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理想诗篇——《大外交》读后感

内容摘要：《大外交》一书通过纵览近400年的国际关系史，从17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冷战后的世界，用煌煌数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表现了人类外交两大流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消长，及其带来的国际关系影响，同时深刻剖析美国的外交传统和外交特点，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引言 若只看书名，有些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全面研究各国外交、总结世界外交一般规律的著作。这种理解对也不对。作者的目光的确横贯世界各国上下近400年，但其落点却只在美国一国。正如作者基辛格在扉页上所题写的：“谨以此书献给美国外交部的全体人员 他们的职业风范与献身精神支撑着美国的外交” 《大外交》正可被看作是基辛格写给美国外交人员的一本外交说明书，他从美国外交的定位出发，纵览上下数百年东西各国外交历史，尤其在欧洲近代的外交上耗费大量篇幅，类比美国当下的国际地位和外交环境，提出新时期美国外交方针的特点和困境，并尝试给出解决方案。简直像一位长者不厌其烦的向后辈阐述人生的经验道理。 一、 理想主义——美国的外交传统 基辛格对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是以美国为起点的。但难得的是，他并没有陷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窠臼。正如他开篇所提到的，“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美国并不是唯一的，她是继欧洲列强之后又一个站在世界顶峰的强国；但美国又是特殊的，因为之前的强国并没有任何一个面临和她一样的国际形势，又拥有她那样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在中国人的眼中，“外交”两个字仿佛自然就带着冷冰冰的质感，充满了理性的逻辑计算和利益置换，事实上，国人的这种印象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外交的倾向。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前者主张基于地缘政治进行国家利益的博弈，主张在外交领域进行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而后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 用通俗但可能不甚准确的话来说，前者更偏向于丛林，后者可能更偏向于启蒙运动圣贤们所期许的乌托邦。至于我国，建国之初也曾偏向乌托邦式的外交，大规模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求所得；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中国外交家看来，美国的一些举动是那么的令人诧异——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美国坚定不移的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有时候它又会蹩脚的涉入一些很难用国家利益界定的领域——即便事后这样的行为能够用国家利益来诠释，但这样的行为却仍显牵强。美国介入越南内战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果说最初美国参与越战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威胁美国国家利益，那么接下来持续了十年之久、使美军伤亡达五十万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就甚至比苏联入侵阿富汗还要难以解释。而美国官方在此期间给出的声明中最常使用的是“保卫世界民主”这样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说法，以至于国人更愿意将其视作一种借口。 基辛格为美国这一看似矛盾的外交风格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美国从来不是，或者至少在建国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一个信奉现实主义外交的国家。基辛格认为，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使得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不需要应用现实主义外交。除了建国初期的美国领袖们曾经用合纵连横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独处大西洋一隅，即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面对的也是截然不同于多国博弈的两极局势。难怪有人说“上帝是美国人”， 不必用博弈和均衡来维护国家利益，这在其他国家看来是多么的幸运。基辛格在书中对此评论道：“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决定，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在自然不过了。” 既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那么美国的外交风格偏向于理想主义、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世界的手段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基于此，“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理所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 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和美国很有相似性。那就是中国。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成因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的大多数时间里维持着大一统状态，因此同样形成了单方面的外交风格。“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但两国仍然有不同之处，在中国的统一过程中，至少还有持续百年的战国时代。这些是为什么中国人在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了战国时代。在中国秦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唯有那个时候有过多个相近国力的国家达成均衡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面对外族的入侵，李鸿章感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但美国毕竟太过年轻，短暂的历史使得它没有类似中国战国时代这类先例可以参考。即便是在美国统一的过程中，大片的领土是经由其他国家购买而来，大多数时候的西进运动堪称摧枯拉朽。于是美国人就一直在理想主义的迷梦中发展至今，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世界事务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带着这样一套美国式的外交信条，提出了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纲要”，让一众习惯了利益妥协、大国博弈的欧洲政治家们瞠目结舌。 