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囚鸟》：平庸的良心及其落败

1. 地下室里的平庸者

在陀的小说里，地下室是一种颠覆，对地上世界的反叛力量，狂躁的思考者在地下室里喋喋不休。

而在冯内古特，地下室只是，地下室。宏伟的建筑中不为人知的角落，人类微小的尾椎，是熄灭了可能性的场域（冯内古特的世界没有陀的不稳定感，他讲述的是秩序内的流动故事，他不会觉得对地下室的这种设定有任何疑问）。

如果一个人产生了一种理想，接受了历史的委托并认定自己有责任，除非彻底放弃，他就真的无法再回到生活本身中去，无法像他的妻子一样好好经营室内装修的小生意（尽管她才是对这个世界丝毫不抱希望的人），无法像序言里的父亲患上甜蜜而容易满足的恋物癖，变成时时刻刻摸着什么便能引发颅内高潮的纯真艺术家，无法不接受一个在地下室里的无用的工作，因为那里还残存着一个泡影（虽然知道，无论在哪里，事情也不会再有任何改观）。

在入狱之前，瓦尔特在地下室里做着无用的工作（真理将被扔进废纸篓里），受着理想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折磨，焦虑地抽烟麻痹自我。瓦尔特不像冯内古特的另一篇短篇小说《费巴》中的地下室工作者：没有背负历史重担，因为一个姑娘和一座游泳池而重新获得了个体的价值感，将被遗忘的地下室变成个体的自由空间（清新感人的现代短篇小说）。瓦尔特不能解脱，历史的幻影总在他眼前浮动，一种未实现的理想将他牢牢困住。冯内古特肯定意识到这个问题，除非捏造一种不可抗的强力（水门事件的一百万赃款），就不能把这个丧人从地下室里踢出去。

同样被困住的还有玛丽·凯瑟琳。游走在纽约街头假装讨饭婆的拉姆杰克集团的总裁夫人。即便长时间地流浪在美国的街头，睡在纽约地铁底下的修理车间，这个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还是无法与所谓劳工阶层建立真诚的关系（这种隔阂是哪里来的呢，她明明是劳工阶层出身），事实上痛恨她的拯救理想中的平民：

“‘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好人了，’她说，‘我觉得他们都很卑鄙。他们不像大萧条时期那样了。我再也看不到有人和善待人了，甚至没有人同我说话。’”

她抱定一个解放和平等的理想，这些理想同时蒙蔽了她的眼睛。或许，几十年来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成长，对于世界的认知他们没有比年轻的时候再多成熟一点点，焦虑和悲观却像灰尘越积越厚了。

2. 良知与厌世

人在某个瞬间，产生了一种冲动，一种好奇心，想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世界，关心公共判断的标准，反思被公认的价值之下隐藏的压迫。原本幸福生活的迷雾现在全部散去了，对世界种种苦难的不解使他感到屈辱并不由自主地憧憬一种共同生活的完美规划，想象没有剥削没有偏见的可能性，想象每个人都获得支持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这些模糊而不成熟的向往，近乎本能的直觉倾向，是参与政治的开始。至于责任感和行动力，则是之后的事。

“瓦尔特，”她说，“有时候我想你才只有八岁。”

“在新时代诞生的时候，”我说，“只能是这个年岁。”

一个在恩主的资助下（带着资本主义原罪的金钱）得以完成学业的哈佛精英，在阿拉巴霍酒店失手给出二十美元小费，面对女友莎拉的大骂，终于不得不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波兰与立陶宛的混血种，不过是个司机的儿子，奉主子的命令穿上了绅士的衣着，摆出了绅士的架子。”

乔装打扮的贵族生活露馅了，赤裸窘困的生活本质展露出来，更重要的是，自我欺骗的好日子结束了。

“我对莎拉有什么留恋难忘的记忆呢？是那些关于人类痛苦以及如何面对它的讨论，还有接下来的有些孩子气的解闷笑话，我们为对方搜集笑话，在要解闷的时候说上一两个。我们对长时间讲电话仿佛上了瘾。这种交谈是我最喜欢的麻醉剂。我们的灵魂仿佛脱离了躯壳——好像维库那星球上那些自由飘荡的灵魂一样。要是没有话说，沉默下来，两个人就会又开始说个笑话来打破沉默。……虽然她那天很可能在医院里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当个体从幻影的虚妄里分离出来，世界的苦难对于他们而言是无法背负的沉重。对天堂的想象和对地狱的厌恶是同时发生的，在人间不是一个中立的存在，要么必须通向天堂，要么必须通向，另一种天堂。

在瓦尔特的世界里，选择共产主义意味着选择一种未来，意味着站在劳工的一面与资本的世界进行抗争，意味着延续现代受难戏以获取全人类的救赎。直到共产主义在欧洲与美国的破产，对未来时刻的许诺无法遮蔽现在时刻的暴力与伤害，人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他们不是圣徒——

