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丽的日本

1968年，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他着一身传统的日本和服，以优美的日语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说，向世界展示了一幅日本古典传统的绚丽画卷。在如何重要的时刻，川端康成以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身份认同，不得不让人思忖起日本人的民族性。

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著述，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该学者从未踏足过日本，却能够单凭官方提供的一堆书面研究材料就写出这么一部鸿篇巨制，这让我初读此书时心情复杂。而伊恩·布鲁玛在亚洲多年（东京六年，香港七年）的生活经历，让其得以更深入日本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产品，个人觉得，与堆砌事例的《菊与刀》相比，《日本之镜》是一部更有力度的作品。

历史上，日本总是在大国文化的影响中持续扮演“亚流”，大量模仿、吸收外来文化并从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主流”。以明治维新为分割线，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出一种更加复杂的新产物。

有时候，日本像爱丽丝之镜另一侧的世界，和英国的情况相似，大海对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分割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日本并不觉得自己是亚洲的一分子，同时也不觉得自己隶属于任何一方，这种情绪在近三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期间得到了强化。1853年到来的黑船以及1945年的战败，让这个国家产生了剧烈的动摇，这也是为什么川端康成要在领奖台上强调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至于这传统是什么，是否真的没有舶来因素，就很难细究了。

布鲁玛认为，如果对一个古老国度的艺术表达有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不断变化的表象背后总潜藏着延续性，即我们常说的“民族身份认同”。由于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日本保留了大量在我们自身历史进程中已然丧失，或潜入隐秘甚或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尽管今天的日本在表面上似乎比日渐没落的英国更加发达和现代化，但在表象之下，这个国度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基督教尚未彻底扫除异教残余势力的中世纪欧洲。因此，他试图通过对电影、漫画、戏剧、读物等大众艺术的解读来剖析日本民族的根性。

作者强调，之所以选择通俗文化进行研究，是为了规避阶层造成的影响。与偏向贵族阶层的高雅艺术相比，通俗文化迎合的是大多数人的品味，也许它是浅俗、暴力甚或病态的，但它体现了该社会中大众的共同想象。虽然时代变迁，融入骨子里的根性却不会轻易动摇。与西方影视作品的逻辑一样，那些活跃在大银幕上的个人英雄，都只存在想象中，却代表了人民的共同愿望。

简单说说我对书中个别重要观点的理解。

日本是母系文化社会，这点颇出乎我意料。在我浅陋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极端男权主义的国家，发号施令的永远是男人，女性扮演的永远是温良贤淑、低声下气的角色。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描绘了一群在固化的社会中快要窒息的女性，她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结婚生子，照顾丈夫，把孩子送进理想的院校。由于交集少，大多数夫妻的感情都不会太和睦，就连接触茶道、花道等美好事物，也是为了从琐碎日常中解脱出来。但布鲁玛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男性表现粗鲁霸道的背后，掩藏着妄图紧抓男权不放的可怜之处。明治维新之后，父亲的公开角色得到强化，这部分是日本社会“武士化”的结果：武士的价值观渗透进各个阶层。这一现象与天皇的处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天皇几个世纪以来首次走出了他虚位君主的幽室。在那之前，历代日本天皇基本就是远离公众视线的模糊画像，虽说神圣，却没有一点实权。突然间，他粉墨登场：骑在马背上，一身戎装，留着短硬的军人式八字胡，方寸之间尽是明治严父的风范。

但从神道教的源头——天照大神可以看出，在日本，太阳属阴，这与父系社会希腊的神话完全不同。神道教是自然崇拜的一种，显然就涵盖了性崇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面对性行为并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的神也是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浸在性欢愉中的。尽管性本身不属罪过，但人们对性欲所释放的破坏力——尤其是在女人身上，比如嫉妒心——似乎的确抱有深深的畏惧。造物主身上汇集了性与死亡的特征，这也解释了他们对女性极度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母亲形象无比崇高，另外一方面，女性身体被认为是污秽的来源。

也因为这种母系文化因素，日本人的心理上有一种幼态延续，在公司或任何组织内部，新人会在前辈面前装孩子，女人在男人面前装，男人在母亲面前装，有时则在妻子面前装，日本政府在外来强国面前装，比如美国。一个滋长这种消极依赖性的教育体制显然不太鼓励人们的个体积极性或责任心。布鲁玛在其另外一本作品《罪孽的报应》明确指出，二战后德日两国迥异的认罪态度，就体现了日本人这种幼稚病——直到今天他们还不能勇敢承认南京大屠杀呢。

日本向来是一个集体化的社会，个体的欲望屈从于他所在的集体的意志。约束个体间激烈对抗的，是一种极度僵化的礼仪制度（这点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也有提及），可是，这一制度完全建立在相熟的人际关系上，要是没有集体可供依附的话，往往会迅速瓦解。NHK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就记录了这类失去集体联系的人群，真的是一幅极孤苦绝望的模样。

长期遭集体压制的个性，会郁积成一股暴虐的冲动，因此社会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负面能量，如观看暴力相关的影视剧，以维持秩序。这多少有点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味道：像一口高压锅，若不释放其内部气体，容易引起爆炸。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发泄并不能缓解压力，而是相反，加剧了戾气与攻击性。

在我看来，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就是这股压力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