车呀，那真是高难度杂技，在北京自行车海的河流中前进，总叫人心惊。八年来，前六年分文不取，完全是义务授课。后两年，海淀区实在过意不去，给以每月酬金10元人民币。每月四次课，算下来次课2.5元，每小时0.81元。你说张筑生傻不傻？有这么低的讲课酬金么？王恳在深圳授课，每小时课低于150元，不干！即使在成都，在1982年至1992年间，平均计算，每次课低于50元，不干！张筑生脑壳进水了，想一想，一个演艺明星走穴，出场费多少钱？张筑生傻啊，无论是北京的家还是四川的家，你都是家徒四壁，别人是奔驰宝马，你是单车一支手骑，对此张筑生却掷地有声：“精神财富重于物质财富。”在王恳看来，你是怎一个“傻”字了得！
十七、不平则鸣
诚然，张筑生不算著作等身的大教授，他一生只有三本著作，都是填补了学术空白的基础教材。一本是前文提及的《数学分析新讲》，一本是《微分动力原理》，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张筑生去世前见我最后一面时说，他出国的学生深感此书重要。张筑生死后，学生专程回国根据张筑生的讲义，备课本，众多学生听课笔记整理后出版的。这直如语言学大师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也是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整理出版的。第三本书是《微分拓扑讲义》，此书在当年我国微分拓扑领域里是第一本教材。 张筑生在世时，北大数学院有教授62人，其中5名院士，包括他的师弟，45名博导，张筑生至死都没评上博导，更没评上“有贡献的教授”，他只是一名普通教授，住房、工资、福利，相对来说都较差，但张筑生从来没有为名为利、为成果说过一句话，提过一次要求。 北大冷遇他，共和国忘记他，但有一批人一直记着他，这就是他教过的学生。这批学生大多成才，多在国外，多有影响。不平则鸣，他的学生在国外首先发难，写了许多文章，怀念张筑生，说明张筑生在教学中何等倾情，对自己的成长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章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外国知名专家教授表达了几个不可理解：为什么基础教材不算科研成果？这在国外知名大学，一定是权威教授才能做的工作。为什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这样重要而辛苦的工作竟然不算工作量，这也是“中国特色”吗？不少学生，投书《光明日报》，写信给教育部，为张筑生鸣不平。 中国有许多怪事，外国人打个屁，中国领导层重视了;而中国人累死病死，无人问津。 张筑生死后，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张筑生，了不起的教授》发了文章，各种悼念、回忆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似乎这才发现张筑生的品格，张筑生的价值。 中国就是这么搞笑，总是在人死了以后才来表彰，才来匆匆忙忙地肯定，才来大张旗鼓地宣传，才来搞什么追认，搞什么榜样学习，这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在舆论的压力下，北大校党委、校行政决定在全校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开展学习张筑生同志先进事迹的活动。听张筑生的妹夫刘安聪说，这是发了红头文件的。我不想去找这样的文件，也不想读这样的文件，更不想引这样的文件，不外乎说些好听的话，唱点赞扬的歌。人已去，生死两茫茫，张筑生听得见吗？有今日，何必当初啊？我真不懂，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理学博士生，竟如此被冷遇，我们的党组织，工会，教研室，行政负责人，干什么去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对比一下那些所谓的标兵，模范，如雷锋者流，你难道不想一想：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什么问题？
十八、与张筑生的最后一面
