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巴斯日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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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日
大家好,我是阿巴斯.基亚洛斯塔米,1940年6月22日出生于伊朗德黑兰,我这辈子的声望全部来自于电影导演这一工种。你们知道,名声越响受到的关注越多,他们出了许多关于我的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和我的一部电影同名的书——《特写》,书中有我的生平,访谈录,和我的作品年表,谈到了我对电影的看法。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更理解我,理解我的作品。不过,建议你们还是先看电影再看书吧,我不希望书中我个人的以及那些评论家们的观点影响到你们的独立性,我的电影是开放式的,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理解。
书一经出版,我收到了大量的来自影迷的信,其中有一个影迷很特别,他结合书中内容,幻想了一个阿巴斯,这和我致力于的观众与我的电影的互动模式类似,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而不是单向的灌输。至于这个阿巴斯是不是我本人,和我的相似度有多少,并不重要,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阿巴斯。也许,人们在与我共同完成这本书或我的电影的时候,可以从中发现他们自己。
1948年4月20日
今天坐我后头的小胖子萨伯齐安又踢我凳子了,我忍无可忍揍了他,把他的鼻子打破了,老师叫来了我的父亲。从办公室出来后,我警告这个胖子:“我只是不爱说话,也不知道跟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因为这个就觉得我好欺负就大错特错了!”
1956年12月22日
今天和往常一样,午饭后,同学们都在午睡,我在阳台上画画。对面一颗老树终于掉光了它的叶子,阳光洒在它的身上,凛冽的寒风吹动它的枯枝,看上去随时会倒下,我把这一刻画了下来。不过,奇怪的是,在画这幅画的时候,脑中闪过的是去年秋天,我们一家去德黑兰周边的乡村柯盖尔旅游时,看到的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那让我印象深刻,可惜当时没有作画的条件和时间,我没能把它付诸纸上。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把它画出来,我没有还原的能力。这方面我并没有继承我的奶奶塔赫利,她有画家的记忆,一天,她坐在行驶中的汽车里说:“瞧,那树,那山...”在我看来,这时她指给我看的是一副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数不清的影像中的一副,是从成千上万个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选择了其中的一幅尽情的欣赏,她正在自己的内心里作画,她有画家的记忆,正在画一幅内心的影像。
回家的时候,我舅舅也在家,他是我的忠实画迷,他很喜欢我的这幅画,向我讨了来,打趣说等我哪天出名了,我的这些画可以卖个好价钱。
1958年8月1日
这是我第一天上班,在警察部门,一个月前美术学院告诉我他们没有录取我,我不得不找工作谋生。第一天一切都好,听说警察局里的人都是一帮爱作弄新的混蛋,他们今天并没有找我的麻烦,因为德黑兰市内的游行活动牵动了他们全部的精力。我希望天天游行。
1958年10月5日
下班后,我的朋友柯汗达里让我陪他去塔吉什桥,我本来不想去的,我穿的是凉鞋,于是他把自己的皮鞋借给我穿,我们的尺码一样。到了塔吉什桥,柯汗达里将我介绍给了穆哈盖克先生,他是一个美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聊的很投机,他好像很欣赏我,期间我还专程跑回家,拿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幅画给他看,他觉得还不错。于是,我顺理成章的在他那里报名参加补习班!我真的很高兴可以继续画画了。
1959年7月10日
美术录取通知书前天送到我家,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她看见了一个伟大的画家即将诞生!(其实,由于录取分数线比较低的缘故,我报的是刚成立的设计专业,为了避免解释起来麻烦,我告诉他们我进的是油画专业)虽然有点夸张,但我还是很受用。家里的其他人对此比较淡漠,美术学院在他们看来不算是什么正经大学,因此,我们只进行了简单的庆祝,晚饭时开了一瓶红酒,说了些不痛不痒的祝福词。
