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重庆大厦重识天秀大厦

去过几次香港，但彼时年少，只是跟着大人逛景点和购物点，对于重庆大厦仅仅略有耳闻却未曾造访。然而，对于重庆大厦的光怪陆离，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感同身受。我在书中提到的天秀大厦住了十几年，从懵懂记事到远走高飞。虽身处其中多年，我其实一直是个局外人，从未理解他们的生活，并逐渐麻木，外出求学、假期归来时反倒产生了一种正常人都会有的不适应感，直到偶然翻开了这本《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我才开始借此思考天秀对于他们的意义。

先说说我生活中的天秀大厦吧，那是广州最著名的非洲社区之一。据母上讲述的历史，胡大力倡导中非贸易合作的头几年，非洲人大举进入作为中国南部商贸窗口的广州，他们从三元里开始聚集，沿着批发商贸城众多的广州火车站周边一路向南蔓延下来。当时天秀大厦的业主们嗅到商机，纷纷将底层店铺租给各类批发商，由此引来了大批非洲商人的进驻。天秀大厦有三幢。B座底层是批发商场，充斥着各种无品牌伪品牌的商品，有服饰家居、有箱包皮具、有日化用品（以及显眼的情趣用品）、有电子产品等等，看起来都十分劣质。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是商场二层，有几家电子产品店摆着超大屏幕液晶电视和各种型号的电脑、手机，很是炫目，狭窄的过道也常常被几个正在和中国店主讲价或聊天的大个子非洲人堵住。B座高层原来是写字楼，后来大批非洲商人来了，港商纷纷搬出，最后开发商干脆直接把写字楼改成了宾馆，很廉价的那种。A座和C座是住宅，但也有私人贸易据点（比如我家对面好像就是出口粮食的），以及私人经营的非洲食堂，后者是大厦火灾的隐患，事实上也是出过事故，应该被整顿过了。白天人不多，晚上电梯里每一趟都会满满挤一轿厢人高马大的非洲人，气味很重，只有零星几个中国人，在这里我们才是少数民族。你难以想象他们一间房能塞多少人，而且他们还在这里结婚生子。非洲人来了以后，带动了拉货行当的发展，于是又吸引来了大批外地务工群众。大群居、频繁的货物进出、不同的生活习惯，日渐拥挤的大厦环境卫生每况愈下，但是年复一年，我习惯成自然。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来做生意的，但是生意的背后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怎样，由此带动了什么，我从来不清楚。

本想借《重庆大厦》这本书重新认识天秀大厦，读罢才发现差别还是挺大，但我同样受益匪浅。这本书在人类学专业的逻辑框架下塑造了有血有肉的重庆大厦以及其中的人与物品的形象，书中地点、人群、商品、法律、未来五个章节，从现象描述到背后推动机制的阐释，从物质的流动深入到文化的认同与包容，从个体层面的意义推广到全球化层面的意义，并理性地推断未来，既有故事的引人入胜，又具备学术著作的深刻。总结下来，重庆大厦最重要的特征是香港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利益至上和由此产生的多元包容，它被麦高登称作“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代表，“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绅士俱乐部”。天秀大厦的情况也许没有那么复杂，它既没有众多的南亚人，也没有那么多避难者和瘾君子，非法劳工数量应该也较少。商人是天秀大厦的主要活动群体，正如本书中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他们其实既是是商人也是使者，他们将先进的美好的事物带回他们贫穷的国度，尽管是仿冒产品，但那也一定程度上是外面世界的真实滋味。老一辈开辟了贸易的致富道路，新一辈把闯中国当做成长的历练，尽管他们可能要忘掉自己在祖国不错的境况，来到这个陷阱和机遇并存的冒险乐园。这个意义上，我不禁对他们产生了一些敬意。但是事实是否如此，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和情感上的情况又如何，我还是不清楚，毕竟我仍然是个局外人，只不过借麦高登之眼和重庆大厦的故事，大致有了些新认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和善的非洲中年商人，高高瘦瘦，酷似奥巴马，每次见到他都西装革履，一遍念叨着“my friend how are you”一遍跟我击掌或者握手。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但是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认识的，我只知道他来自马里，妻儿都在广州，其他一无所知。最近放假回来还远远地见到他，我知道他看见我还会像往常一样热情，但是我不知为何不敢迎面向他走去。看完这本书，我想如果有机会他还是那样和我打招呼，我不会再回“I'm fine”，而是会问“How about your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