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笔记（续）

1.俄国思想和政治语境下的《群魔》

有评论家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后简称“陀”）在《群魔》里描写的虚无主义者们不够真实。但只有把小说放到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理解它的虚构。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9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了彰显自己和老一代温和的西欧派的不同，变得越来越激进。首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博罗留夫的影响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诸如美的本质、艺术的作用、道德之善、欲望的限度、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挑战了老一代人。到了60年代中期，在D. I. Pisarev以及政府有限改革带来的挫败感（年轻一代觉得国家改革力度不够）的影响下，对老一代价值观念的挑战变成了一种不宽容、破坏性的“虚无主义”。1861、1862年间的学生运动和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开始出现，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建立了由N. A. Ishutin和I. A. Khudiakov领导的密谋团体，1866年一名叫D. V. Karakozov的学生甚至试图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就是属于Ishutin的团体分支“地狱”的一员。年轻一代的不满情绪还进一步通过1861和1862年各式各样的煽动文学——宣言、传单、呼吁书等——表现出来，它们一般由移民中的阴谋团体或俄国国内的秘密印刷厂印刷制作出来。一连串的火灾发生于1862年五月的圣彼得堡，也是由虚无主义者中的保守派造成的。《群魔》的第一章就写到了当时的思想和政治动荡，当斯捷潘和瓦尔瓦拉在六十年代早期居住于圣彼得堡时，周围的知识分子圈子都在热烈地讨论诸如农民改革、女权问题、废除军队和神职人员以及家庭制度等问题。

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政府警觉地意识到p.66知识分子的敌意，俄国国内的动荡加上1863年的波兰起义使得俄国失去了改革的热情。可革命的浪潮仍旧风起云涌。它从当时西欧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1864年建立了第一国际——汲取发展动力，尽管第一国际中马克思和巴枯宁的矛盾益深。前者希望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而后者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摧毁一切国家形式。第一国际被认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拥有广大的参与者和资源。俄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还受到1871年三月到五月的巴黎公社起义的鼓舞。在《群魔》里能明显感到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活力。小说以流言传闻的形式多次暗示了彼得·维尔霍文斯基领导的秘密团体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传言它和日内瓦的“和平自由联盟代表大会”有联系。陀本人就曾在集会上听过关于革命破坏的激烈演讲。（陀笔下的基里洛夫比主张破坏的巴枯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求在欧洲建立新的美德之前必须砍下一百万颗头颅，而利亚姆申会炸死十分之九的人口。）另外，小说中年轻一代（基里洛夫、沙托夫、玛丽亚·沙托娃、斯塔夫罗金、莉扎·图申娜、彼得等）在《群魔》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之前都去过瑞士——特别是日内瓦——也绝不是巧合，因为瑞士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它成了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包括巴枯宁——流亡国外的庇护所。

《群魔》里谋杀沙托夫的情节和1869年莫斯科农学院学生I. I. 伊凡诺夫被杀事件的相似之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对革命秘密团体的统治手段和彼得·维尔霍文斯基亦有相似之处。

2.俄国自由主义

陀生活年代中俄国的“自由主义”和十九世纪西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将陀吸引进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术语。当它有其自身意义时，它并不包含许多内容：欧洲自由派主张的自由放任式经济、减少国家对个体生活的干涉。相反，它指的是为俄国引入西欧先进文明的一些元素。……因此，俄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的是渐进、和平、有限的国家改革，是自上而下式的改革，而不是农民起义式的革命或一小群革命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自由主义”更多地和贵族官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中产阶级——当时俄国还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