得知张筑生病危，我想见他最后一面。2001年6月2日，我专程到北京看望张筑生。张筑生搬新家了，我只好到北大数学系办公室打听地址。办公室的人客气地对我说：“张教授病重，已不见人了。”我坚决而且固执地说：“我是他的朋友，专程从深圳来，一定要见！”并强调“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办公室那个同志进里屋请示了领导，回头对我说：“此事要征得张筑生夫人的同意。”我说，我亲自跟她讲。办公室同志打通了刘玲玲的工作电话，我在电话里对刘玲玲说：“我专程从深圳来，我要见张筑生。”刘玲玲说：“张筑生已谢绝客人了，他不见人。”我说：“一定要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刘玲玲很为难，说：“王恳，你最好自己同张筑生谈，看他的态度。”我立即打通电话，电话里一个很衰弱的声音问：“是谁？”我迫不及待地说：“我是王恳，专程从深圳来看你，现在北大，我一定要见你。”张筑生说：“不见也罢。”我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有许多话要问你。”停了一会儿，张筑生说：“那么，你来吧，蓝旗营6号楼601房。”我放下电话，打的直奔他家。 门开着，看来张筑生在等我。我门也不敲，直闯进去。这是一间两房一厅的居室，房子质量甚好，装修也还过得去，招惹眼球的是书架和许多书。张筑生就坐在书架旁写字桌前。不是深圳常见的那种豪华的老板台和转背椅，而是一张普通的硬坐椅。也没见真皮沙发。有很浓的书斋气。我来不及细看，不让张筑生说话，直奔他面前，近距离坐下来。 张筑生依稀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只是没有了神韵没有了生气，眼中没有了原来特有的光泽。我曾质疑过张筑生的血统，就因为他那特别高而钩的鼻子，他那略带淡蓝色的眼睛。而今，鼻子依然如故，而眼神茫然如一潭死水。脸色苍白，难掩病容，声音衰弱，如同游丝。 “王恳，你好吗？”张筑生问我。 “我很好，你好吗？”我回答。 “不好。”张筑生说。但他没往下细说。往日的张筑生精力何其充沛，如今几近一幅骨架，还说什么呢？张筑生没诉一句苦，什么癌症转移，什么结肠炎，他只字不提。我知道他从不抱怨从不示弱的个性，我也不问。 “王恳，有什么话你快说吧，我需要休息。”一向不客套的张筑生依然如故。 “好，我问几个问题。”我也不客套。 “张筑生，你有什么不了之事，难言之话托付给我？”我十分诚恳地说，怕张筑生有顾虑，我又加了几句不必要的自白：“王恳一身无他长，但侠肝义胆，朋友有口皆碑。”我着实把自己表扬了一番。 张筑生冷峻地说了两个字：“没有。”脸上毫无表情。 “我有一个学生在北大，如今已是博导。听闻北大冷淡你，很不公平，待遇很差，是怎么回事？”我不客气地问。 张筑生似不愿谈这个话题。我看见他闭上了眼，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十分平静地说：“也还不错。玲玲调入北大了，在数学系电子计算机组，工作很不错，还是一个小头头呢。特为顶尖级教授修的蓝旗营宿舍，也分给我了。至于博导及其他，我的工作量不够，科研成果不多，也属正常。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张筑生没有一点怨气，没有一点不满。 “聊可自慰的是，学生待我很好。无论是北大旧有的学生，还是奥赛团的学生，常来看我，有的远在德国、澳大利亚，常打电话问候我。这世界上有人记得你，惦念你，这也就足矣。”一说到学生，他似乎来劲了，兴头很好地告诉我几件事。 一件是不少学生写信谈及，张老师教给他们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方法，是能力，更重要的是品格。 二件是有一个学生在国外要发表一篇重要的论文，后记里特别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得益于张筑生先生的教导，张筑生先生指明了方法，预见了研究结果，特此说明。张筑生审稿后把此后记全文删去。他对那学生说，这是教师应该做的事，而劳动是你付出的，成果当然归你。 第三件是有两个在国外的学生承诺，一有空，尽快回来帮助张筑生整理一部书稿。张筑生说这工作量很大，要整理讲义，参考学生当年的笔记，补充新的例证，这很叫人高兴…… “今天不谈学生”，我打断张筑生，很怕他一谈学生就兴奋，一谈学生就没完没了。 “张筑生，你可有什么豪言壮语？我想为你写一篇文章，不能没有闪光点啊。”从在甘洛军垦农场写五好战士，四好连队，以及后来在深圳报社写所谓报告文学，我恶习不改，总要写什么豪言壮语，寻找什么闪光点，我习惯性地问出了口。 张筑生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似冷嘲，似热讽，但不管是什么，这笑意总叫人高兴，仿佛当年常嘲讽王恳的善意的笑。 “我没有豪言壮语，不似你动则四保卫、三到底。”张筑生情不自禁带着一丝笑意，我也笑了。所谓“四保卫，三到底”的豪言壮语，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极左时期常挂在嘴上的话。