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关于《见证》一书真实性的争议

1、Volkov（注：本书作者）的声明

Volkov说肖斯塔科维奇是在1971年到1974年间他俩的一系列会晤中向他口述了这些内容。Volkov每次都会记笔记，之后便会转录与编辑这些材料，然后在下次和肖氏会面时向他呈上。肖氏接着会在每章的首页上签字。然而没有接触到原稿的办法（据作者称已经丢失）的话，很难去确定肖氏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他的讲述，而Volkov又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2、最初的手稿

《见证》最初的打印稿从来没能被用于学术调查研究。被Haper and Row（注：该书出版商）影印过后，这份打印稿被直接还给了作者本人，他将其保存在了一个瑞士银行之中，直到在90年代“被卖给了某匿名收藏家”。Haper and Row在刊行的版本里做了好些修改，这些私自传播手稿的行为中显示了在编辑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中间人的插足。

虽然有超过30种语言的翻译，此书的俄文原版从来没有出版过。1997年，Dmitry Feofanov在American Musicology Society的一次地方会议中说到，出版合同根据习惯是将版权与出版权赋予出版商而不是作者本人，假设Volkov签署了一个标准合同，编辑或是出版的语言是他不能决定的，这些决定是由出版商自己决定的。

3、循环使用的材料

关于这本书的质问由Laurel Fay在1980年提出，2002年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她发现前八章的开头的句子都是从肖氏1932年到1974年发表的文章里一字一句扒下来的。据她得到的打印稿来看，在肖氏签名那些页码里，含有的都是这些一字不差（甚至到标点符号）的内容。其他的页码并没有签名，也没有这些相似的材料。引用会在后一页之前突然中断，然后突然换成另外一种语调与性格来讲述（这种现象更容易在没有发布的俄文版里找到）。这本书的批评者由此表示情况可能是Volkov说服肖氏在含有他自己写的内容的页码上签字，然后再在手稿上添加上Volkov自己编造的内容，这种说明可以通过对原稿的纸张页数来进行研究调查，但是Volkov严格地禁止此类调查。

支持这本书的真实性的人们针对循环使用的材料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他们断定肖氏高深的音乐的记忆能让他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这些长句子。第二，他们注意到并非所有的肖氏签过名的页码都是有循环使用的材料的。特别的是，他在本书的第一页签了字，里面没有循环使用的材料并且还有争议性的内容，同样的还有第三章的第一页。

这两处额外的签名在Fay女士2002年出版的书里得到了解释说明。根据她的说法，肖氏并没有在第一页签名。他的签名直到第三页才有，而第三页是含有那些材料的。然而，当Henry Orlov在1979年的8月检查所有的原稿时，他声称所有的签名都在每一章的第一页：“很重要的是，除了他在每八章开头的签名以外，手稿没有任何他的手迹，没有任何修改，甚至最细微的改正都没有。”Fay并没有对原稿进行检查，她检查的可能是一份私自流通的、编辑过的拷贝版本，这个版本来自《见证》芬兰语的翻译Seppo Heikinheimo。

同样重要的还有Volkov自己声称编辑这份手稿的方法。在《见证》的前言里他写到，他和肖氏的访谈中，一些问题只有“简单”或者“抵触的”的回答，这些回答他是用“成堆的速记”编写的。这些碎片之后被“或许合适地分开然后粘合”。因此，即便我们接受肖氏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的说法，我们也要了解到Volkov转录了肖氏的记忆，并且是以个人速记的方式，这些“铅笔般的潦草字迹”（Volkov的说法）被移过来又被移过去，最终结合之前出版的材料里的整个段落，才有了最初的排印以及排版。在流通、影印的打印稿里，被涂黑的句子，粘贴重叠的句子，被修正带遮住的句子都能通过对最初的打印稿进行检查被重构或是研究，但这种行为是被作者严格禁止的。

4、肖氏和Volkov

关于这本书的第二个争议在于Volkov和肖氏碰面的次数是否足够收集到这些材料。肖氏的遗孀Irina声称Volkov只和肖氏见了三到四次。当时肖氏糟糕的健康情况意味着她很少离开他，所以她应该知道他们其他的会面（如果有的话）。