基辛格指出，直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带着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国风格。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才会到地球的另一端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他国家对美国”称霸“的指责其实正是这种类似宗教布道者心态的另一种解释。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发展史是极具特点的，无论是在建国之初处理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内政问题，还是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建国初期的实力对比不利于美国外，美国一直是实力占优的一方，而少遇到像欧洲的政坛领袖们所整日困扰的妥协与均衡问题。因此基辛格不失委婉的批评，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会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妥协和均衡也是很晚才被写入美国人的字典中。 但正如中国当年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国内有识之士高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今天美国或许也正经历着其建国三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在二战后初期美国以绝对实力主宰全球之后，今天的美国落入了一个尴尬的地位——它既不能像前五十年那样用权力遥制全球，又不能像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光荣孤立于太平洋一隅。深刻卷入世界的同时又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是美国开国三百年来头一遭。因此基辛格认为，学习当年欧洲领袖们的均衡之策，将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与之相调和，是新时期美国外交需要考虑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那样。越南战争教会美国截然不同于其以往历史经验的教训——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黑和白，别人也没有义务接受美国的想法——讽刺的是，这仿佛大人教训小孩的话语，却是百年来美国政治精英的信条。美国在越战中的体悟，或许多少会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感受有些类似——帝国庞大无匹、所向披靡的气势第一次真正遭到挫败。不过后者的代价可能更加沉重。 事实上，笔者设想，即便美国有足够庞大的国力，能够无视其他国家的反对，推进其一厢情愿、视为亘古不变真理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得到的世界也许和美国理想主义者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正如同启蒙运动先贤们勾勒的理性社会蓝图何其美好，但当第一个共和国真正建立起来时，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腥风血雨，共和社会也远非理论家们设想的那般美好，于是才有了浪漫主义运动。 二、欧洲均势——美国外交的良药 基辛格不惜篇幅，用近全书五分之一体量描绘分析了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政治家们是怎样在国与国之间合纵连横、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他把上下二百年的欧洲外交定义为三种风格：斐迪南式的理想主义外交，黎塞留、俾斯麦式的均势外交、和梅特涅的理想与均衡结合外交。 第一种外交手法——理想主义外交，在西方，这是一种沿袭自中世界欧洲“世界道德”观念的外交传统。特点是将意识形态放在首位，甚至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信奉理想主义的外交家看来，外交是一个实现道德理想的过程，国家利益要排在道德准则之后。于是这类政治家往往从全球的角度去看待其所认为正当的道德之发展，甚至不惜牺牲本国利益。 第二种外交手法，也就是黎塞留、俾斯麦的均衡式外交颇受基辛格推崇。它要求政治家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平衡不同国家的利益，达成事实上的稳定。这种外交思想颇似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观点：不同个体的私心与利益的合理均衡，能够达成共赢。 但基辛格同时也看到了这套体系的致命缺陷。那就是这套游戏规则对政治家的政治手腕要求极高，犹如在钢丝上行走，因此极难被制度化——均势政策虽然有效，但由于它本质上是一种技巧性的政策，所以对政治家的能力有很高的依赖和要求——一旦政治家不明其中三味，就会像二战前夕的英法政治家和德国俾斯麦的继任者一样，画虎不成反类犬，把国际局势推向危险的地步。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国家的扩张，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越发复杂，均势外交的难度就成几何式上升。毕竟，像俾斯麦“五球不落”那样高超的外交技巧，一般人是学不来的。基辛格也评价俾斯麦，“留给世界一段外交的传奇，但没有留给德国一个可操作的外交制度。” 俾斯麦就像一位失去传承的手艺人，那一手绝顶的手艺随着他的逝去而烟消云散。 第三种外交手法，就是奥匈帝国总理梅特涅所创的价值与均衡并重的外交风格。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就是这种外交手法的体现。梅特涅利用德国、俄国同奥匈帝国一样对“王室正统”价值的认可，辅以三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建立了神圣同盟。由此而来的是欧洲将近六十年的和平。 第一种外交手段，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其荒唐。与黎塞留对阵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斐迪南二世因为一心要维护天主教的荣光，一心要消灭新教，使得外交风格更加现实的法国皇帝黎塞留抓住可乘之机，建立庞大同盟击败哈布斯堡王朝。 基辛格据此警告美国，美国单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去指导自身的外交政策 的风格，一如历史上与黎塞留对阵的斐迪南二世，将消灭新教、维护天主教权威为己任，却落得国家利益严重受损。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次将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上、道德政治凌驾于现实政治上的错误。历史证明，任何发之于主观、对国家实质利益无碍的东西，最终都不足以成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原则。二战前夕的英法政治家，被意识形态指导了外交决策，最终导致长久以来指导欧洲政治的均衡原则没能得到贯彻，英法内阁坐视德国做大，最终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与灾难。 讲到基辛格对理想主义外交的批评，让我们暂时偏离主线，探讨一下基辛格其人。有意思的事情是，从本书的结构和措辞上多少能够看出作者的性格特点。虽然曾在1969—1977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在自1973年后的四年的时间里担任国务卿，执掌外交大权，但他仍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位态度严谨的学者。