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反抗与现代欧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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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本书主要探讨了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正统教会，中世纪的思想是如何影响20世纪的人的。在弗里德里希·希尔的叙述中，这三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基督教神学和欧洲本土思想资源的混合和发展。
（一）欧洲意识的诞生
常常有人称现代欧洲文明是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这“两希文明”的混血儿，这种说法虽然忽视了古老欧洲的异教传统的基因，但大体上却是正确的。现代欧洲文明的三大源流——古希腊的哲学、古希伯来的一神教，再加上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民族的古老异教传统——正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7年临终受洗之后（或称自313年颁布《米兰敕令》之后），才开始合而为一、最终演变为统一而复杂的现代欧洲文明的。
而在这三种文明源流中，古希腊哲学典籍被收藏在修道院、以及稍后出现的大学里，知识精英们在西帝国的废墟中将智慧薪火相传。这些继承了巴门尼德传统的主教、神父们，构成了中世纪上层文化。而没有受过基督教宗教教育的旧贵族、平民、农奴们，则遵循着古老欧洲的异教传统——变化的只是将古老的神灵贯注到基督教的圣徒、圣物上罢了，并逐渐形成了底层文化。而沟通中世纪欧洲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就是宗教。上层文明将神视作纯粹理性的对象物，试图用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是自然哲学来认识祂；底层文明则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无所不能的神和祂的圣徒们能够满足他们的无尽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获得来自神的救赎。
然而，虽然这三种源流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汇合了，但问题在于，欧洲人在何时终于认识到他们与帝国东部、居住在小亚细亚、黎凡特、埃及的基督教同胞们的不同呢？
一开始，“欧罗巴”与“叙利亚”相对，分别指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个部分，而本质上都是罗马。裂隙最终产生于尼西亚大公会。亚历山大派信奉三位一体，但安条克的阿里乌派（或译亚流派）却支持一性论，即否认三位一体，认为神是唯一的，基督只是半神，而非真神。纵然尼西亚大公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三位一体的信条，但君士坦丁大帝在临终时接受的是阿里乌派的洗礼，之后阿里乌派的一性论，以及对皇帝的神化，也成为东方教会的主流。表面上，这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却是关于教会与皇帝关系的讨论。为了教会的自由，西方教会在“三位一体”和“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两面旗帜下团结起来，东西方教会第一次疏远了。
此后，伊斯兰教兴起。受到伊斯兰教绝对主义一元论的影响，东方教会开始反对崇拜圣徒、圣像、圣物等迷信行为，掀起“破坏圣像运动”。同时，拜占庭以“基督为王”的荣光无限的形象来填补古老太阳神被打倒之后的空缺，在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另一个化身——纵使皇帝自谦为“新摩西”，但他也更容易与神的形象相联系。在皇帝/神的威权被树立起来的同时，凡人的血肉之躯被贬低得如尘土般轻贱，只能等待神救赎自己的灵魂。而这希腊化、极权化的基督教无疑是与当时尚处于东方所谓迷信之中的欧罗巴人所无法接受的，也是那些信奉罗马价值的西方精英们所无法接受的。最终，利奥四世的特使洪贝尔主教（或译亨伯特主教）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开除教籍，造成东西方大分裂。数十年后格里高利七世进行的打击神圣罗马帝国皇权、树立教权的改革，其实是在清除西方教会中的东方思想，本质上属于东西方大分裂的在西方的后续。正是在这种敌对状态中，“欧洲=天主教世界”的公式逐渐形成。在这一意义上，正是在俄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被排除在欧洲之外的前提之下，一个统一的欧洲文明才能顺利诞生。而位于欧洲中部、并且历史上不断向斯拉夫东方进行扩张的德意志，则游离于与东西方之间，成为东西方思想融会贯通之所，也是东西方界限模糊之地。