《群魔》里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派分子是斯捷潘。他和一系列享有盛名的老一代人士联系在一起：小说有一次将斯捷潘的名字和恰达耶夫、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赫尔岑出现在一起。在莫斯科的一次纪念格拉诺夫斯基的宴会上，是斯捷潘和卡尔马津诺夫——屠格涅夫的漫画形象——上一次见面的场合。的确，斯捷潘和历史人物格拉诺夫斯基在一些传记细节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似将二者紧密相连。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于19世纪40年代在莫斯科大学担任世界史教授，他是他那一代温和的西欧派的领军人物。他一系列关于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公开讲座……为他赢得了巨大学术声誉。《群魔》第一章含蓄地涉及了格拉诺夫斯基的生平、作品、兴趣和性格，这些信息源于一本由A. V. Stankevich所写并于1869年出版的格拉诺夫斯基传记。早在1870年的德累斯顿，《群魔》还处于创作阶段时，陀就恳求朋友N. N. Strakhov将这本传记寄给他，以此作为小说不可或缺的创作原材料。

和格拉诺夫斯基于19世纪30年代留学柏林一样，斯捷潘年轻的时候也在国外留学p.75并于40年代执教。他的学位论文和格拉诺夫斯基一样是研究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格拉诺夫斯基在论文中批驳了关于维也纳的古代传说，暗示出他同样无法接受由斯拉夫派构建的、毫无历史依据的浪漫版俄国史。与此相似，斯捷潘的论文也惹恼了斯拉夫派。斯捷潘对中世纪骑士的研究呼应了。格拉诺夫斯基对骑士制度的研究。斯捷潘对女性——瓦尔瓦拉、达丽娅·沙托娃、索菲亚——的尊崇隐隐透出骑士遗风，对待女性似乎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斯捷潘甚至和格拉诺夫斯基一样对赌博尤其热衷。

《群魔》表现了代际关系的主题，同样的主题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得到了探索，但陀和屠格涅夫的观点是不同的，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人必须为60年代的那一代人引发的灾难所负责。而斯捷潘在《群魔》中就是联结两代人——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和6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的关键人物，是孕育了年轻一代——不管他们承认与否——的精神先驱。

陀有意淡化两代人之间事实上的父子关系，转而强调两代人精神上的联系。斯捷潘是个失败的父亲，父子俩人之间的情感非常淡薄。他的第一任妻子生下彼得后不久就去世了，斯捷潘也离开了自己的儿子。在小说主要情节展开之前，斯捷潘只见过儿子彼得两次。以至于彼得第一次露面的时候，斯捷潘甚至没能立马认出他。彼得责备父亲从没在他身上花过一个卢布，在十六岁之前都不认识他。

斯捷潘并不觉得自己孕育了虚无主义者的一代，而是悲叹40年代的“伟大思想”被60年代的傻瓜所践踏，指责年轻一代扭曲了以前的伟大思想。《群魔》以描绘40年代自由主义的西欧派开始，表明正是像斯捷潘这种人腐化了的自由思想之中，才诞生出小说所表达的深刻道德和终极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斯捷潘都是新一代怪物——彼得和斯塔夫罗金——的“父亲”。 作为斯塔夫罗金的家庭教师，可以说是斯捷潘在道德和智识方面创造了斯塔夫罗金。我们注意到丽莎·图申娜在8岁到11岁期间也是斯捷潘的学生。省长冯·连布克在知道了斯捷潘是斯塔夫罗金家的家庭教师之后，就称他为孕育了现在一切的温床。就连逃犯费季卡的命运也是斯捷潘一手造成的，如果斯捷潘没有因为赌博输了而以农奴费季卡抵债的话，费季卡很可能不会做出杀人的罪行。如果说《群魔》描写了众多怪物的话，斯捷潘就是这些怪物的父亲。

可是，需要为虚无主义在俄国蔓延而负责的不止斯捷潘一人。不少老一代知识分子都不仅危险地包容了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甚至故意去讨好新一代的激进分子。在《群魔》大部分情节中，茱莉亚·冯·连布克——叙述者认为她要为小说结尾的谋杀负大部分责任——认为通过自己对彼得·维尔霍文斯基施加的影响力，她可以影响并控制俄国整个新一代的革命青年。通过这种幻想的影响力，她可以使俄国躲过革命的危险，从而让自己获得俄国自由主义的赞扬。瓦尔瓦拉·斯塔夫罗金娜为了不被社交对手赶超，也开始学着像年轻一代那样发表见解。作家卡尔马津诺夫——茱莉亚·冯·连布克的远亲、曾是斯捷潘的朋友——也极力屈尊降贵地讨好激进的年轻一代，而阶层低下的年轻一代却很少关注他。省长冯·连布克默许了年轻一代的激进行为，他试着告劝彼得此时在俄国展开激进的变革为时尚早（典型自由主义立场），但对他们摧毁教堂的主张没有提出异议。冯·连布克认为要把年轻一代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却鼓励彼得·维尔霍文斯基去破坏、淘汰过时的事物。他觉得政府的管制和年轻一代的激进活动都是必要的，就像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两党制衡一样。

