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和国》读后感

我们有网络，但我们离共和国还有多远？我们为什么不是一个网络共和国？或者，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网络共和国？当思考这些无头无脑的问题时，胡泳在《众声喧哗》中给了我一个较为清晰的框架，网络中的政治问题和网络政治问题需要区分，然后再阐明。胡泳在导论中为我们区分的网络研究理论框架，以及在第一章为我们展现的公私之辩的历史沿革和理论发展创新，这些都是穷经皓首的经验，但非常值得我们在阅读和了解任何研究网络传播世界的著作时，学习他思维方式。 所以读过胡泳对公共领域问题的解释，或者叫胡泳对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有关公共领域问题的整理，再来看《网络共和国》，心里的脉络逐渐明朗起来。在《网络共和国》中，凯利桑斯坦的许多见解都能看到汉娜阿伦特有关公共领域的思考的影子，尤其是在有关公共论坛重要性的论证方面。在桑斯坦的理解中，公共论坛为人提供了参与民主建设或政治的场所，这个场所从公园街道到报纸广播，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人需要通过公共论坛来交换信息以获得共同经验，也被理解为社会粘性，在这样一种公民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环境中，人才可以获得积极的自由。这和汉娜阿伦特的想法大体相当。汉娜阿伦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认为人天生是有政治方面的倾向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展现人的个性。 在说明网络世界出现的变化之前，桑斯坦为我们区分了公共论坛在根部便存在着的“隐患”，如果我们把公共论坛当作是一种需要长期坚持的政治建设理想的时候，作者提出的是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但又常常忽视的。桑斯坦将人置身于公共论坛的情况区分出非计划的（unplanned）和不想要的（unwanted），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是对那些原本没有进入某一公共论坛的某些人的指称。现实中，我们不一定对公共场所马路或商业街的所有东西感兴趣，这些是“不想要的”，而你走在街上或逛商场接触你想要或不想要的，在行动的过程中，你还未选择，也无法预测，是非计划的。在传播世界中，也可以对媒体做出相似理解，因为报纸电视等媒介可以看作一种公共论坛，而且因为这种媒介的超时空性，使其更具有公共性（但在西方，必须在技术层面或法律层面对媒体是公共论坛还是私人机构存疑）。我们会碰巧读到一篇有关我们未知领域的报道，或是被自己“不想要的”报道激怒，但你至少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发现了一些别人可能正在阅读或别人也碰巧读到的或别人完全漏掉的信息。在个人化，定制化的网络世界中，如比较典型的今日头条，我们很难重构这种经验的分享或碰撞。这种隐患与其说是公共论坛的隐患，不如说是民主政治的隐患。 网络中丰富的信息给了我们近乎无限的选择，无论是购物娱乐还是获得新知，或许我们有必要庆幸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只能接收报纸广播电视上“把关”过滤过的有限选择的信息，当然，个性化的定制信息，或经过大数据分析呈现的信息也可以看作是无限的过滤，它把每个人放大，（如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第一章提出的“我的日报”），却没有把公众放大。跳出来看，虽然丰富的选择让直接民主几乎不受技术限制，然而我们需要的是商议的“慎思明辨”的民主，过滤人之所欲，选择一个人的公义而不是一群人的私义。我们没有成为一个个对社会时事或经济政治问题更有见解的人，相反，我们的欲望被放大，在这里作者引用了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 消费者主权原则意味着一切服务于一切消费者的满足。当我们认为，传播系统的目的包括确保自己可以完全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信息时，我们就是在一个正在运转的消费者主权观念中，或叫它消费主义。这种想法来自于自由市场。与之并举的是政治主权，与消费者对应的群体是公民，在民主政治主权中体现的是多数裁定原则，但它不局限于它的名字多数裁定，而是赋予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并让大众接受，人需要在公共领域讨论交流“以理服人”，在这种系统中，体现了更加严肃的公共性，个人的喜好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桑斯坦的理解中，这两种主权原则常常处于紧张关系当中，我们是公民还是消费者，现实地看，我们更多的时候只是消费者，“自由”地发表意见，做出选择，但“无法形成一个共享的或慎思明辨的文化时，对消费者主权的承诺可能会危害政治主权”，并且“如果政治主权是我们主要的理想，那么举例来说，我们就会以是否能提升民主来评估表达自由这样的体系；如果我们只关心消费者主权，那么惟一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所以作者认为如果削弱消费者主权，便能提升民主自治，在作者的理想中，我们需要将自己置身于这种接触和经验的分享中，投身于未被选择的未计划的信息中，社会本身是异质的，我们的接触如果局限于一角，便会丧失一定的共同经验，但“局限”也可以积极地看作是小众化和个性化，看作是一种自由的进步，但也是不利于民主政治的。