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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1]读书笔记

1934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用英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并以此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36年，此书在伦敦出版，霎时享誉海内外，各方不吝溢美之词，得到了包括拉铁摩尔、魏特夫等人的大力赞赏。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也称赞本书“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1981年此书由水利史学者朱诗鳌译为汉语，更是扩大了其影响。本书以公共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包括灌溉、防洪和漕运）为主要衡量标准，考察中国自帝制时代的区域经济，作者参考了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Wittfogel）所提出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以地方志以及各种《沟洫志》中关于水利兴修的记载为基本史料，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所谓的“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统治者对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利用、经济区的变动与转移正是贯穿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治世与乱世的经济基础。此是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一议题的先声，亦给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然本书所讨论的前提基于魏特夫所提供的“治水国家”理论，这一理论存在许多问题，值得商榷。作者过分强调基本经济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同样地创造历史的“边疆地区”的作用，另外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只着眼于农业经济状况的发展，忽视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在解释历史方面总归存在不自然之感，但抛开这些问题，这本书无疑依然具有启发性意义，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学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工作。

一．本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观点

按商务印书馆2014年“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版，本书共有七个章节，外代一篇序言与译后记，前三章为建构理论框架的基础，后四章为运用理论考察中国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将目录信息抄录于下：

原序

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第二章 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

第三章 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研究

第四章 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第五章 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

第六章 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第七章 长江流域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索引

独到的思维 传奇的专著

正如作者自序所言之写作结构：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i]本书以论统文，因此尤以前三章以及序言关于基本概念的建构、范式模型的运动以及基本材料的阐发为全书之重，需仔细研读。下面将按本书章节顺序概括全书基本内容，重点概括前三章内容：

第一章：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本章是作者立论之章，正如小标题所说，阐明“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并分析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作者以清代尚书慕天颜的话“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ii]为引子，引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作者分两个小章节分别阐明“基本经济区”的定义，从水利工程建设的方面，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水利工程（包括防洪灌溉与运河建设）事业因其耗资巨大多半以统治者为主持，并时常基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修建，又受到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制衡，于是统治者总会将目光聚集于一些特定区域，将最主要的资源投入该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建之中，随着水利事业开始发挥作用，农作物产量增长，这些地方进而形成一个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正是统治者想要建立与维护的“基本经济区”；从前提与背景上来说，作者也阐述了基本经济区的定义，即中国古代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长距离商业贸易是羸弱的，各个不同地区没有互通有无的需求，各地之间的联系是十分不充分的，因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存在的，统治者能做的只有使得某一特定区域——农业生产与漕运比其他地方条件都要优越，这也就是基本经济区。两种定义互为表里，后一种定义是前一种定义的前提。此外，为了强调漕运的重要性，作者特辟一小节，解释漕运是基本经济区向政治中心地带输送漕粮的基本通道，于是修建运河便和防洪灌溉有一样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作者认为当古代中国一个地区因其条件禀赋（历史/地理）适宜农业种植，且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统治者便会通过兴修水利工程来发展这一地区，使之成为基本经济区，基本经济区与政治中心之间的联系通过运河漕运系统来完成。于是，水利工程的兴修便成为一种统治者实现其统治目的的工具，也是一种方便地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的工具。也即一种方便的参照系。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中国自秦一统以来的统一与分裂的局面存在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解释，即当中国陷入古典政治矛盾的最顶峰——农民战争时，最早占有基本经济区的往往会是最终的胜者，于是基本经济区便在这个意义上影响着中国的王朝更替。最后作者提出按照“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及其阐发，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第一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秦汉两代，基本经济区为径水、渭水、汾水以及黄河流域；2.第一分裂斗争期，包括三国晋朝以及南北朝，随着灌溉与防洪事业的发展，四川也成为了一个基本经济区；3.第二统一与和平期，包括隋唐两代，长江成为了基本经济区，大运河的修建也使得首都与基本经济区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4.第二分裂斗争期，包括五代宋辽金，长江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又得到了加强；5.第三和平与统一期，包括明清，这一时期珠江流域得到大开发，成为基本经济区。不过这一时期统治者也开始担忧统治中心过于远离基本经济区，因此想要把靠近统治中心的海河流域欧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iii]本章相当于作者拟的一个提纲，是全书的核心所在。