因此，通过斯捷潘·维尔霍文斯基、茱莉亚·冯·连布克、卡尔马津诺夫和安德烈·冯·连布克这些老一代人，虚无主义者们在不同社会方面得到了支持和默许：学术界、上流社会、文学界，甚至政府机关。彼得·维尔霍文斯基意识到了老一代人的纵容，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开展各种阴谋诡计。

3.虚无主义

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是在“虚无主义”的大旗下反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陀在《群魔》里表现了在虚无主义核心观念中，存在着对艺术和人性的非自然观点，并且拒斥了民族性。这些观念推演至逻辑上的极限的时候，其造成的结果不是奴役便是死亡。

这时的文学上普遍用“新人”代替过去的“多余人”。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激进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本小说表达了自己的一系列信念：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理性的利己主义，将家庭视为监狱，基于合作的未来社会形式，以及妇女解放。

《群魔》反复影射了《怎么办？》，陀在对维尔金斯基一家的描写似乎嘲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婚姻和自由恋爱的观点。当维尔金斯基得知自己的妻子对他不忠后，告诉妻子他之前只是爱她，现在开始尊敬她了。斯捷潘为了准备和年轻一代正面交锋，仔细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以了解年轻一地的方法和观点。希加廖夫轻蔑地提及的有着“铝柱”的乌托邦实际上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维拉梦见的“水晶宫”，它是19世纪科技进步的完美产物和象征。玛丽亚·沙托娃计划成立一家“以互助合作为理性原则”的书籍装订工厂，这似乎模仿了《怎么办？》中维拉希望建立一个互助合作的缝纫工厂的计划。沙托夫和玛丽亚的结婚使玛丽亚和当时她做家庭教师的家庭产生了矛盾，但这是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一种曲解。斯塔夫罗金和玛丽亚·列比亚德金的婚姻可以看作是为了拯救女性而结婚的例证，《怎么办？》里罗普克霍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之一——和维拉的结合同样是为了将家庭的暴政中解救出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大地之盐”拉克梅托夫甚至和斯塔夫罗金有不少相似之处。读者会想起拉克梅托夫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而躺在一张满是尖针的床上，斯塔夫罗金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在沙托夫打了他之后，忍住了当场杀死沙托夫的诱惑——叙述者相信斯塔夫罗金是能干得出来的——并且将手背在身后，就像一个人为了测试自己意志有多坚定而伸手抓住一块烧红的铁块一样。两人都为了测试意志而做出超乎常人的事。

在更深的层面上，陀笔下激进的年轻一代一般不会向别人表现出温情的一面或者叙述者认为自然的人类感情。威尔金斯卡娅的妹妹满嘴陈词滥调，激烈地和她的叔叔——她10年没见过叔叔了而叔叔曾将儿时的她抱在怀里——讨论着“妇女问题”。玛丽亚·沙托娃不但不关爱自己的婴儿，还在这个婴儿出生前就诅咒它。与之相反，在妻子生下婴儿之后，这激起了沙托夫——他并不是孩子的父亲——对生命奇迹的敬畏：原本房间里只有两个人，现在却多了一个生命。接生婆威尔金斯卡娅觉得人的出生不过是“有机体的继续生长”，没什么奇迹可言，和一只苍蝇的出生没什么两样。陀笔下的虚无主义一代几乎在情感上都是有点不正常的，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持一种随意冷淡或破坏性的态度。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期望用自由爱情取代婚姻、用互助团体的形式——就像《怎么办？》书中所写的那样——取代家庭。在《群魔》里，沙托夫的妻子玛丽亚婚后不到三周就抛弃了丈夫；维尔金斯基的妻子婚后不到一年就告诉丈夫他已经“出局”了，继而和列比亚德金混在一起；威尔金斯卡娅的妹妹则认为家庭的神圣性不过源于人的一种非理性“偏见”。