四保卫是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和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敬爱的江青同志。三到底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与成都军区血战到底，与造反派内的右倾思潮斗争到底。这在当年，在八.二六随处可听见，喊的也不只我一个，如今想来，委实可笑，当年竟然不知羞！ “我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张筑生平静地说。 “好！这就是张筑生才有的豪言壮语！”“这比解放全人类，比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还更豪迈，更有力量！”我又补充了一句：“张筑生还有一句豪言壮语：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 “这只是你个人的观点。”张筑生依然平静。 停了一会儿，张筑生突然对我说：“王恳，很抱歉，你托我办的两件事，我已来不及办了。”我很吃惊，我知道张筑生的个性，我一向不肯托他办事，竟一时想不起来是何事。 “第一件是我承诺带你见刘应民，现在看来，办不到了。第二件是你的一个学生的儿子，拿了你的信来北京见我，信我收到了，你信中要我培养他，关照他，我时已病重，无能为力了。” 我这才想起有这么一回事。我的一个学生的宝贝儿子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成绩很好，数学特优，得过几次大奖。他本人及父母对张筑生很崇拜，希望能见一见张筑生，希望得到张筑生的教导。我一时冲动，提笔就给张筑生写了一封信。这是年前的事了，我已早不放在心上。经张筑生这一说，反而觉得过意不去，我连说：“小事，小事，给你添麻烦了，别放在心上。” “朋友之托无小事。”张筑生认真地说，叫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问了那个我想了很久的问题：“张筑生，你最怀念的一个人是谁？有什么事托我去办吗？”很明显，我是想问数学系那个女孩，刘玲玲说她一直“在等张筑生”。张筑生当然听出了我的话意。我看见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脸上有难言之态，但这仅是一瞬间。他睁开眼，平静地说出了他最怀念的一个人，而答案却出乎我意料…… 我最怀念的一个人是我的小病友。他和我同一个病房，刚上初中，就十三岁吧，也是鼻咽癌。医院里叫我两个人是“抗癌老英雄”和“抗癌小英雄”。 他父母来看他，一脸的灿烂，仿佛他们的独生儿子明天就可以病愈回家了。我送他们，但一走出病房，他父母便失声痛哭。我无言以对。 那孩子很懂事。父母一来，他就装着没病一样，又说又唱，让爸妈高兴。但爸妈一走，他就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说他不想死，他还没孝敬父母哩！我无言。 张筑生一脸的悲哀。就这么个小故事，我已泪流满面，哭出声来。生离死别，如果那是我的儿子，我怎么承受得住这个打击。我哭着问：“后来呢？” “他先我走了。我也就出院了，已没有化疗的必要了……” 张筑生没有眼泪，他从来不流泪。但看得出来，他内心很痛苦。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着说：“我不相信有第二次人生。轮回一说，是软弱的人类的自欺之谈。倘若真有第二次人生，我要收他为义子，把他培养成才。我最怀念的人就是他。” 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我站起来走了一圈，极力让自己平静。那个数学系女孩的事，显然张筑生不愿说，我也不能再问。 我又坐回椅子，说：“张筑生，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川大故交若相问，我何言以对？” 张筑生想了一下，说：“你就说张筑生一生努力了，于心无愧。告知亲朋好友，筑生不久于人世！”我刚平静下来，又禁不住哭出声来。我站起来往外走。张筑生送我到门口，罕见地伸出右手同我握手，说：“保重，王恳！”相交四十五年，张筑生从未同我握过手。这一握，不是永别么？我控制不住自己，突然拥抱了他。在我双臂中的张筑生，直如一具骷髅，他脸还不太瘦，没想到身子骨竟这般瘦弱。在我怀中，他似有些摇摆，我赶快把他护送回客厅椅子上。我这一抱，张筑生似感动了，我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我立即说：“张筑生，有什么话不对我说吗？难道你信不过王恳？” 呆了一会儿，张筑生才说：“这十年来，玲玲很苦。夫妻名份，名存实亡。难为她了，我心有歉意。我走后，你想法劝玲玲改嫁。你和刘安聪联合起来，她也许会听。”