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体系梳理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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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文学是什么
文学理论以其研究对象“文学”的存在为前提，那么文学是什么？定义文学的尝试：
A. 文学是虚构意义上的想象性写作
B.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
C. 文学是“非实用”话语
D. 文学是一种被赋予高度价值的作品
二．英国文学的兴起
A. 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兴起
B. 宗教衰弱，英国文学代替宗教承担稳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任务
C. 20世纪英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发展
D. 英美新批评
三．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
A. 胡塞尔现象学
B. 海德格尔与诠释学
C. 接受美学/接受理论
四．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A. 发展源流
B. 结构主义者
C. 反结构主义者
五．后结构主义
A.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B. 结构主义
六．精神分析
A. 弗洛伊德
B. 拉康
C. 精神分析批评
七．政治批评
后记
一．导言：文学是什么
文学的定义：
A. 文学是虚构意义上的想象性写作
“事实（fact）”与“虚构（fiction）”的区分对于定义文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文学”包括很多“事实性”作品的同时，也排斥了相当一部分虚构作品。
B. 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织
俄国形式主义实质上是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研究，这里的语言学是一种形式语言学，它关心语言结构而非内容。形式主义者侧重文学作品的种种文学手段或者文学技巧等形式层面的内容，并提出“陌生化”理论——文学话语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使其达到“疏离”和“陌生”效果，从而使人更加充分和深入的占有经验。
他们承认，标准和偏离会随着社会和历史环境的转移而改变。因此，对于形式主义者而言，“文学性”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因而他们从定义“文学”滑向了“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但这种用法并非“文学”独有。
关于“陌生化”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a.有些文学作品并不在语言上关注自身，譬如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品，此外文学语言的界定并不专注于某一言语本身，有时文学作品的上下文可使某一言语获得文学性，而言语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特征和性质——“This is awfully squiggly handwriting”（《饥饿》）。b.任何一种写作都可以被读为具有疏离性的写作，从普通言语中获得丰富的暗示与普遍性的蕴含——Dogs must be carried on the escalator。
C. 文学是“非实用”话语
文学是“非实用”话语，并不服务于任何的实际目的；相反，文学应该被认为是指涉各种事情的普遍状态。有时它可能会利用特殊语言来有意显示某一事实。某些情况下，这种不注意所谈论的现实而集中于谈论方式本身的情况表明，文学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语言，即谈论自身的语言。
存在的问题：a.很多被界定的文学的作品，所说事物的真实程度及其实用性被认为是决定总体效果的重要因素，如乔治奥威尔的作品。b.“非实用”的对待话语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由这一“定义”得出的结论并不能为文学找到一个“客观”的定义。如此并非定义文学的本质，而变成了人们应当如何阅读的问题，因此更像是一个无效定义c.有些文本的文学性是天生的，而有些是被强加的。在学术机构中，许多被作为文学加以研究的作品时为了要被读作文学而被建构出来的。
或许文学根本不存在什么“本质”，从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区分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并不容易，又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共通的内在特征。“杂草”理论——杂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植物，而是园丁出于某种理由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文学也许就是拔出杂草留下来的东西——人们处于某种理由而赋予高度价值而任何一种作品。但价值又如何定义？此外，“文学”和“杂草”不是本体论，而是功能意义上的词——它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如何界定，而非事物的确定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纯粹上是一种形式上的，空的定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范畴成员的特性不完全一样，而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同一范畴。范畴没有固定明确的边界，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
D. 文学是一种被赋予高度价值的作品
价值意味着某些人在特定情况中依据某些标准和特定目的而赋予其价值的任何事物，因而，价值判断是极为可变的。如果将文学定义为被赋予高度价值的作品，那么将推论出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所谓的“文学经典”，“民族文学”，“伟大传统”皆可认为是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
那么是否存在永恒价值呢？古希腊艺术是否存在永恒魅力，尽管产生这种艺术的社会条件早已消失？
某些文学作品价值“永恒”的原因之一，在于一切作品都在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有时是无意识地改写。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稳定是因为价值判断是纯粹“主观”的。给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原则和基础的隐藏着的价值观念结构是所谓“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完全客观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观点从来便不存在。
