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放大的多元经历，一个不曾生根的现代性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如果将“‘现代性’的文化”简单视作西方的话语霸权（P49），那么我们如何从自身（这个自身必然意味着“传统”）发展或者出提炼出一种与之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降维）的话语体系呢？王先生似乎认为宋元时代的泉州因为发达的海上贸易，成为了船舶与商贾的辐辏之地，呈现出（文化、宗教、族属的）多元的古代大都市面貌，便具备了某些现代文明的萌芽。如果我的理解不错，这种现代文明未免也太廉价了，按照这个标准，古代和中世纪的东地中海世界，能够达到这个门槛的城市不一而足，转身向中国古代历史中去寻求“现代性”，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历史吊诡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王先生称颂宋元的开放主义，另一方面他把明清意识形态内部转向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心性之学成为正统纲领，而心性之学不正是发轫于给泉州开启黄金时代的南宋吗？海外汉学有人推崇南宋的繁荣与开放，甚至多有拿南宋对比文艺复兴，但宋的富足（Song’saffluence）仅仅是经济层面，无任何能够带来智识上的启蒙（enlightenment）的迹象。讽刺的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士人最接近思想启蒙的一次，发生在明清易代的亡国与亡天下之思辨。还是回到最开始问题，如果现代化还有another way，在消化（注意是消化而不是消解）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如何从我们的历史中发展出一套替代性话语（或者说理论，当然不能是新儒家这种怪胎）？特别是王先生也指出，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世界的全面冲击下，中国的知识阶层才开始“大量涌现谈论自己文化的潮流……通过类似于欧洲的想象来营造民族的历史认同……”，于是“中国的文化论述属于文化接触的被动产物”（P52），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话语无处不在的投影下，反身求诸古，以此来构建另一种话语真的可能或可行吗？

以下是一位朋友的话

“我去泉州回来，私以为所谓泉州的多元多多少少是后人受multiculturalism的影响比附并夸大了。 泉州的多元实际留存下来的，只是一种器物层面的多源交融。真正的民间文化还是它本地一直传承的东西，外来影响的痕迹并不明显。 真正文化生活层面上的多元，顶多算多元共存，相互之间没太多渗透（或者说主流渗透到minority的有，反向的不多，比如泉州回民的春联，家谱，甚至墓碑上学汉人比附标注衍派） ，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提的这种多元，私以为才是真正的对于当代有深刻意义的本质上的多元，然而刺桐城未必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