昨天,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头儿,申请把我的工作时间调到晚上,这样我白天有充足的时间学习了。我们的关系一般,本来以为这事不好办,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原来他最喜欢的那个儿子也喜欢画画。感谢上帝,今天我的岗位调动批文下来了。
1960年4月13日
我上电视了!我指的是我的诗,三天前,我来到塔布里电影公司,那是公司有一个广告制作部,我本来是打算找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可他们建议我来这里当导演,要求我为一个热水器写一个广告片的脚本。我也常听说类似事,特别是对大学生,你想找一个对口专业的工作,他们却给了你另一个岗位。anyway,我还是答应了。当天夜里我就为这种热水器写了一首诗,没想到他们竟然采用了,而且今天电视上就播放了!如果他们打算正式雇佣我,我会愿意干的。
1969年6月30日
今天我遇到了伊朗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人菲鲁兹.西尔凡路,他看了我的一部关于煎锅的广告片,他对我的片子很感,我拍得非常好,很像西方电影,也就是说挺棒技巧也不错,但他也指出我的广告不像是用来促销商品的,这点别人也跟我提到过。接着,他向我透露他打算在协会创立一个电影部,问我有没有兴趣。其实,我非常喜欢拍广告片,在短短一分钟时间内能说什么呢?必须简化介绍性的场面,浓缩信息,紧扣主题,让所有人一看就懂。必须在一分钟内传达出有效信息,影响公众,促使他们购买商品。
不过既然他们说我的广告不适合这行,不如转行,我答应了西尔凡路先生的邀请。
1970年7月17日
他们批评我没有勇气让摄影机运动起来,而是喜欢等待人物进入画框。我的第一部电影《面包与小巷》里有一个这样的特写镜头,表现的是一个老人走向摄影机,然后继续走他的路,身后跟着一个小孩。他们竟然说这不叫电影!我搞不懂那些莫名其妙的切分镜头意义何在,,那些被切分成8个乃至10个镜头进行表现的场面,完全破坏了场面的完整性。而且,现实也告诉我们,为了接近人物,不必非得将摄影机靠近他们,必须等待时间,肯花时间才能更好的观察和发现事物。
对了,顺便提一句,今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一次柯盖尔,又一次看到了10年前看到的麦田,风吹过,阵阵碧波。我把它画了下来。这是今天唯一让我开心的事。
1989年4月16日
昨天我不小心踩了球球一脚,它对此很不高兴,我不得不带它在户外多玩半个小时,以祈求它的谅解。回到家已经是中午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发行公司Kanun的老板打来的,他告诉我几个月前送去戛纳参赛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得到了艺术电影奖,并收到了下月去戛纳的邀请,电话里他非常兴奋,反而我显得很平静,我好像从小就有一种隔绝的能力,人们对我的态度并不会影响我,这也许是我能塑造艾哈迈德(《何处》的主人公,编者按)一角的原因吧。
1994年12月31日 年终总结
一个月前,我的新片《橄榄树下的情人》上映。这是一部对我有着重大意义的影片。首先是,它赚钱了,发行商侯赛因先生相当愉快,他从山坡下径直跑上来拥抱我。
从前,我的同事们曾问我跟非职业演员一起工作是否很难?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直到启用凯沙瓦尔兹出演这部影片之后,我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现在轮到我问我的同事们跟职业演员在一起工作是否很难?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不自然的痕迹,有的演员还没有从上一部戏中出来,导演不得不帮助他们去除上一部电影的痕迹,再根据这部电影的需求帮助他们塑造人物。跟职业演员必须用职业语言交流,而跟平常人交流需要触动心灵。他们无法接受命令,无法按照你的命令精确的行事。为了使他们按照你的愿望行事,你不必教训他们,只需与他们相依为命。这样会使演员与你如此接近,以至于你都不知道是你在写对话还是他们在写对话,是你在指导他们还是相反。我被迫经常去寻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
人们都对影片结尾的长镜头印象深刻。相比于特写镜头,长镜头能够让观众直接看到完整的主体。特写镜头剔除了现实中的所有元素,为了让观众进入情境和作出判断,必须让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场,以尊重观众为原则采用合适的近景镜头,能让观众自己选择感动他们的事物。在长镜头里,观众可以依据自己的感觉选择特写。