《群魔》的虚无主义一代似乎都对人类同胞缺乏基本的爱与尊重。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对艺术的看法上。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展开了一场对艺术的讨论，这成为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争论的焦点之一。在19世纪50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论文《艺术和现实之间的美学关系》的时候，他们大多认为艺术顶多不过是再现了现实，艺术应该以它对科学进步、社会改良等目标贡献的力量比重来衡量它的价值大小。但是，陀认为艺术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是占据着中心位置的。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会被特定时空的特定功利目的所束缚，而是超越庸常的现实并可以提升人类的精神层次。

《群魔》里许多的争论都是时代争论的回音。茱莉亚··冯·连布克、瓦尔瓦拉·斯塔夫罗金娜都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替代品。斯塔夫罗金娜向斯捷潘解释，一个杯子因为可以倒水所以是有用的，一支铅笔因为可以写字所以是有用的，而圣母像则毫无用处。在一个苹果和一幅关于苹果的画面前，每个人都会选择前者。

在陀看来，这种对艺术的观点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没能明白人类对美的永恒渴望和精神需求。虚无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脱离了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美学至上观点。在斯捷潘看来，莎士比亚和拉斐尔比农奴解放、民族性、社会主义或者化学更加重要，因为艺术是人类所能企及的最高成就、追寻美的产物、人类生活唯一一样无法离开的东西。这种对美的永恒追求成为小说最后斯捷潘重新认识基督和获得拯救的精神动力。

4.虚无主义者带来的精神危机

《群魔》充斥着灾难来临的征兆：谋杀、自杀、火灾、霍乱。全书充满着绝望，但也不是完全灭绝了希望。沙托夫由于见证了（妻子生产的过程）生命的奇迹，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斯捷潘由于重读圣经，重拾了对上帝的信仰。直到《群魔》的最后，斯捷潘已经将近三十年没有读过福音书了，他对圣经四福音的认识和记忆大多来源于勒南的《耶稣的一生》（1863）。这本书将耶稣当作一个建立一种宗教的真实历史人物来加以分析和研究。当斯捷潘坐在农民马车上的时候，他对农民感到一种负罪感，但又一时说不清究竟为何而负罪。最终，他决意宽恕他的一切敌人。他突然明白了马太福音里“别人打你脸，就把另一侧脸转过去让他打”的含义。巧合的是，和斯捷潘同行的推销福音书的女人名叫索菲亚·马特维耶夫娜·乌力吉娜（Sofia Matveevna Ulitina），索菲亚（Sofia）是希腊语“智慧”的意思，她的父名“马特维耶夫娜”（Mateveevna）是“马太”（Matthew）的变体（变成女性名），这个人物的名字本身就有“马太的智慧”的意思。所以，斯捷潘在圣经福音书的启示下，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左西马长老进一步阐释的基督教真理：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是有罪的。