“纯”文学批评判断根本是不存在的。文学既非一个“客观”的，描述性的范畴，也不是能够由人随心所欲地界定的东西。因为价值判断从来不是“纯粹”主观的，它们植根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这些结构不为人所能够撼动。
二．英国文学的兴起
A. 现代意义上文学的兴起
18世纪的英国，判断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的作品具有文学资格，与当下文学存在着千差万别。而“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是非常晚近的历史现象。意义转变的原因与那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1）18世纪后期对各种话语进行了重新区别和重新界定，对英国社会的“话语形成”彻底改组。
（2）18世纪是一个革命时期，浪漫主义与迅速成为工业中产阶级统治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对立。文学作品这一“想象性的创造”被视为神秘的有机统一体，被看作是对奴役于“事实”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但其实浪漫主义者是处在社会的边缘，无力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造，因而作者愈发被驱入自己的创造心灵的孤独之中。
（3）现代“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兴起。艺术从物质实践，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中抽了出来，而被提升到一个被孤立地崇拜着的偶像的地位。创造性的写作的关键正在于它的无用性，成为了高于任何社会目的之上的“目的本身”。
（4）象征学说成为了美学理论的中心，而象征可被看作文学作品本身。
B. 宗教衰弱，英国文学代替宗教承担稳固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任务
科学发现和社会巨变的双重冲击使宗教日趋衰弱，强烈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当宗教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稳固阶级社会的共同价值信念之时，英国文学被构建成为一个学科，来承担教化社会，建立共识，维系道德等意识形态任务。
原因：（1）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消遣，弱化了人们在政治上的偏执与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文学活动趋向于内心，本质上是孤独的，沉思的活动——抑制了集体政治行为（2）文学主要依靠情感和经验发挥作用，因而适合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人物。（3）文学的经验性质使其可为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
英国文学代替宗教承担意识形态任务的系列现象：（1）“英国文学”首先在技工学院中成为常设课程，而非大学，主要受众为工人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英国文学研究者强调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团结，民族骄傲和“道德”价值标准的传播。其代表人物F.R.利维斯更是宣称——文学就是现代的道德意识形态。（2）英国文学为学院式“科目”所不认同，成为女性所读的流行大学课程。（3）在高度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文学成为民族传统和民族意识认同的一种手段。（4）英国文学被认为是暴发户和业余爱好者的事，无法与希腊罗马古典研究等学院式科目相竞争。英国文学使自己在古老大学存在合理化的方法是把自己系统地误认为古典文学，但被古典文学所排斥。
C. 20世纪英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发展
20年代初期，英国文学被认为毫无价值，在成为大学学科的过程中受到学院式古典文学的强烈排斥。不同于学院式学科教授来自贵族阶层，英国文学研究者则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后裔，未受过传统的学院式的纯文学教育。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文学发展迅速，不仅在学院内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科目，并在社会的意识形态教化上取得了瞩目成就，成为了社会形成的精神本质。由利维斯等人创办的《细察》杂志成为了道德和文化的改革运动的中心，以利维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者在英国也掀起了英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浪潮。
《细察》主张文学作品与人们怎样判断整个历史和社会的本质紧密相关。文学不仅自身重要，而且还是作为创造性的代表与象征，是对抗与抵御现代“商品”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阵地。此外，文学还承担着教化民众，使其成为更好的人的道德教化和意识形态规训的作用。《细察》运动改造社会的计划激进异常，然而，却十分荒谬。文学根本无力于击退工业劳动的毁人影响和传媒的庸俗，如同浪漫主义一般，它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除去利维斯，无人从实际上严肃地考虑过去改变这样一个社会，而是试图忍受它：文学被当作抵抗和逃避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乐土。他们对社会的唯一改革是通过教育：跻身教育机构，希望通过教育把文学传播给大众。但《细察》的精英主义性质又使其对那些无幸接受教育的大众表现出无知与不信任，为阻止其接触文学而设立种种“标准”与门槛。
英国文学研究者所做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是：对英国文学的重新建构。利维斯等人提出“根本的英文性”这一概念，来抵触拉丁文风格或使用抽象语言的作家（弥尔顿，雪莱），而主张戏剧性的具体（邓恩，霍普金斯）。“英文性”成为侵入牛津剑桥的利刃，将贵族的文学解放给大众，并将其作为团结帝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工具。
然而，英国文学对具体语言，创造性，个性，情感，感官经验的推崇，久而久之，使英国文学逐渐堕落为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风格，并导致一种集体信仰丧失和漫无目的的个人主义的无秩序之中。直到T.S.艾略特的出现，英国文学才开始恢复。艾略特攻击整个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以一种极右的权威主义重构秩序。在文学上，艾略特以“传统”代替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重构了英国文学的地图。在政治上，对法兰西行动和神学知识分子统治的社会表达过赞同倾向。艾略特走向了右翼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主张以与经验紧密结合的语言来代替中产阶级自有理性主义空洞陈腐的语言，通过感觉性语言，扑朔迷离的意象以及先锋性技巧来突破常规意识，直观地抓住人的感受来达到读者内心的普遍认同。