有的人批评结尾的基调不符合现实,但我认为这恰恰意味着某种现实。我记得,小时候我把自己写的故事给大人们看,通常得他们都会非常谨慎地说挺好,而且往往还补充一句:“可是太悲观了,实际情况没那么糟。”我立马就断定他们缺乏独立性,他们屈从于权势,拒绝承认苦难的社会现实。可是今天,当年轻人让我读他们的剧本时,我谨慎地说:“年轻人,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你也应该试着...”从他们的目光里我很快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认为生活和经验带给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几年来,尽管处境艰难,可是我的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状态以某种方式反映在我的工作中。
最后,我从未想过《橄榄》会在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里拍摄,因为这个影响正是我10年前作的一幅画中表现的东西,最初的构思又可以追溯到20年前。
1998年10月19日
今天我与黑泽明见面了,对于他对我电影的赞扬,我十分感激。我们聊得不错,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共同的想法。做电影节的评委总是让我们觉得困难,因为这总是很难判断,尤其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固定标准的时候。但我总是不能拒绝一次旅行的吸引。况且,接触新鲜事物是非常让人愉快的。
我曾多次因电影中的所谓自然主义风格而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认为舞台和荧幕是非常神圣的,所有人都无权在那里拍摄普通事物。他们确信全部都应该是夸张的,就像他们认为黑泽明的电影就是夸张的。黑泽明大笑着说:“在您的国家看来我的一部分演员表现的有点过分,但在这里,相信我,那是完美而自然的。”
我们也都同意,在电影里挑错的人会丧失观看的单纯乐趣。现在的大多观众在用脑而不是用心在看电影。他们尝试发现一些错误。一些影评人总给我们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一个我拍电影没有考量过的尺度之下。这些电影差不多来自知觉的秩序。
我们都讨厌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说话打电话拍照!!!
最后,陪同我们的克里巴安建议我们以后见面不要在带上他,因为我们俩人都带墨镜,表情严肃,气场十足,像两个黑帮头目在开秘密会议,这让他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
大家好,我是阿巴斯.基亚洛斯塔米,1940年6月22日出生于伊朗德黑兰,我这辈子的声望全部来自于电影导演这一工种。你们知道,名声越响受到的关注越多,他们出了许多关于我的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和我的一部电影同名的书——《特写》,书中有我的生平,访谈录,和我的作品年表,谈到了我对电影的看法。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更理解我,理解我的作品。不过,建议你们还是先看电影再看书吧,我不希望书中我个人的以及那些评论家们的观点影响到你们的独立性,我的电影是开放式的,每个人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理解。
书一经出版,我收到了大量的来自影迷的信,其中有一个影迷很特别,他结合书中内容,幻想了一个阿巴斯,这和我致力于的观众与我的电影的互动模式类似,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而不是单向的灌输。至于这个阿巴斯是不是我本人,和我的相似度有多少,并不重要,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阿巴斯。也许,人们在与我共同完成这本书或我的电影的时候,可以从中发现他们自己。
1948年4月20日
今天坐我后头的小胖子萨伯齐安又踢我凳子了,我忍无可忍揍了他,把他的鼻子打破了,老师叫来了我的父亲。从办公室出来后,我警告这个胖子:“我只是不爱说话,也不知道跟你们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因为这个就觉得我好欺负就大错特错了!”