希尔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欧洲随着加尔文宗（清教/胡格诺派）的诞生而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尔文宗是资本家的宗教，将新生的资本家对旧统治阶级的反抗、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都合理化了，安慰了时刻与上下两个阶级进行斗争的新兴资本家紧张的内心。富人是选民，是注定获救的人；穷人是受诅咒者，是注定下地狱的人。扶贫济弱违反了神的旨意，怜悯则冒犯了神的权柄，是对神的荣耀的亵渎。世界处于永远的斗争之中，而在这场斗争之中，上帝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人要将自己的一切都献与神，放弃一切物质享受，才能不被恶魔控制。通过以冷酷、律法、戒律充斥所有人的内心，人的心灵变得贫瘠了，内心的王国难以维系，从而只能依附于地上的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最终成为最高的道德。
当然，现代我们所见的欧洲并非全是加尔文主义的，但正是加尔文主义构成了“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核。加尔文之后的欧洲思想史，就是一部对加尔文主义进行纠正和反抗的思想史。
因此，“欧洲”萌芽于尼西亚大公会，成熟于格里高利七世改革，最终形成于加尔文宗的诞生，成为我们如今所见的模样。来自东方的压力，以及资产阶级兴起时来自旧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压力，塑造了现代欧洲。
（二）正统与异端
早期，基督教派与异教杂处。纵然基督教对异教具有天然的排斥性，但却大量采用了异教的语言、仪式和礼文。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所信奉的基督教派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观点。此时，精神危机诞生了。各式各样的基督教不但使得信徒们无所适从，更使得各个基督教派有被异教所吸附的危险。为了抵抗异教的吸收，一种试图囊括各种派别的观点的基督教派诞生了。因为这种教派能够代表更多的信徒，于是它自称为正统，或普遍真理。
在正统被确立起来的那一刻，异端也就诞生了，如同一对孪生子。
与正统派的做法相反，异端试图用局部的界定和答案来说明整体。既有普通信众因为反对神学家将神解释得不可捉摸，出于对获救的渴求自然而然产生的异端，如玛西昂派、瓦尔登派、鲍格米勒派、清洁派、方济各会等；也有知识精英企图以理性把握神而产生的异端，如诺斯替派（或译神智派）、阿里乌派等；还有受到地方性异教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异端，如贝拉基主义（或译伯拉纠主义）。
对于种种异端，罗马教廷或是选择剿灭（如对清洁派的圣战），或是吸收、接纳（如接纳温和的方济各派），从而使自己的正统性日益稳固。正统性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好景不长，“阿维尼翁之囚”使得格里高利七世改革的成果被颠覆。两个世纪后爆发的宗教改革则最终使得异端成为正统。在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的领主们，无论奉天主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天主教詹森派中的哪一个为正统，都在领地里进行宗教清洗，有地区甚至被推行了四五次宗教清洗。
新教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是一个使宗教的概念和理论庸俗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伏尔泰成为新的基督耶稣，卢梭成为新的圣方济各，《百科全书》成为了新的圣经，“自由，平等，友爱”成为新的圣三一，《人权宣言》成为与神签订的新约。大革命中，神学被矮化为政治，同时使政治之中出现了整一套的神学思维。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正统与异端思维框架。
在正统与异端——或是说“正统”与“正统”——的这场永恒的战争中，任何一方都认为自己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而另一条道路则是被诅咒的，只能通往火与硫磺的地狱。
这场战争必定是永恒的，因为正统只有依靠异端才能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正如上帝的荣耀和权柄要通过受诅咒者的痛苦来彰显自身一样。而要维持异端的存在，就要与其进行不断的斗争。然而一旦一种异端被消灭，正统的正统性要求必定有另外一种异端随之诞生，否则正统就无法维系自身的存在，进而无法确定自己的道路是否获得救赎和神恩的正途，进而产生精神紧张和不安。
正是这种出于欧洲文明核心之处的精神紧张，为其不断变动和调整自身提供了动力和能量。
（三）当神学成为政治