这或许看上去十分矛盾。在一个被大数据和庞杂的信息网络包裹的网络传播世界中，“把关”不再是有限的过滤，而是完全过滤，每个人可以控制自己的信息世界，在微博上关注自己想看的博主，在虎扑中了解自己喜欢的球队。如帕特南所言“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被取代，转变成以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在这里，桑斯坦探讨了人为何热衷于过滤，并认为是必要的。我们在既有的传播学理论中可以得到简单的理由：人都知道或认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喜恶。所以，作者将网络对人小众化个性化的满足描述为虚拟串联，多样而不一致的串联使信息多在内部传递，你关注的体育赛事网站不会给你链接到电影网站。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和想到的是大量的新的社群建立，紧接着群体极化现象像雨后春笋出现，分裂只会造成更大的分裂。 这种如“我的日报”般的对信息过滤的自主控制会减少经验的分享，减少你走在街上或逛商场时，身处非计划的未选择的环境里的机会，在这里可以参考信息茧房理论。某些信息在某些社群中被广泛传播，在另一社群则完全不被提及。我们回想前现代的传播世界，会有同样的感受吗，可能不会。因为可以想见，在一个不存在庞杂信息的时代，经验的共享程度比我们要大。没有经验的共享，没有公共论坛的形成，没有公共讨论，民主政治就会出现变形。这里也需要指出，桑斯坦引用了布兰代斯有关言论自由的话，“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慵懒的人民”，如果人“慵懒”，失去参与公共事务的自觉，在形成偏好与民主秩序的过程中，无尽的消费者选择对政策制定不只不适用，而且“是危险的”。 在这里，还有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如果削弱消费者主权会让我们更不自由了吗？在这之前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真的自由了吗？在网络传播世界中。到底是更个性化了，还是更孤立了，更分裂了？ 在网络共和国一书的语境中，人有“选择”的自由，在无限的选择中，因为我需要做出选择而不自由，但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很明显也不是自由的。消费者根据喜好做出选择，人的喜好由社会环境产生（作为未曾生活在前网络时代的我们，社会环境也应该包含网络世界），所以市场往往创造我们的喜好，消费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它越来越多的代表了阶级地位和审美品味。当然，不受限制的消费选择是重要的，有时候非常重要，但是，自由的概念不仅于此，而且这也不应该和自由画上等号，想一想《美丽新世界》里的假自由。有关自由的问题，作者举出了约翰密尔和杜威的见解作为指导，因为还没有详细的了解这二位的著作，也就不做相关讨论。个人认为，在网络传播世界探讨民主问题或是思考自由，桑斯坦以及《众声喧哗》的作者胡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研究范式，网络传播世界中的问题需要在前网络世界的社会学政治学或哲学研究中找到根源，如桑斯坦在美国建国历史中寻找的共和主义思想，或是胡咏从约翰密尔，汉娜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公域与私域的不同理解，甚至到古希腊鸠壁鲁斯学派和柏拉图等人对公民政治的思考。所有的历史问题都是当代问题，或者说所有的当代问题也都是历史问题。所以，消费主义或消费主权问题并非今日的我们盯着眼前的屏幕荧光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如果再往深处研究，便要牵扯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样的哲学领域，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还是一切都是被决定的，诸多哲学家阐之不尽，留给他们去琢磨。 《网络共和国》的最后，尽管作者对网络传播世界持不信任和批评态度，但还是有所妥协，承认技术可能会解决技术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最后谈到的那些期望和建议，尽管那时互联网还未形成气候，尼尔波兹曼的说理到电视为止，但其著作的预见性仍然令我们受益。新兴科技在此不会是敌人，它们带来的希望会远多于危险，需要看人如何建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