这不仅从杰里米.苏瑞所著《基辛格传》中对基辛格性格的描述中能够得到支撑，从书里他对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的评价同样看得出来。 其实读到本书的第四章，就已经能够看出，基辛格是何等的倾心于现实主义外交，但他仍然没有给威尔逊式外交下过于严厉的评语，甚至于用看起来不是那么严谨的证据去论证其合理性——请看下面这段基辛格对威尔逊式外交的理解： “国家数量在增加，她们互动的能力也增加，新世界秩序要依据何种观念去组建？鉴于新国际体制的复杂，“扩大民主”这类的威尔逊式的观念能否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南？这些观念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是。” 但很显然，基辛格在这里给出的这些论据，并不能够理所当然被视为威尔逊式外交理念的胜利，其中许多外交行动也很难界定有多少是骑士式的理想主义，多少是基于国家切身利益的考量。比如马歇尔主义，并不光是为了实现保卫世界民主的理想，更是为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营造战略缓冲区。基辛格的这一段论述，与其说是为理想主义外交的辩白，不如说是一种委婉的批评。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美国独特的外交传统不仅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更让许多和美国打交道的外国政治家感到无所适从。事实上，外国政治家中，能够认同这种美国政治中的“利他主义”的极少，“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 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内宣传上就可见一斑，不论是媒体论调还是教科书，甚至是学术研究，都把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建立在有切切实实的利益考虑之上。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或许美国人自身，像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本身也在反思其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外交，但恰恰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只要美国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只要威尔逊式外交还是美国外交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就要尝试去理解它，而不能一叶障目，按照固有的思维把美国的一切外交举动看作利益使然，把美国一切干涉别国内政的举动看作称霸的欲望——实际上这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自己陷入困惑，比如称霸的欲望真的能够支撑起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的、无领土要求的对外干涉的动机吗？显然不能。道理就是这样。 那么，基辛格给新时期美国外交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 虽然有个人情感上的倾向，但基辛格显然还是正视了美国威尔逊理想主义占主流的现实，他提出：”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 对于这一结论的得出，基辛格做了极其严密的分析。一方面，单一的理想主义外交和均势外交其实都不适合美国，前者不适合美国今天所处的世界局势，后者则不适合美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另外，如上文提到的，单一的均势外交也太缺乏弹性，太考验政治手腕。 所幸历史给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基辛格无比推崇的梅特涅方案——价值观的融入不仅使得传统的均衡外交更加富有弹性，不会轻易擦枪走火；另一方面又有利于从一开始就基于文化的共通点设计彼此都能接受的均衡方案，而不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战火碰撞中调试。 但即便是这种两相结合的外交模式，基辛格也认为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他的建议是，西半球可大致沿用梅特涅外交，而东半球则沿用俾斯麦式外交，原因无他，并非要美国对东半球刻意冷酷，而是亚洲各国显然没有和美国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 理解了这一层，就不能不佩服基辛格——从往昔的历史中归纳出规律，再科学的应用于现实，这或许就是顶尖学者的素养——更不用说，作为国务卿，他还曾有机会将自己的这些成果应用到实际的政治外交中。对一个学者来说，这该是最大的幸运了。 三、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变化 到现在，距离基辛格1997年完成《大外交》已过去了二十年。美国的外交策略有所变化吗？答案是肯定的。判断美国的外交走向其实是容易的，基辛格早就在书中说过，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波斯尼亚、索马里、海地等等小型冲突必将无休无止，美国是否愿意将其力量介入这些小型冲突，乃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观念上之挑战。 以此标准来看，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对美国来说确确实实，毫无疑问是划时代的。因为在此之前，占据美国主流政坛的一直是威尔逊式的政治精英。而特朗普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美国政府已无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担当“世界警察”。特朗普的“退出“式外交其实已经证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加青睐于现实主义外交。而上一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进行均衡外交的西奥多.罗斯福，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人物了。 可以设想，当美国开始承认，或者说合法化自己的自私与利益心，而不是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己任，其外交政策更迭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要大于其过去干涉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有一点，基辛格和特朗普或许是共同的，他们都不是美国政坛的建制派，前者在哈佛大学钻研学术二十年，首先是个学者，其次才是个政治家、外交家。十五岁才移民到美国，使得基辛格在情感上也首先是个欧洲裔，然后才是美国人。今天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说不定也收到了基辛格外交理论的影响。就像基辛格去年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在谈到特朗普时说的那样，特朗普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一位“美国历史上最瞩目的总统”，“他的特质与理论上的美国总统非常不同，而这些特质将体现在政策面上，如果他往好的方向发展，将产生非常出众的结果。” 由此可见，非建制派的政治力量或许会给美国的外交贡献更多不一样的思路。 