第二章：中国水利事业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

本章作者从中国农业的生产环境、土地性质等方面说明为什么水利事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并解释了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作者引述魏特夫的观点，认为灌溉是中国农业集约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iv]，也就是说，水利工程是中国农业的基础，水利工程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一观点从土地类型、盛行风向、作物类型、水系分布等几个方面论述。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国土壤的分布情况，提出中国最早期农业发展地区，也就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土地类型主要为黄土[v]，黄土含有许多营养物质（苛性钾、磷和石灰）与水混合后有很好的肥效，所以灌溉农业便是中原地区农业生产中十分必要的工作。接下来，作者关注到“淤泥”的作用，淤泥正因其含水量丰富，肥力很强，因此在解决了排水与防洪问题的南方水田，便会出现争夺湖泊淤泥而围湖造田，兴修圩田的情况。至于淮河以及黄河下游地区最要紧的事项便是防洪。这是水利建设在南北的不同差异。因此，中国古代不使用无机肥料，也能保持若干世纪的集约生产，就是依靠土地、淤泥和水源混合进而自行回肥，同时仰仗水利工程周期性的补充水源，不再需要依靠肥料。下面，作者分析了东亚盛行季风的方向,认为东亚盛行风向在冬夏两季有明显的差异，导致降雨是不稳定且具有灾难性的[vi]，因此作为替代的灌溉事业是不可或缺的。又因为中国主要的种植作物是水稻，是一种需要精耕细作，并且耗水量巨大的作物，又因为中国境内遍布密集的河流水系，所以灌溉不仅是必然的需要，亦是极为方便地增益之举。至于长期气候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作者将之忽略不计，并且认为竺可桢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vii]也并没有体现气候影响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之后作者分析了中国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提出经济区划基于地形，即“山川形便”，并以四川为例，分析其作为一个相对闭塞的经济区因山川阻隔形成，内部有比较好的农业基础，因此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在历次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中基本都是较早脱离统一，较晚重归统一的，地理阻隔就这样影响了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使之被分割成不同区域。

第三章：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研究

本章为说明研究方法、搜寻研究数据的章节，作者选择了常为一般历史研究所忽视的方志（清末出版）材料中的水利沟洫部分为切入口，以作者自己的标准（关于公共灌溉以及漕运工程的记录）选择了18个内部省份中的15个（不包括广西贵州山东）作为资料来源，并以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明清为时间轴，沿用作者所做五个时间分期的理论，探讨了不同地区水利开发情况。首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利开发，以芍陂、邗沟的修建为代表，水利活动频繁的地区为河南安徽江苏地区；而后是汉代，陕西河南以及直隶地区为水利活动的代表地区；然后是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江南水利活动开始逐渐变多，北方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之后进入隋唐五代十国，江南开始超过北方，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更多的水利开发；此后是宋辽金时代，南方彻底将北方甩开，珠江流域也开始得到了大型开荒拓殖；最终在元明清时代，西南地区，诸如云南等地也开始得到了开发。如此对水利事业的兴修做共时上的和历时上的分析，从而完成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变动的研究。

第四章：作为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本章作者叙述作为一种国家职能的治水是如何在中国战国时代萌芽产生的。首先作者引用古史辨派学者的理论，分析中国治水神话中的“禹”的来源，认为禹的信仰是一种由南方传来的信仰，经过后代不断地加工描述，最终“层累地构建起来”。借此作者认为这种神话反应了一种初民关于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国家治水功能的认识，是“水利国家”的意识基础。接下来作者提到古典分封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井田制。作者认为井田制是一种类似欧洲庄园制度的农奴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政治上的分裂状况使得没有统治者不能有效控制农民，所以大型水利工程便没有可能。但“暴君”与“污吏”出于掠夺财产的需要以及铁犁牛耕的出现，生产资料的进步，最终破坏了井田制，以鲁国“初税亩”为代表，逐渐形成了土地私有制。而大量农民便由土地束缚中摆脱出来，统治者因此得以组织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作者在此援引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话[viii]“因自愿联合的水平低下，亚洲的政府不得不承担一种公共治水的职能”，认为因为中国商业水平的低下，修建水利工程缺乏货币支付的基础，自愿联合的意愿不高，最高的联合集体不过是村庄。因此必须采用强制劳动的方式才能完成水利的兴修，同时官吏也必须承担这负责水利的职能，而过度的强制劳动又会反过来导致王朝的灭亡。这便阐明了水利修建的主体与客体关系。作者又介绍了一些战国时代的水利建设工程，对西门豹、孙叔敖等人主持修建芍陂、邗沟等工程，以及都江堰、鸿沟等工程也做了一定介绍。

