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精神的分裂
这是歌德的国度,是思想与艺术的国度;这又是希特勒的国度,是战争与暴政的国度。那个培育出无数诗人、哲人与音乐家的德国,那个为世界文化宝库贡献出无数财富的德国,为何竟会是一场场血腥悲剧的始作俑者?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分析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得出自己的答案。
本书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书中常常可以见到作者对世界形势的评论,或是试图从德国的历史中寻找当代事件的源头。对于这种个人因素的影响,作者毫不掩盖,并且认为“除了百科全书,没有一本历史书是真正客观的”,学者应该谈及“自己生活和命运对其作品的影响”,“用时代的镜子反映另一个时代”。基于这一观点,作者的历史叙述并非意在介绍史实,而只是他论述德国人民族性格的依据和背景;而他对民族性格的分析,又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直接导向“德国为何会出现希特勒”这一现实问题。
本书的核心线索是“国家与精神的分裂”。作者从公元前58年恺撒与阿里欧维斯图斯的冲突谈起,一直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通过精心选择的人物和事件,既着力刻画这两千年中统治者与人民两个群体的对立,又在德国人民的性格内部突出两种意识的对立——对国家的服从与精神上的自由创造。在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的矛盾中,作者坚定地站在思想精神一方;而他更渴望的,是思想精神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个体人物的经历、国家之间的争端,也往往被作者被视为国家与精神之间的斗争,服务于这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作者认为,德国的政治生活(“国家”)和文化生活(“精神”)互不相干,管理政治的统治阶级和创造文化的被统治阶级相互脱节。他将这种情形比作一辆双层巴士,上层的乘客(代表精神文化)不能影响下层的司机(代表国家政治)驾车的方向。大多数情况下,“德国政治权力高高在上,脱离思想精神”,但又为思想精神留出不受干扰的专门领域,二者在不同的路径上各自发展;一旦发生斗争,结果往往是国家对精神的胜利。作者将德国历史上三次革命(1525年农民战争、1848年革命、1918年革命)的失败,都归因于德国人在政治服从面前对思想精神的不坚定,认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意志往往让位于对政治权力的屈从。本书第二卷重点描写的路德是这种“德意志悲剧”的典型。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给了农民反抗政权的精神武器,但随着农民战争的发展,路德开始害怕秩序遭到破坏,不再支持农民,而是近乎盲目地效忠世俗政权。德国人这种屈从政治权力的性格,被作者追溯到两千年前条顿人与罗马人斗争的年代:那时条顿人就“盲目地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其社会中“没有个人选择”,“条顿人的服从领袖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作者把这种精神视为德国人的劣根性,是自由、法律、独立思考与个人选择的敌人,直指当时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的服从。
在这种全民服从政权的气氛中,作者更加强调精神的力量,歌颂德国思想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国家—精神的二元划分被扩展到了地域和邦国之间,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北德是国家政权的代表,西部和南部(包括奥地利)则是思想精神的沃土。通过对比柏林和维也纳、腓特烈大帝和玛丽亚·特蕾西亚、普鲁士和奥地利崛起的历史,作者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抗,抽象为“专职霸权”和“精神至上”、“服从成性”和“生活第一”的斗争。这也就是贯穿始终的国家与精神的斗争,作者的描写倾向哪一方是相当明显的。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作者列举了一大串德意志文化巨人,他们全都来自南德的萨克森或奥地利,自然不属于普鲁士;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普鲁士人”的,要么不在普鲁士出生(如施泰因、哈登堡),要么在血统上是外族人的后裔(如康德、洪堡、海涅),要么在情感上憎恨、行动上逃离普鲁士(如赫尔德、温克尔曼),这样排除一番之后,属于普鲁士的只有少数几个著名的学者,真正震撼世界的普鲁士人只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在这种对比中,作者将18世纪的奥地利理想化了,而对普鲁士和在其基础上统一的德国评价较为负面。对于德国思想精神界的熠熠明星,作者毫不吝惜他的赞美。从巴赫到舒伯特,从莱布尼茨到莱辛,还有伟大的歌德和席勒,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18世纪以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也可以化归为国家和精神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作者始终热情歌颂那些怀抱世界主义理想、敢于揭露和批判民族弱点的思想家。他引用歌德、荷尔德林、尼采等人对德国人民族性格的评述,这些满含着痛苦和失望的文字也是作者自身德国观的反映。作者如此行文的原因,可以从他自己的语言中得到解释:“明智的人士往往欢迎自己国家的失败,因为他们早就要求改造这个国家”。在德国经历纳粹浩劫的时代,作者试图从德国人的国民性中寻求纳粹兴起的根源,急切地希望改造这个国家。