四、新观点——另一种角度的思考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一本着眼于美国外交现状、致力于为多极化趋势世界中美国外交政策提供建设性意见的著作。但煌煌七十多万言（中文翻译版）的一部巨著，注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那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或者是一个对外交有所感、有兴趣的普通读者的立场上，我们能够从《大外交》中学到些什么呢？ 首先，意识形态究竟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历史可以让人明智。如果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欧洲列强是如何明晰的将天主教和新教国家划为两大阵营，奥地利又是如何借助“正统论”协调了它和俄国、德国的关系，建立了神圣同盟，就能够明白，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罢，只不过是新时代的又一种用来统摄大众的意识形态，而如果一国的政治精英们反过来为其所困，后人只会像他们今天嘲笑费迪南那样嘲笑他们。而那些真正睿智的领导人，无不将国家利益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比如黎塞留，又比如俾斯麦。 不论是威尔逊为了美国利益重新解读门罗主义，还是黎塞留为了法国利益重新解读道德规范，抑或是俾斯麦煽动民族情绪对奥地利开战，都是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而非反过来。正所谓 “理论是死的 人是活的”。 其次，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是否可以从本书中得到启发？读经典总会有种与作者对话的感受。很多想法经常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由生发出来，然后下一秒就在书中得到认证——原来作者也有同样的想法。笔者在阅读时不止一次的感到中国历史与外交的关系颇似美国，结果果然在书中找到了基辛格类似的论述。事实上，基辛格一直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其所著《论中国》在西方学术界拥有不下于本书的学术影响。他在本书中也做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论述，还将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形成环境、历史做了横向对比。具体对比的内容，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但需要我们思考的是，在多极化趋势日渐加强的世界里，基辛格为美国规划了一条价值观与现实主义外交相结合的外交道路；而对中国来说，处于这样一个世界舞台，又应该秉承怎样的外交思路呢？ 正如同美国堂吉柯德式的理想主义外交已经不合时宜，中国古典的“天朝上国”外交思想和与之配套的朝贡体系也显然早已过时，但事实上，正如美国国内理想主义仍然主流，这种”中华文化唯我独尊“的思想仍然在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但基辛格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思想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与我们一贯将之视为封建文化糟粕不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国人集上千年文化底蕴而成的民族自豪感——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意味着我国从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二流国家。而剩下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思想与当下的国际外交环境相结合，或许我们可以从基辛格的”价值观加现实博弈“的做法中，找到启发和借鉴。 第三，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占何种地位？长期以来，国内信奉的是人民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英雄史观”确实有其合理之处，关键的历史人物确实会对历史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黎塞留留给世界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又比如俾斯麦统一德国，使得欧洲均势在之后发生质的变化。 有的时候这种作用甚至会超出人们既有的经验，比如希特勒的反常规性就让二战变成一场惨绝人寰，却又无法用正常文明和逻辑思维来理解的悲剧。基辛格写道：“如果没有希特勒，基础薄弱的凡尔赛国际秩序原可以和平或至少不至酿成巨祸的方式被推翻。在这个倾颓过程之后，德国必然会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之所以会演变成一场充满杀戮与毁灭的人间悲剧，全都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造成的。” 希特勒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当年欧洲政坛的”非建制派“， 但他显然要比特朗普更极端，甚至更疯狂，基辛格用其一贯具有严密逻辑的话语陈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在他对所有历史事件的描述中，其他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仿佛水到渠成，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在背后推动，但唯独在分析二战前后的世界政治的历程中，基辛格逻辑缜密的叙述反而让读者感到，希特勒的诡异个性才是许多关键转折点的重要因素。 第四 ，对哲学的思考。任何学科探究到最后都会被归入哲学的领域。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或许会困惑，为何国际政治中理想和现实主义的两面会和我们为人处世的两个方面如此契合而相似。毕竟为人处事也时常遭遇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笔者的理解是，不管是我们生活中的理想与现实，还是国际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方面都是从对人性善恶的问题生发出来的。这就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外交中的理想主义者往往相信人性本善，对人性的乐观信仰使得他们往往倾向于用实际行动去改良制度，进而达到人性的尽善尽美；现实主义者则相信人性本恶，人天生就会冲突与破坏，于是他们致力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哲学被称为万学之学 为什么作为一门如此形而上的学科，千古来有如此多的学者愿意探究它。当然，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太过粗浅，阐述也不尽合理，仅供读者参考。 总之，《大外交》是一部经典著作，不论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史学抑或是其他多种角度进行深入剖析，都能够令人受益匪浅。虽然距离基辛格博士完成此书已过去了二十载，但书中的理论与观点对现实仍然极具指导意义。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这本身就是经典的明证。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此书，并且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