然而，其他的一些目击人又支持Volkov的说法。特别是作曲家的朋友Flora Litvinoav，他曾回忆肖氏曾提到一个列宁格勒的音乐学家（没有说他的名字，但Volkov来自列宁格勒）：“我们现在经常碰头，我告诉他我能记起的所有关于我的作品和我的事，他把这些记下来，在接下来的会面里我会看看（他记下的内容）。”

Maxim Shostakovich（注：肖氏的儿子）自打1991年起也曾对《见证》和Volkov做了有利于他的评论，当时正值苏联垮台。对Allan B. Ho和Dmitry Feofanov他曾证实他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正在和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年轻人（指Volkov）会面，这个年轻人极其了解他的音乐”和“Volkov确实和肖氏在一道完成他的（指肖氏）旧事回忆”。Maxim还重复强调到：“我是《见证》和Volkov的支持者。”

5、肖氏朋友们的态度

争论的双发都积累了各自的说法来反对或是支持这本书的真实性。在1979年，作曲家的六位老相识签署了一封信，意在谴责这本书，他们六人是：Veniamin Basner, Kara Karayev, Yury Levitin, Karen Khachaturian, Boris Tishchenko和Mieczyslaw Weinberg。最初，这本书也被Maxim所指摘，但是后来他和他的姐妹Galina都成为了Volkov的支持者。肖氏的遗孀Irina依然对这本书持抗拒态度。

支持这本的书的人们对这些依然身在苏联的人们发表的声明并不完全相信，因为这些声明可能是在被胁迫之下做出或是编造出来的。他们援引了那些流亡者和苏联倒台后对这本书的背书，其中包括Maxim和Galina。

一些其他为这本书背书的人甚至都不知道Laurel Fay提出的关于肖氏签名的问题，因此他们在对证实这本书的真伪性的可靠性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另外，一些音乐家在私底下和肖氏的接触极为有限（比如Vladimir Ashkenazy）。

六位苏联作曲家是在胁迫之下才签署了的对这本书的谴责信的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六位中的五位作曲家在90年代依然健在，没有一个人在苏联倒台之后出来和这封信撇清了关系。Kara Karayev去世于1982年，但是他的儿子Faradzh Karayev在1999年证实到，他的父亲曾经阅读过《见证》的德文版本，他的父亲告诉家人：“米佳（肖氏）不可能写了这些，更不要说同意出版，这很明显是编造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Kara Karayev同时期的日记中的记载的支持）。在同年的一篇文章里《政权与粗俗》（The Regime and Vulgarity）里，Elena Basner在里面谈到Veniamin Basner（她的父亲），Mieczyslaw Weinberg（他们两位都过世于1996年）和Boris Tishchenko在签署这封意在谴责的联名信之前就已熟稔这本书的内容，并且感到义愤填膺。

作为《见证》的翻译，芬兰的音乐学家Seppo Heikinheimo（1938 - 1997）自己持有一份俄文的手稿，他声称他曾将这份手稿向几十个俄罗斯音乐家出示过，其中很多音乐家和肖氏都有私交。根据Heikinheimo的说法，Mstislav Rpstropovich（在1979年）就认定《见证》是真实可信的，同样这么认为的还有Rudolf Barshai，Kirill Kondrashin，Yuri Lyubimov，Gidon Kremer，Emil Gilels和Sviatoslav Richter。

6、此次争论的意义

在相信《见证》的来历和相信肖氏是一个异见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反之亦然。在关于众多议题的观点当中，其中一些观点有人认为是Volkov在《见证》里无中生有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反映了肖氏自己的看法（比如Elizabeth Wilson就这么认为）。他们援引到Volkov和肖氏会过面的事实，然后他可以接着从作曲家的其他熟人身上获取更加准确的消息。音乐学家Richard Taruskin写到：“Volkov的书（尽管一些被此书吸引的人还是广泛地相信这本书里宣传的故事）已经被证实为是肖氏生前同意出版过的循环使用的材料和在肖氏已故之后插入的编造的材料的大杂烩。”

《见证》的成功促使了对后来被证实为伪造的希特勒日记（Hitler Diaries）的怀疑，日记的始作俑者是Konrad Kujau，他和记者、共产党间谍Gerd Heidemann一道密谋在1983年完成了这份伪作，这是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大丑闻。和《见证》一样，希特勒日记的真实性也是由一位被一家颇有声望的出版公司聘请的“专家”确认的。在《见证》之后，大众要求对原始材料的检验应该由可靠的第三方进行。

原文来源：Wikipedia Testimony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