“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险。我真可耻。”

即使肯尼斯·惠斯勒也不是圣徒。

幽默可以表现严肃，但很难负担彷徨。共产主义神话破灭后的知识分子心态，生产与分配、民主与自由、世俗与宗教领域中的诸种价值冲突和社会观念，都被冯内古特从故事中抽离出去，或者说，必要的时候他求助于庸见与常识，求助于众所周知的事情，以破解知识分子思维的迷障，用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共产者在审判时的“童言无忌”，替代了钱伯斯和希斯事件背后的复杂纠葛，以此来哀悼一种可能性的彻底丧失——善良的政治。冷战思维完成了国家对自由个体的收编和对异己力量的排斥，掩盖了国内的劳工矛盾，最为重要的是，工会力量的全面萎缩及其污名化。确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冯内古特只关心一点，谁还在代表劳工阶层？

通往天堂的路被堵塞了。永恒的厌世夹在清醒的愿景与堕落的人间之中。20世纪40年代瓦尔特与他的集中营里的奥菲利亚的对话，或许直到很多年之后，才被瓦尔特真正理解。

“你既然这么嫌恶生活，怎么还能仍旧这么生气勃勃呢？”我问她。

“即使我想要孩子，我也生不了孩子，”她说，“我就是这样生气勃勃地活着 。”

我想她说的并不是孩子。

3. 叮啊呤

叮啊呤是“哈罗”，也是“再见”。是鲍伯·范德在科幻故事里维库那星球里的自由灵魂进入一个躯体和离开一个躯体时的语言。听起来真是轻盈。

当维库那星球毁灭，前法官的灵魂在漫长的宇宙飘荡后进入地球一所监狱里拍手的老头的躯体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智慧原来只是重复一首青年学生的粗野的歌。

在对立的框架中（无论是猎人-狮子关系、男性-女性关系还是资本家-无产者关系），恐惧远远比压迫更稳固，恐惧带来的是更高的壁垒，更强的压制和更多的恐惧。无论人站在关系的哪一极，都是这种认知思维的牺牲品，而人一旦被局限在这样的思维方式里，就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复它。这是围困前共产党员瓦尔特的理想主义的思想高墙。

回溯性的视角、重回人间的游历，或许意味着寻找突破局限的可能性。出狱后，他开始注视一个黑人司机（在二战时他坚称对黑人一无所知），注视一个酒店的服务员，注视一个咖啡馆的残疾人老板，一个娃娃脸的警察，一座破败的城市（而不是透过水银镜子的缝隙惊叹酒店里大吃大喝的神圣殿堂）。在这些时候，冯内古特的叙事语调是松弛的，坦率的，尽管带着衰败的感伤，但没有神经兮兮的紧迫感，这些画面构成回忆性叙述里珍贵的空隙，保证了在偏执与平和之间稳定的节奏（一个中年烟鬼和一个戒烟老头儿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小说里只有在一个时刻，瓦尔特讲笑话讲得恨不得翻着白眼抽过去，那就是在拉姆杰克集团和莎拉的那个电话。这就是为什么冯内古特的笑话并不让我觉得解脱。虽然常常用简化的设定来摆脱复杂的议题，摆脱不愿深思的困惑，但冯内古特并不是个质感轻松的小说家，库耶霍加大屠杀与萨柯和樊才蒂的受难两件事是小说里一直未被合上的伤疤。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法不处理被人遗忘的袒露着的伤口。

重遇玛丽·凯瑟琳是人间游历的终点，在出狱后一天里（这一天显然要比玛丽死后瓦尔特再度入狱前的两年还要长）遇到的友善的人们（在玛丽的想象里，这就是新“圣徒”了）“鸡犬升天”，我担心作者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敞开的故事和这些游离的人物，停留在感官性的观察与描述上，无法用另外一种逻辑将他们联结起来，只好依靠巧合和夸张让故事闭合，把新的陌生的人收编到伟大的拉姆杰克集团做副总裁，顺便灵巧地羞辱一下垄断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然而已经远远没有羞辱联邦政府的时候那么有力了）。

一种真诚可爱的道德性的历史观已经将《囚鸟》推到了它自己的边界上，瓦尔特从监狱里出来又回去了（像一个体验生活的作家），我总觉得对当代问题的失语才是瓦尔特不得不回到监狱去的理由。对历史的遗忘、伦理关系的变化，人们必须进入生活，思考生活，拉到更长的历史维度，获得超越道德的更深刻的力量，才能解构那个血管发达器官庞大的资本主义怪兽，才能了解人类当下的真实境况。而冯内古特背后的价值体系显然没有为瓦尔特提供这样的可能性。

到这里，我们必须也对冯内古特说，叮啊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