本书所讨论的最后一项重要的思想史事件是希特勒及其纳粹思想，对于二战结束后的事件一概不提；同时本书将思想史的范围谨慎地局限于欧洲之内，对于伊斯兰、东正教区域的是思想史的研究都紧紧地围绕着他们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来说。然而，无疑，希尔著书的立足点是曾经将世界瓜分了的欧洲，是经历了两场毁灭性大战的欧洲。如果缺失了对欧洲思想的世界性影响的探讨，不将欧洲至于全球视野下进行审视，本书的立足点就消失了——欧洲正是在与域外世界的不断冲突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性格的。
首先，现代欧洲最大的特征，就是文艺复兴（包括文艺复兴在政治层面的延续——宗教改革）后出现的大分裂。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加洛林-神圣罗马帝国承担了罗马的精神地位；卡诺莎之辱后，罗马教廷逐渐取代了罗马皇帝的神圣感，从而使尘世的权柄集中于一人。好景不长，文艺复兴致使罗马的权威江河日下，三十年战争后更是一败涂地；从此，基于共识的统一欧洲崩溃成无数的民族国家。在宗教战争中获胜的国王们纷纷实施专制集权，主教们纷纷成为新国王廷下屈膝的臣子。这些新式国王在赢得国内的胜利后，便想将自己的教会变为正统，价值观塑造成欧洲的普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欧洲的统一。然而，由于教会之间最终保持了平衡，再加上域外的俄罗斯和美国介入欧洲，使得统一的中世纪式欧洲彻底丧失了重现的可能。
其次，是路德宗的兴起，发扬了根植于德意志土壤中的灵性主义和内向性，并成为浪漫主义最终迸发的催化剂。
德意志文化的内向性源于长期的精神压迫。这种压迫始于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当加洛林帝国追随着查理曼大帝的脚步，将教会作为帝国消化扩张地区（主要是斯拉夫地区）的工具时，悲剧就发生了。当地原有的多神信仰被镇压，被征服者被迫披上一层基督教的外衣。格里高利七世改革后，教廷取代了帝国的位置，夺取了神圣帝国的神圣性，帝国境内的农奴制领主们从此与教化的义务无关。此起彼伏的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只能让人缄默，并转向内心世界的神秘体验。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最终使世俗和宗教的古老权势都无法再行使其权威。此时，人们只能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上帝之城。谁能想到，外界的极度压迫，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每个德意志农民都在自己的内心里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外界的内心王国。
路德之所以能够成就，原因就在于他满足了德意志民众对救赎的渴望。通过将神秘体验庸俗化，路德的教义甚至能够让没有经过多少灵性训练的普通人，也能凭借自己的宗教的虔诚建立内心王国。只要归信上帝，就能够感受到神对自己的爱。因信称义是天主教会因行称义的反面，拯救只能完全依靠上帝，人在神的救恩事业上必定是无能为力、因而无所作为的。通过因信称义，马丁·路德消解了教会的意义，使得救恩实质上只能依靠圣经和自己本人。按照这一逻辑推导下去，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救赎，只能来自于民众。
因此，现代的自由主义从“因信称义”的信条中诞生了：只要信仰上帝，便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只依靠存在于自己内心的上帝之城行事。自然而然地，自由主义的内涵里蕴藏着宗教热诚。自由成为新的神，而这位新神也是嫉妒的、恐怖的，依靠与异端的斗争来维系自身。
最后，加尔文宗在神学消亡、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通过世俗化影响了世界。加尔文虽与路德有着极大的分歧，两者间势同水火，然而庸俗化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加尔文的清教城邦日内瓦里能够孕育出卢梭这样的启蒙大师，是自然而然的。启蒙运动与加尔文主义一脉相承，并最终实现了将神圣感与教会剥离，而与“自由，平等，博爱”，或是“人民主权”，或是“三权分立”这些语汇结合，从而一种神圣的普世价值便实现了，而依照这些神圣的普世价值制定的宪法，无疑是与神签订的新的约定；依照这种宪法而建成的国家，无疑是新的教会，新的神圣帝国。
宗教世俗化彻底完成了，而代价就是作为欧洲统一的精神机制和政治机制的教会的衰败。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的价值观褪下宗教的表皮，能够作为神圣的普世价值行于世间，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始形态。冷战期间，各国往往根据意识形态的分野，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为同盟，其中便有着基于同一正统观念的加尔文式教会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