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郑重地点点头。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受不了，我一口气冲下六楼，在花台边再也忍不住，坐着哭了好一会儿。 回望蓝旗营这顶尖教授的住宅，禁不住一股寒意凉遍全身…… 幸好，我有备而来，带了一个傻瓜相机，我给张筑生拍了几张相留作纪念。以前张筑生和我都不喜欢拍照，我不能不留下他的形象。遗憾的是，我一直很激动，手抖，相片质量较差，我和他的合影自拍的一张完全照坏了。 回深圳后，我常打电话问候张筑生，已没有什么话说，他只回答我一句：“还活着。”我也就放心了。 大概是2002年2月10日晚，我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玲玲，我有不祥的预感，急切地问：“张筑生呢？” 刘玲玲哭着说：“张筑生走了，2月6日走了。” 我不客气地问：“为什么不通知我？” 刘玲玲说：“张筑生特意吩咐，不通知朋友，更不得通知王恳！”我又一次哭了。过了许久，我第一个给项楚打电话，告知他张筑生走了。 我太忙，2005年又生了一场大病，行走不便，直到2007年2月我才回了一趟成都。我的朋友廖晓陪我一道去看望刘安聪。我去看刘安聪有三个目的：一是问江海云的情况，她如何被开除党籍，如何被赶出省革委，如何病逝。无论怎么说，她是八.二六的政委，我要为她写一篇文章，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江海云。这就是我后来写的《质本洁来还洁去》。第二个目的是向刘安聪要有关材料，要为张筑生写一篇文章，刘玲玲把有关材料寄给刘安聪了。第三个目的就是刘玲玲的事。我对刘安聪说：“玲玲很苦，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刘安聪理解我的话意，可能也知道张筑生之托，他不让我说完，淡淡地说了一句：“玲玲成新家了。”我感到如释重负，为刘玲玲高兴，亦为张筑生高兴。 张筑生的姐姐历来胆小怕事，家里成分不好，被阶级斗争吓破了胆。她坚决不同意我写文章，说王恳肯定会写文革，会写八.二六，她不愿人们再提这些事。 我的文章《怀念张筑生》未经他姐姐审阅，未经刘玲玲与刘安聪认可，只是一个朋友的 怀念，若有问题，文责自负。 十九、张筑生品格与雷锋精神 一石激起千层浪。《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关于张筑生的文章，引来了极大的反响。北大发文件向张筑生学习。学习、歌颂、评论、怀念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众多文章中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张筑生的品格。什么是张筑生的品格？有哪些特点？何以感人鼓舞人？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张筑生的品格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张筑生的价值取向。张筑生说“个人名利事小，国家名利事大”。他把民族的复兴，社会利益、国家荣誉，集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名与利放在第二位，个人的需求服从国家、集体的需求，这就是张筑生的价值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做的。命都陪进去了，能不感动人鼓舞人吗？ （二）执着的敬业精神。张筑生说：专业如宗教。他以数学为宗教，为专业，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松懈，有几个人能如此？一个人干一件工作爱一门专业出一点成绩并不难，难在一辈子有始有终不离不弃，这种敬业精神多么不容易。张筑生做到了。相比之下，跑官要官争权夺利挑三拣四损公肥私贪污腐化得过且过，不惭愧吗？如果有这种敬业精神，每一种专业每一个岗位每一份职责都力争做好，社会就少了浮躁，多了奉献！ （三）甘为人梯，为学生谋未来的教师境界。过去把教师说成“红烛”，为什么要烧掉自己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虚无主义，不切实际的。人是自私的，教师也有他的权益。号召教师作“红烛”，并不高雅也不合情合理。张筑生作为教师，树立了一个新的境界：教师最重要的是教书育人，为学生谋未来。我不反对教师有名利思想与行为，关键是教师如何对学生对青年。甘为人梯，为学生谋未来，张筑生实践了，这应该成为新的教师的新师德。 （四）三不争的工作态度，张筑生用言行证明了自己三不争：不争名，不争利，不争成果。