下面三章仅做一般性概括：

第五章：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与黄河中游

本章作者主要讨论秦汉时期的水利事业发展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作者提到秦国何以能够统一六国就在于发展汾河流域，使之成为粮仓和前进基地，成为“基本经济区”，另外水利事业发展，特别是郑国渠的修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终使关东之地成为沃土千里，成为统一的物质基础。不过正是统一之后对大型工程的执着，使得秦二世而亡。在之后的反秦集团内战中，掌握汉水流域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刘邦依靠着有效管理汉水的萧何最终战胜了其他竞争者，赢得了统一。刘邦接下来接手秦朝的基本经济区—关中，并把首都定于此地，此外又发展了黄河下游流域，并最终使黄河下游、淮河以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有汉一代继续发展着水利事业，以武帝为最甚，武帝时面临着黄河下游漕运京师粮食的问题，在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下开凿联通长安与黄河的运河，不过凿通之后没有起到效果。武帝还做了这其他实践，诸如对汉水的开发、郑国渠的修整、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建设、淮河流域的建设以及六辅渠、白渠和龙首渠的修建，但大兴水利以及对匈奴的战争使得武帝时汉朝国库空虚，之后的西汉中央政府再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只有一些地方出面组织的水利工程。而后新莽篡位，最后东汉的开创者刘秀起事时，就以黄河中下游河内基本经济区作为根据地，后又以洛阳代替西安作为首都。体现了一个经济区渐变的过程

第六章：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这章主要是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以及长江流域是如何逐渐赶上北方的。秦朝对四川的开发以都江堰为代表，最终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由此蜀国便有了制衡的经济基础；而吴国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以及军屯的帮助下，对长江流域做了最初的开发；魏/晋则以淮河军屯为基础，重新疏浚灌溉水渠、使淮河成为一个暂时基本经济区，成为其统一中国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淮河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一个“战神祭坛”，后世都没有发挥出基本经济区的作用。在晋朝最终统一中国之后，随着五胡乱华与北方农民起义，短暂统一迅速崩溃，朝廷南迁，是为东晋，大量士族迁徙至南方，神州陆沉、永嘉南渡，因无力北返，只得就地生产。这群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诸如练湖、赤山塘等灌溉工程皆是在这一时期修建，大运河的雏形，山阳水道也已出现。长江流域出现了成为基本经济区的趋势。

第七章：长江流域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本章叙述长江经济区最终取得整个国家基本经济区地位的过程，从隋唐至清末。作者认为出于政治的惰性以及习惯，统一王朝的首都总是定在北方，然而长江作为基本经济区已基本固定，因此为了加强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的联系，自隋修建大运河开始，各个王朝总是修缮运河，保障首都漕运。但大规模水利事业的发展因为基于强制劳动，总有可能激起民变，隋朝便是这样亡于农民起义。但之后的李唐一朝却继续使用着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并且愈发依赖东南江南粮食供给，同时北方逐渐受到忽视，之后唐亡于北方的农民起义，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局面，而南方的十国却说明长江经济区就算有过开发却依然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源整合，于是便有了基于长江基本经济区内部不同的小经济区、如太湖沿岸、淮南及长江中下游、湖广、福建等，最终后周/宋朝以对黄河流域的经营为依托，重新统一了中国。这时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大量争夺肥沃湖畔土壤的圩田，防洪与排水工程因此愈发重要，正是从此时起，长江基本经济区逐渐完成了整合，长江流域正式取代了北方成为经济的重心。尔后元灭掉宋，以大都为首都，大运河又得到了清淤与修缮，同时肆虐的黄河也成了元朝廷的痛点，最终元亡于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尔后的明一开始建都南京，后随着朱棣篡位而恢复建都北京，后来的满族建立清政权也继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出于对政治中心过于远离基本经济区的恐惧，元明清三代都对海河流域特别关注，期望其成为基本经济区，不过长江经济区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因而大运河的管理依然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正是通过封锁运河使清廷议和。就这样，中国历史便通过梳理水利工程和基本经济区的过程重新有机地串联在了一起。