5.《群魔》的叙述者和叙事技巧

在《群魔》里第一个出现的人物是叙述者安东·拉夫任特维奇·格——夫（Anton Lavrentevich G——v）。相比于陀的其他代表作的叙述者，他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份工作，他的过去有可以查看的记录。他显然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聪明并有想象力（可以写出一部和陀同等水平的散文作品）。他年轻未婚，是外省知识分子的一员，对周围时事了如指掌，好奇心旺盛且能够做出理性分析。他能够理解复杂的心理冲突、政治诡计和人际交往，但似乎缺乏精神深度或坚定的道德立场。同时，他还对过去事件的细节有着栩栩如生的图像式记忆，要么就是他生来就有着强大的虚构天赋。他对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观念抱有信心，他对年轻一代追求的进步也怀有兴趣，但这种信心和兴趣后来都被小说中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所动摇了。他被上层社会的人士所欢迎，也得到底层人士的接纳。他在乡绅家庭的客厅里就像在城市平民的住所里一样自在。不仅斯捷潘觉得可以信任他，就连第一次和他见面、不太熟悉的人——比如基里洛夫、莉扎·图申娜——也完全信任他。他对许多私人事件的了解都得益于他和斯捷潘的亲密关系，安东·拉夫任特维奇也乐于为斯捷潘这位密友跑前跑后，并怀有同情地倾听斯捷潘吐露内心的秘密。读者会感到叙述者处于一种情感上的矛盾中：一方面喜爱并忠于老朋友斯捷潘，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这位朋友实际上是个可笑、可悲、（对许多事情负有责任）应受责备的人，叙述者甚至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和这位朋友保持一定距离。经过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叙述者开始逐渐看清现实，即斯捷潘所坚信的伟大理想抱负其实都是一场幻觉，是斯捷潘、瓦尔瓦拉·斯塔夫罗金娜以及一切信仰这幻觉的人共谋的产物。这个幻觉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下一代人不信上帝、制造混乱等罪行的源头。尽管对斯捷潘怀有几分尊重，他眼中（曾经相信过的）的幻觉还是破灭了，因此一种反讽的语调充斥于他的叙述之中。这种反讽造成的叙述效果介于相信和怀疑之间、怀旧和醒悟之间，有时陷入忧伤，有时则夸张地模仿。反讽的语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使得安东·拉夫任特维奇和自己的过去保持一定距离并且遮掩住他现在背叛了和斯捷潘的友谊的事实。最重要的是，这使他和假定的读者建立一种联系。……叙述者行走于一条钢丝之上，承认自己和书中人物曾有过紧密关系，但在叙述的时候又采用一种反讽的语调。

从小说开头，这位叙述者和读者结下了一个隐含协议：他似乎只传达给读者他个人能保证其真实性或有证据证明属实的信息，否则他就明确地有所保留。一开始，小说叙述者是遵循这种做法进行叙述的。作为叙述者，他偶尔会提醒自己和读者他对事件的叙述是有界限、并非全知全能的。有时，他会坦诚地承认他描述的一些事件——尽管有自己的参与——还是存在不确定性并让人感到困惑。每当叙述者叙述他所见证的事件或他所听说的事件时，他都会强调自己叙述的相对性和不可靠性。另外，他对事件的叙述经常带有公开的价值判断，有时候甚至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在某些场景里，读者能发觉叙述者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的感受和现在（事件过去之后）所思所想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有时候并不明显，却是贯穿整本小说的。这加强了小说的现实感。读者能注意到尽管叙述者标榜自己十分苛求事件的可靠性，他的叙述在两个方面还是不完全和他所标榜的一致。

第一是叙述者在场参与的事件。他宣称自己对一些细节无法确定，这当然符合现实生活的。但在其他事件中，他却能一字不差地记起每个人说过的每句话以及冗长的对话，这几乎颠覆了现实主义的定义。他好像有一个小型录音机来记录每个人的言行，才能让我们相信他叙述的可靠性，不过当时还没发明出录音机。无论读者怎么为叙述者找借口，都会让人深深怀疑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看重事实证据吗？