他至死没评上博导，他不提不争不要。张筑生说：“我没有豪言壮语，只想踏踏实实做点事。”这种工作态度何其可贵！多说少做，说十分做三分，光说不做，经验一大堆，实事却没有。亩产一万斤，满天放卫星，这种教训还少吗？共产党人要说实话做实事，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态度。知识分子少唱一点高调，各种报刊少来点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多做点踏踏实实的事，多关心民生与民主，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 （五）任劳任怨，一丝不苟的责任精神。责任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格。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负责任是不受欢迎的，也为社会所不齿。张筑生责任心极强，凡自己承担了的工作，倾情投入，任劳任怨，一丝不苟，自始至终。没有人看见他对工作挑三拣四，没有人说他对工作半途而废。不算科研成果也好，不计工作量也罢，他不曾摞过担子。这种责任精神太可贵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岗位，都如张筑生这样一丝不苟负责任的话，我们社会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就是张筑生的品格！这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构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中新思想的新体现。 从张筑生的品格，我想到焦裕禄作风。有人说，张筑生是知识分子中的焦裕禄。张筑生品格与焦裕禄作风一脉相承，这才是新的值得肯定值得提倡值得学习的东西。 禁不住想到雷锋。雷锋是愚民教育的硕果，雷锋是大搞个人迷信的可悲的被人扭曲而利用的工具。对雷锋，我有很多不理解：我不理解雷锋为什么一屋不扫偏要去扫火车站，目的是什么？我不理解雷锋为什么做了一点点好事就要记在日记本上，生怕他人不知道，动机是什么？我不理解雷锋有那么一点成绩就要归之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真实思想是什么？说到雷锋日记，我是语言学专业的，那文字功力之深厚，用词之精当，叙述之明快流畅，描写之生动，比喻之美妙而贴切，我自叹不如，岂是一个没上过学的普通士兵写得出来的？ 北大对张筑生很冷淡，也不公平，但错不在北大，错在我们的指导思想，错在我们的冷血的官僚制度，错在只讲雷锋精神而忽略了张筑生一类人的品格。和谐、科学发展时代已来临，是该有所认识，有所清醒的时候了。恕我大胆，我想对党中央政治局，对国务院对教育部，对各高等院校说几句心里话： 多宣传、多提倡焦裕禄作风、张筑生品格，不宣传、不提倡雷锋精神！ 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千万别再拿知识分子开刀搞什么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中国知识分子从57年反右经文化大革命，元气大伤，要多鼓励多关怀啊！ 在教师中，请树张筑生为楷模，在教育中搞一次教学改革的大探讨，在师德中加一条为学生谋未来的标准。 生前对知识分子多一分关爱，死后少一分作秀！ 二十、心碑――悼张筑生 张筑生，你一生都在挣扎，一生都在奋斗，为生命而挣扎，为青年学生的未来而奋斗。你不争名，不争利，不争成果，一心想的是国家的荣誉。你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有始有终做成一件事，你是我们的楷模！ 张筑生，你一生多灾多难，承受常人所难以承受的痛苦。你没哼过一声，没流过一滴泪，没抱怨过一句。你的意志如钢一样坚强，你的胸怀如平原一样坦荡，如大海一样宽阔！ 张筑生，你总是替他人想。你想到领导，你想到导师，你想到朋友，你想到同病房的小病友，你想到为你付出太多的妻子，唯独没想到你自己。我从你那里，终于明白，什么叫无私：爱国家胜过爱名利，爱他人胜过爱自己。 张筑生，你一生以数学为宗教，数十年如一日，你把自己奉献在科学高高的祭坛上！ 张筑生，你以自己的品格，为自己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她高耸在亚历山大们的人工纪念碑之上。你那纹丝不动的左手，比那作秀的一挥更有力量。这座纪念碑建立在人们的心上，这是一座心碑啊，永垂不朽，万古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