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刺

曾经有个人对她说过，天空掩藏了背后的黑夜，遮蔽着天幕下的人们，挡住了苍穹之上的恐惧。

——《遮蔽的天空》

小说以二十世纪初的两次浩劫为背景，此时的欧洲大陆满目疮痍，人类所谓的文明、道德、责任则在战争中同时显现出圣洁和荒诞的两面，战后的美国经济表面繁荣，却依然无法掩盖人们历经死生的创伤，物质富足与精神空虚共存，惊叹赞美与恐惧脆弱复杂交错。在人们纷繁杂乱的交谈中，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受到前所未有的迷茫的煎熬。

故事的主人公莫斯比夫妇亦是如此，他们以一种出走的方式深入沙漠腹地，渴望从地理、语言、文化等全方位地与纽约、战争、文明隔绝。旅途的起始便是对美国政府警告的反叛，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逃离贯穿始终。然而，行李箱中裹挟的现代物质，对食物的挑剔口味，以及继续蔓延的紧张关系，无一不在提醒着他们旅人的身份。——波特（丈夫）弄丢了护照，他感觉自己只剩下了半条命。在荒芜的沙漠，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这着实令他沮丧；而姬特（妻子）则不停地摆弄行李，柔软顺滑的裙子，蜥蜴皮的鞋子，对镜描摹出精致的妆容，抚摸着玲珑的香水瓶，这些都令她知觉与另一片土地的关联。

旅途并非良药，却好似一剂麻醉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部分理智，转而依赖直觉。尽管那些没有出口的思考依旧盘踞于对话之中，但总归有更多的借口逃避责任，投奔到酒精、肉体和被判的自由欢愉之中。波特在夜幕的沙漠中，混迹于妓女之所，不断寻求新的刺激，而姬特则听从征兆的摆布，与同行的伙伴发生关系。他们在肉体上彼此被判，在精神上若即若离，偶尔也心怀愧疚。这趟旅行与修复关系的初衷渐行渐远，直至波特感染伤寒，姬特任凭自己难以承受的情绪蔓延，抛下生命垂危的丈夫而去。至此，他们完成了对彼此最彻底的背叛，完成了对现代婚姻誓言最激烈的回敬。

护照、钞票、饰品、少量的衣物和化妆品，独身的姬特起初还将这些文明世界的证明压缩在越来越小的行李箱中，随着她彻底甩脱责任的重负，任由自己像器物一般成为附庸，无意识，无思考，全由着赤裸的感官知觉来提醒她生命的存在，衣物被丢弃深埋，换上阿拉伯男子的外套，饰品和口红成为逃离的贿赂。她全身心地贪恋着只需臣服、不需思考的肉体愉悦。然而即便是在身体引领感知的混沌中，过往的恐惧之光还是顽强地透射出来。姬特唯有以纵情于更疯狂的自由，泥浊于更深的堕落来遮蔽创伤。

文明世界终究还是找到了她，并用异样的眼睛打量和定义她——一个“被困在苏丹的疯子”，为她荒诞而堕落的生活安置了一个令人心安的理由——她“生了病，或者精神崩溃了，诸如此类”，在当地美国领事馆工作的费里小姐从姬特身上觉察出一丝令人不悦的气味，满心里把她视为一个麻烦。菲里小姐喋喋不休的话语连同过往的记忆和被深埋的责任像一面镜子般措不及防地出现在姬特面前，恐惧几乎将她撕裂，她深深知晓，在战争中模糊边界的道德、责任及文明，在对待个体时却是另外一副严苛、高高在上的姿态，她光是躲避自己内心的问责已耗尽全部气力。于是在故事的结尾，距离回国之路一步之遥的姬特，再次的逃离了，彻底的消失在沙漠中，无任何文明世界的羁绊。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依然没能逃脱文明世界的审判：波特用生命终结为旅途画上句点，在他们拼命逃离的那个世界，一个作家，死于旅途伤寒或许成为了波特最后的注解；而姬特的消失则更为刺痛现代文明的神经——作为无可挑剔的信念，不得不解释为何一位现代知识女性要做出如此荒诞疯狂的举动，当然，病人是最好的注脚。故事的结局，骇人而讽刺。

最后，作者鲍尔斯的履历惊人，这部出版于1949年的长篇小说，可以清晰分明地看到作者将他的个人经历与内心世界投射到了主人公波特身上，照片上的鲍尔斯与小说中对波特形容的描绘别无二致。波特死后，姬特那一大段近乎疯狂的堕落，更接近于一出药物麻痹后的虚妄幻想，将内心世界对摒弃责任的自由、屈从堕落的快乐、以及对理智的恐惧都一一放大。1947年，鲍尔斯开始服用“麻琼”（一种用大麻制作的酱），并吸食麻醉剂，正是长篇小说《遮蔽的天空》创作之时。广袤沙漠上骇人疯狂的画面或许源自于药物之下，灵魂飞翔，肉体放纵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