1956年12月22日
今天和往常一样,午饭后,同学们都在午睡,我在阳台上画画。对面一颗老树终于掉光了它的叶子,阳光洒在它的身上,凛冽的寒风吹动它的枯枝,看上去随时会倒下,我把这一刻画了下来。不过,奇怪的是,在画这幅画的时候,脑中闪过的是去年秋天,我们一家去德黑兰周边的乡村柯盖尔旅游时,看到的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那让我印象深刻,可惜当时没有作画的条件和时间,我没能把它付诸纸上。当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把它画出来,我没有还原的能力。这方面我并没有继承我的奶奶塔赫利,她有画家的记忆,一天,她坐在行驶中的汽车里说:“瞧,那树,那山...”在我看来,这时她指给我看的是一副意想不到的影像,是数不清的影像中的一副,是从成千上万个角度看到的影像中的一幅,她选择了其中的一幅尽情的欣赏,她正在自己的内心里作画,她有画家的记忆,正在画一幅内心的影像。
回家的时候,我舅舅也在家,他是我的忠实画迷,他很喜欢我的这幅画,向我讨了来,打趣说等我哪天出名了,我的这些画可以卖个好价钱。
1958年8月1日
这是我第一天上班,在警察部门,一个月前美术学院告诉我他们没有录取我,我不得不找工作谋生。第一天一切都好,听说警察局里的人都是一帮爱作弄新的混蛋,他们今天并没有找我的麻烦,因为德黑兰市内的游行活动牵动了他们全部的精力。我希望天天游行。
1958年10月5日
下班后,我的朋友柯汗达里让我陪他去塔吉什桥,我本来不想去的,我穿的是凉鞋,于是他把自己的皮鞋借给我穿,我们的尺码一样。到了塔吉什桥,柯汗达里将我介绍给了穆哈盖克先生,他是一个美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聊的很投机,他好像很欣赏我,期间我还专程跑回家,拿了自己最得意的一幅画给他看,他觉得还不错。于是,我顺理成章的在他那里报名参加补习班!我真的很高兴可以继续画画了。
1959年7月10日
美术录取通知书前天送到我家,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她看见了一个伟大的画家即将诞生!(其实,由于录取分数线比较低的缘故,我报的是刚成立的设计专业,为了避免解释起来麻烦,我告诉他们我进的是油画专业)虽然有点夸张,但我还是很受用。家里的其他人对此比较淡漠,美术学院在他们看来不算是什么正经大学,因此,我们只进行了简单的庆祝,晚饭时开了一瓶红酒,说了些不痛不痒的祝福词。
昨天,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头儿,申请把我的工作时间调到晚上,这样我白天有充足的时间学习了。我们的关系一般,本来以为这事不好办,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原来他最喜欢的那个儿子也喜欢画画。感谢上帝,今天我的岗位调动批文下来了。
1960年4月13日
我上电视了!我指的是我的诗,三天前,我来到塔布里电影公司,那是公司有一个广告制作部,我本来是打算找和专业相关的工作,可他们建议我来这里当导演,要求我为一个热水器写一个广告片的脚本。我也常听说类似事,特别是对大学生,你想找一个对口专业的工作,他们却给了你另一个岗位。anyway,我还是答应了。当天夜里我就为这种热水器写了一首诗,没想到他们竟然采用了,而且今天电视上就播放了!如果他们打算正式雇佣我,我会愿意干的。
1969年6月30日
今天我遇到了伊朗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人菲鲁兹.西尔凡路,他看了我的一部关于煎锅的广告片,他对我的片子很感,我拍得非常好,很像西方电影,也就是说挺棒技巧也不错,但他也指出我的广告不像是用来促销商品的,这点别人也跟我提到过。接着,他向我透露他打算在协会创立一个电影部,问我有没有兴趣。其实,我非常喜欢拍广告片,在短短一分钟时间内能说什么呢?必须简化介绍性的场面,浓缩信息,紧扣主题,让所有人一看就懂。必须在一分钟内传达出有效信息,影响公众,促使他们购买商品。
不过既然他们说我的广告不适合这行,不如转行,我答应了西尔凡路先生的邀请。
1970年7月17日
他们批评我没有勇气让摄影机运动起来,而是喜欢等待人物进入画框。我的第一部电影《面包与小巷》里有一个这样的特写镜头,表现的是一个老人走向摄影机,然后继续走他的路,身后跟着一个小孩。他们竟然说这不叫电影!我搞不懂那些莫名其妙的切分镜头意义何在,,那些被切分成8个乃至10个镜头进行表现的场面,完全破坏了场面的完整性。而且,现实也告诉我们,为了接近人物,不必非得将摄影机靠近他们,必须等待时间,肯花时间才能更好的观察和发现事物。
对了,顺便提一句,今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一次柯盖尔,又一次看到了10年前看到的麦田,风吹过,阵阵碧波。我把它画了下来。这是今天唯一让我开心的事。
1989年4月16日