第二方面更让人感到不安。《群魔》里还描写了很多细节丰富、颇具戏剧性的场景和事件，而这些场景和事件是叙述者本人并未参与其中的，或者其参与者在事件过后就死去或远去了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将事件细节告知叙述者，更不用说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本身无法完全回忆当时的事件和对话了。……很多事件的参与者，比如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沙托夫、莉扎·图申娜和费季卡，在特定的某段情节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 越接近小说结尾，就越难以想象叙述者如何获得信息的。叙述者也似乎越来越沉浸于叙述活动本身，以至于完全忘了告诉读者他从哪里获取的信息。小说中的场景在叙述上越来越重地带有一种哥特式情节剧的色调，其中暗含了许多对莎士比亚、保罗·德·考克、乔治桑和查尔斯·狄更斯作品——更别提末世意象——的模仿和影射，这种叙述方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例如斯塔夫罗金和彼得、基里洛夫和沙托夫之间的私人见面。叙述者在描述这些人的见面场景时，从来不解释自己的信息来源（不解释为什么自己会知道这次自己并未参加的私人会面的细节）。除了两处地方叙述者表明自己的是猜测人物所想的（一次是明确表示自己猜测彼得心中所想，另一次是猜测斯捷潘的感受），在小说的其他地方，叙述者都不易察觉地从记录客观事件变成了书写富于想象力的虚构。叙述者甚至记录了现在已死去的沙托夫曾做过的一个梦，却从未解释过自己是如何得知的。

安东·拉夫任特维奇的叙事有两个目的，正由于这两个目的的差异才导致了上述的叙述效果。 目的之一是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提供一份对最近公众事件的准确记录，因此试着尽可能客观冷静地描绘——就像一份官方调查报告那样——每个事件中每个人所起到的微妙作用。就这个目的来说，叙述者的受众是那些怀有好奇心的读者，他们需要叙述者保证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另一个目的带有私人性质：叙述者想要试着理解他周围的整个思想、精神和社交世界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崩溃的，进而带走了信任他的朋友和熟人——尤其是叙述人短暂地爱恋过的莉扎，只留下一具具尸体，这些已逝之人曾和叙述人朝夕相处，其人格和观念都深深吸引着叙述人。叙述人试图从小说事件发生之后留下的废墟中重新寻找自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准确的描述和确凿的证据，还需要深入主要人物的内心以及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理出个头绪，包括叙述人本人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就第二个目的来说，叙述人的受众是他自己，这时的小说叙述就偏重解释而非事实。第一个目的使得叙述者在情感上让自己和曾经参与其中的那些小说事件保持一定距离并且采用一种反讽的叙述语调，虽然叙述者偶尔记起的情感会爆发出来并且在小说的修辞中留下印记。第二个目的使得叙述者借助想象力来再创造他所关注却觉得难以理解的人物和场景。第一个目的将叙述者忠于对事件原貌的记录，叙述者也经常提醒读者他自己的视角是有限的。第二个目的则要求用小说虚构的方法来探查和塑造叙述者的经验，并从此之中发现意义之所在。

换句话说，小说中包含两个“叙述自我”，它们将源于“经验自我”的材料组织利用起来，运用于两个不同的目的。读者所感到的叙述中的不一致似乎源于叙述者的心理。或许存在着两种“经验自我”，一个面对身边发生的公开事件越来越焦虑，一个反复揣摩主要人物痛苦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叙述者对有些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是非常熟悉的（比如斯捷潘），但大部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必须要依靠叙述者的想象力了（比如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甚至彼得），这些人对于叙述者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在小说里，叙述者对于人物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的揣测几乎和描绘外部公众事件同样重要。

比如，为什么陀要让叙述者去理解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的内心思想呢？我们知道陀一直想写一部“大罪人传记”，而就在斯塔夫罗金身上读者能看到“大罪人”的身影。显然，《群魔》的叙述者缺乏深刻的洞察力，无法完全理解斯塔夫罗金所背负的罪恶。但由于叙述者对外部事件和主要人物的详细描绘，使读者能够接近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三人的心理和思想。恰恰是这三个人将斯塔夫罗金生活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具像化了，即通过俄罗斯民族寻找上帝（沙托夫）、舍弃肉身以达到让自己成为上帝的目的（基里洛夫）、同时舍弃民族性和上帝（彼得）。虽然叙述者无法完全洞察斯塔夫罗金的内心和思想，但通过揣测受他深刻影响的“门徒”，还是可以大致折射出斯塔夫罗金的内心世界的大致面貌。对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三人及其相关事件的描述满足了叙述者的第一个目的，通过三人间接折射出的斯塔夫罗金的内心面貌则符合叙述者的第二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