如上便是全书基本内容的一遍梳理。

二．对观点的评价与质疑

此书甫一出版立刻引来广泛关注，一时间一片赞美之声，此书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解释历史，颇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正如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居密博士给本书汉语译者的信所言：“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收到您翻译的冀朝鼎大作，此书国外学者甚为重视，很高兴现在有中文本问世。”[ix]此书基于分析与解释，符合西方的学术理路，剖析此书观点也不难发现此书受到几种西方理论的强烈影响，诸如美国制度学派与经济史派经济学、魏特夫的“治水国家”理论、德国“中心地带”理论（存疑）等。因此西方学者，包括前述拉铁摩尔、李约瑟等皆给予极高评价，也是“因为冀书并非中国传统考证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求解”之作，即寻求解释中国王朝发展的原因，寻找一把钥匙来说明为什么是那么发展。冀氏这种求解之研究当然有着西方学术的渊源，然又恰好切中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所希望见到的解释性的研究，这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甚至是东方。”[x]此书正如无数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书籍一样，基于某一种理论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种解释，诚然是一种可贵的尝试。但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魏特夫的“治水国家”理论，冀朝鼎毫不讳言自己受到魏特夫理论的重要影响，在第一章结尾作者便提到他受到魏特夫的强烈影响，并为魏特夫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做了一个简短的概述[xi]。我们不难看出冀朝鼎与魏特夫的学术渊源，在此魏特夫的理论需要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简言之，魏特夫治水学说的核心观点是，在南亚与东亚三角洲平原地区，在农业与人口发展的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国家机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得出了他的著名理论: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国家与社会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描述为“水利的”。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能被打破的。[xii]这种理论基于将治水作为一种国家的职能，也就是说，只有作为王权的专制国家才有能力修建大规模水利工程，因此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态度，因此会反过来促进专制主义王权的完善，使得亚洲社会在受到外部刺激之前无力完成反对专制主义的任务，这一观点可以说有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远方源头，是一种东方主义的体现。回到水利问题的讨论上，魏特夫的这一套理论特别强调政权对水利事业的关注，正如冀书中所呈现的那样，无论是认为禹的传说与治水国家的关系，还是基本经济区的兴废，作者全然是一种政权决定水利工程的观点，并不关注自下而上的“社会”是如何影响水利建设的。然而这种观点也是饱受质疑，在西方，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基于对“晚期中华帝国”湖北省的研究就表明即使是防洪的江汉大坝，当地人也宁愿自己组织人力而不是依靠政府完成，并且将中国如此广阔的地理实体全部使用一种逻辑解释水利工程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一种总概性认识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这一地域广阔、地形多样而且政区严密的地理实体。而且，即便在大部分地区，水利事业是根本性的，中央集权化的中国政府无论在其兴起阶段，还是在其发展的最后阶段，都被认为除了管理各种各样的灌溉和水利防护工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功能与作用。最后，即使考虑到国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也不是水利问题的惟一因素，不是惟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xiii]因此冀朝鼎直接采用魏特夫的理论未免有失偏颇。再者，冀朝鼎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何以明亡于清，何以没有占据基本经济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入主中原，虽然原书中认为这都无关紧要，不是历史解释的主线，然而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疑，这也正是本书忽视“边疆”，忽视边缘地区发展的体现，对于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互动，本书显然是没有解释清楚也不愿意去解释清楚的，当然，这一缺憾在以后会随着特纳“边疆学说”的传播逐渐得到修整，不过还是需要注意。另外，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只着眼于农业生产，又因选取水利工程为参照系而特别着眼于灌溉农业的生产，然而我们都清楚，经济最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是政治或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正如江南地区，在形成基本经济区之后却很少能形成足以与其他地方抗衡的力量；过于关注经济资源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此外本书显然对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缺乏认识。并且本书囿于时代，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比如作者武断地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溥仪退位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无疑是具有鲜明西方中心思想的体现。当然，有赖于学科进步，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慢慢退潮，这也依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但即使我们现在回溯冀书如此多的缺点，我们也不能否定该书具有的价值，特别是一种“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虽然比较粗糙，但是无疑是一项方便研究中国历史的工具，比如鲁西奇教授基于“基本经济区”提出“核心区”这一概念，扩充了“经济区”的内容。[xiv]此外关注社会经济的态度，正是西方上个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如今的从政治军事史向社会、观念、经济、族群等多方面的“历史学路标转向”的趋势，历史学需要社会科学化，或者说正如年鉴学派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数学”，这样才能为历史学的进步贡献力量。

[1] 【书目信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冀朝鼎著，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年

[i]《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冀朝鼎著，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年，P3原序

[ii]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8

[iii]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15

[iv]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17

[v]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18

[vi]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29-30，关于东亚盛行风风向统计及其表格

[vii] Climate Pulsation during History Time in China,Geographical Review,New York,1926,P274,原书引注如此，但没有找到相关文章，可能为1972年所发：《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考古学报，1972第一期

[vii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64

[ix] 《＜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重印后记》，纪辛，《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461 页

[x] 《‘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史回顾》，杨辉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第四期，北京，P94

[xi]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p16

[xii] 《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张俊峰，《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二期，北京，P97-98

[xiii] 《水利基础设施管理中的国家干预———以中华帝国晚期的湖北省为例》，魏丕信，载陈锋主编: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武汉，P614、P646

[xiv] 《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 概念与分析理路》，鲁西奇，《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1 期，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