虽然作者高度赞扬了德国思想文化的成就,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国家和精神的长期分裂会导致民众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最终任由统治阶级造成野蛮的悲剧。因此,他追求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调和,在历史中寻觅着这类人物的身影,例如热爱文化艺术、理解伊斯兰教的腓特烈二世皇帝,宗教改革的宣传家胡登和用武力行动支持其变革的济金根,崇尚法制、促成和解的政治家拉特瑙和施特莱斯曼…….尽管他们只是德国历史进程中的少数人,他们的结局也往往是悲剧性的,作者仍然称赞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引用作者对胡登和济金根的评价,“胡登梦想自由、正义、改革,济金根用行动付之实现。……这种武力与智慧的结合是德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着考验。今天,我们这些比他们晚出生很多年的后代,站在这座由两个人塑成的纪念碑前,梦想着可能有一天,这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会向他那持剑的朋友指出,德国土地上的财富必须得到保护。”这正是作者对现实中国家与精神结合的呼吁,精神仍然是其中的主导因素。换言之,他希望德国的思想精神有朝一日不再是与政治生活分裂的、势单力薄的呼吁者,而成为与实际行动紧密联系的行动者。
在国家和精神、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结合的模式上,作者的观点偏向用世界主义的精神力量改造德国的政权,具体方案便是在集体裁军基础上建立欧洲合众国,从此“拔除德国人嘴里的毒牙,使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伟大才赋在世界文化中得到正确的位置”。在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的矛盾中,作者试图通过消解前者,让后者得以自由发展。这让人想起席勒的断言:“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既然具有更高价值的文化始终独立于政治,那就让政治结构动摇吧,“精神思想只会越来越坚定和美好”(这两处引文均为本书引用席勒的话)。作者认为政治权力需要与精神力量结合,但重点在于世界主义的精神原则改造政治生活,而非为现存的国家寻求合法性,本质上是非国家、超国家的精神至上。
路德维希对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这使他赢得了大批读者。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他的写作理念仍然存在颇多可以讨论之处。他对人物的描写,偏重个人经历与性格,而较少涉及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例如,他着力描写了路德和威廉二世童年的家庭生活,认为这些经历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路德自幼养成的服从性让他不敢违抗世俗政权,威廉二世对母亲的爱恨交织使其养成了负面的英国观。这种从经历推出性格,再从性格推出人物行为原因的写作模式,是否放大了个人精神因素对历史的影响,而忽略了历史中多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性?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值得商榷。当一个政治人物代表国家行动时,评价他行为的标准更应偏重个人的思想精神,还是国家利益的要求?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德国人“信任的不是一个人的天才,而是一个人的性格”,但他自己也不时落入这一窠臼之中。例如,他在对比腓特烈大帝和玛丽亚·特蕾西亚时,并不注重他们实际治国的成就,而是从性格上进行比较(腓特烈“自私自利,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玛丽亚·特蕾西亚“热情而又冷静,她像母亲一样把自己贡献给人民”),甚至连他们的私人生活也要特意拿出来提一笔,最后给出一个泛泛的评价“腓特烈取得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创业的祖先,而玛丽亚则超过了她的父辈”。作者还关注历史与当今时代的比较,这的确可以给历史著作以明确的现实意义,使其为公众提供一种精神熏陶。然而,在实际的写作中,本书体现出将历史抽象化的倾向,首先将德国人历史的主线归结为“国家与精神的分裂”,然后再到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寻找与现状对应的因素,最后指向希特勒这个“德国现象”的产生,有时只有概念上的分析和夸张的描写,而在论证过程上略显不足。
当然,本书作为一部通俗作品,没有必要用专业历史学家的标准去要求。与那些以重在提供史实的历史著作相比,本书更接近史论和政论,它的价值更多在于思想性和文学性。纵观全书,作者试图从民族性的角度,挖掘德国产生政治悲剧的根源,思考德国取得众多文化成就的原因,并且热切呼吁欧洲的和平与统一,这些思想在当时都具有现实价值;而作者优美生动的文笔,又颇能吸引读者,引人入胜地表达他的思想。
最后,我想引用全书接近结尾的一段话。它展现了作者文字摄人心魄的力量,也体现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痛心、对德国文化的热爱和对其复兴的渴望,这些正是他在书中不断表达的。
“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在作者的心目中,德国的文化传统也正如流动不息的莱茵河,尽管统治它的政权不断变化更迭,却永远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国家或许是灰色的,然而精神之树常青。
(根据2015年10月提交的读书报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