昨天我不小心踩了球球一脚,它对此很不高兴,我不得不带它在户外多玩半个小时,以祈求它的谅解。回到家已经是中午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发行公司Kanun的老板打来的,他告诉我几个月前送去戛纳参赛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得到了艺术电影奖,并收到了下月去戛纳的邀请,电话里他非常兴奋,反而我显得很平静,我好像从小就有一种隔绝的能力,人们对我的态度并不会影响我,这也许是我能塑造艾哈迈德(《何处》的主人公,编者按)一角的原因吧。
1994年12月31日 年终总结
一个月前,我的新片《橄榄树下的情人》上映。这是一部对我有着重大意义的影片。首先是,它赚钱了,发行商侯赛因先生相当愉快,他从山坡下径直跑上来拥抱我。
从前,我的同事们曾问我跟非职业演员一起工作是否很难?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直到启用凯沙瓦尔兹出演这部影片之后,我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现在轮到我问我的同事们跟职业演员在一起工作是否很难?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不自然的痕迹,有的演员还没有从上一部戏中出来,导演不得不帮助他们去除上一部电影的痕迹,再根据这部电影的需求帮助他们塑造人物。跟职业演员必须用职业语言交流,而跟平常人交流需要触动心灵。他们无法接受命令,无法按照你的命令精确的行事。为了使他们按照你的愿望行事,你不必教训他们,只需与他们相依为命。这样会使演员与你如此接近,以至于你都不知道是你在写对话还是他们在写对话,是你在指导他们还是相反。我被迫经常去寻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
人们都对影片结尾的长镜头印象深刻。相比于特写镜头,长镜头能够让观众直接看到完整的主体。特写镜头剔除了现实中的所有元素,为了让观众进入情境和作出判断,必须让所有这些元素都在场,以尊重观众为原则采用合适的近景镜头,能让观众自己选择感动他们的事物。在长镜头里,观众可以依据自己的感觉选择特写。
有的人批评结尾的基调不符合现实,但我认为这恰恰意味着某种现实。我记得,小时候我把自己写的故事给大人们看,通常得他们都会非常谨慎地说挺好,而且往往还补充一句:“可是太悲观了,实际情况没那么糟。”我立马就断定他们缺乏独立性,他们屈从于权势,拒绝承认苦难的社会现实。可是今天,当年轻人让我读他们的剧本时,我谨慎地说:“年轻人,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你也应该试着...”从他们的目光里我很快明白了他们对我的看法。我认为生活和经验带给我们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几年来,尽管处境艰难,可是我的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状态以某种方式反映在我的工作中。
最后,我从未想过《橄榄》会在一片劲风掠过的麦田里拍摄,因为这个影响正是我10年前作的一幅画中表现的东西,最初的构思又可以追溯到20年前。
1998年10月19日
今天我与黑泽明见面了,对于他对我电影的赞扬,我十分感激。我们聊得不错,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共同的想法。做电影节的评委总是让我们觉得困难,因为这总是很难判断,尤其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固定标准的时候。但我总是不能拒绝一次旅行的吸引。况且,接触新鲜事物是非常让人愉快的。
我曾多次因电影中的所谓自然主义风格而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认为舞台和荧幕是非常神圣的,所有人都无权在那里拍摄普通事物。他们确信全部都应该是夸张的,就像他们认为黑泽明的电影就是夸张的。黑泽明大笑着说:“在您的国家看来我的一部分演员表现的有点过分,但在这里,相信我,那是完美而自然的。”
我们也都同意,在电影里挑错的人会丧失观看的单纯乐趣。现在的大多观众在用脑而不是用心在看电影。他们尝试发现一些错误。一些影评人总给我们提出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在一个我拍电影没有考量过的尺度之下。这些电影差不多来自知觉的秩序。
我们都讨厌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说话打电话拍照!!!
最后,陪同我们的克里巴安建议我们以后见面不要在带上他,因为我们俩人都带墨镜,表情严肃,气场十足,像两个黑帮头目在开秘密会议,这让他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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