在《细察》走向极右的反动道路之前，它实际上代表着自由人本主义最后的反抗。被概括为“life”的个人独特价值与创造性的人际关系领域的抵抗等等人本主义观念，是《细察》用来攻击其它理论以及维护自己存在合理性的一个关键词。他们坚持“life”这一具体而人性的东西，来抵抗工业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和非人性的种种特征。但是他们未能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拒绝对他们所反对的制度进行政治分析，只专注于谈“life”,而使其变得抽象化。缺乏稳固的理论基础，因而最后只能投向平庸的政治反应之中。
D. 英美新批评
（1）英国文学研究：
“实用批评”：
它意味着摒弃辞藻华丽的文学空话，将注意力从其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孤立出来而专注分解作品，从而来判断文学的“伟大性”和“中心性”。但实用批评本身过于专业化的特征，使其不适应于其提倡者所关心的社会革命运动，因而提出了一个形而上学原则——“life”——来为其进行基础加固。
“仔细阅读”：
它意味着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本身，而对文本之外的种种语境的关注进行限制。这是文学作品之“物化”——即将作品作为客体本身来对待——的开端，而这种“物化”在美国新批评中将臻于极致。
I.A.理查兹——英美新批评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如同马修·阿诺德一样，理查兹也将文学提倡为一种可以重建社会秩序的自觉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诗”为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迎合了人的感情需要，缓和了社会冲突。实质上，理查兹是将有缺陷的功利主义价值论与本质上是唯美主义的人类经验观结合起来，将“诗”当做回避现实中的历史矛盾的情感乐土。
（2）美国新批评
新批评的观点：
诗是新宗教。文学重构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切，是躲开工业资本主义的避风港。文学文本是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被美国新批评派理解的：诗消除社会模式中的阻力，反常和矛盾。“连贯一致”和“整合”是主调，但又未被彻底实施，因为推行到极致后将使诗完全脱离现实。因而，诗的话语以某种方式在自身之内“包括”了现实。
意义自在文本之中。I.A.理查兹认为诗是我们得以密切接近作者的透明媒介，伟大的文学是伟人的产物。作者意图论存在以下问题：文学被归结为作者的自传，文学不再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而成为了了解某人的种种方式。其次，文学变成了作者心灵的直接表达。不同于理查兹的作者意图论，新批评家坚持意义在文本自身之中，并不关乎作者的意图与读者武断的会解；此外，文本意义并不在于它所在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而只内藏文本自身。
新批评运动：
新批评把诗变为崇拜偶像。新批评在根本上是一种与宗教教条和农业运动的“血与土”右翼政治密切相连的非理性主义。与此同时，新批评又注重批评解剖技术的培养，坚持强调作品的“客观性”与提倡一种严格“客观的”作品分析方法。
新批评竭力走向“专业化”，并在学院中受到欢迎。新批评运动是以技术专制主义社会的人文主义对立面发展起来的，却在发展中求助于这种技术专制主义，这无疑是一个反讽。新批评在学院中大受欢迎的原因有二：a.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教学方法来应对日益增多的学生。b.新批评把诗视为种种冲突态度的微妙平衡以及种种对立的调和，这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吸引力。
新批评将诗当做文学类型的范式。文学理论常常处于特定目的或无意识地突出某一特定的文学类型。诗最为远离历史，敏感性可以在这种最纯粹的，最少受到污染的形式中自由活动。换言之，诗最适合回避历史社会矛盾，专注于美与情感的表达。
新批评主要理论的反对者——威廉·普恩森。不同于新批评将文本与理性话语和社会语境，分开，恩普森是一个“意图主义者”。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客体，而是开放性的，理解作品需对文本被社会地使用于其中的总体语境的把握。他是面向大众的，求助于普通读者在文本中感受到的共鸣与期待，而非专业批评家的技术专制主义的批评方法。田园诗是恩普森对于他个人的智力敏感性和单纯的共同人性的差距不断进行自我批判性地探索。它标志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困境：高度专业化的学术批评与对他所研究的那个文学的种种“普遍”成见之间差距明显，且难以调和。而田园诗并未找到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是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法。
三．现象学 诠释学 接受理论
A. 胡塞尔现象学
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开始的广泛的意识形态危机之中，胡塞尔试图发展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一种将绝对的确定性给予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的哲学方法——现象学。
现象学：
它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力图探索一个被称为“人类意识”的抽象物和一个由种种可能性所构成的世界。它通过抓住我们可以经验得肯定的东西来提供一个使真正可靠的知识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一方面保证了一个可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则确立了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
现象学包括两个重要的步骤：“现象学还原”和“实现类型的抽象（eidetic abstraction）”。现象学还原：排除任何没有“内在”于意识的东西，一切实在事物都按照其呈现于我们心中的面貌而作为种种纯粹“现象”来对待，这些是我们可以由之而开始的唯一绝对材料。实现“类型”的抽象：纯粹现象并非一系列杂乱的细节，它是种种普遍本质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要把握的不仅于种种个别经验，更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本质性和不变性的东西。
利维斯与胡塞尔
在严重的意识危机时代，利维斯和胡塞尔都转向具体，转向可凭直觉认识的事物以寻求安慰；而两者诉诸“事物本身”都包含着非理想主义。在把握具体现象的活动中所直观得到的东西是某种普遍的东西，对于胡塞尔来说是“理式（edios）”，对于利维斯来说则是“生活/生命（life）”。
现象学在文学批评领域：
1）影响：
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日内瓦批评学派产生了影响。
2）现象学批评：
现象学批评是一种非批判性和非评价性的分析模式，为渗入作者意识的内部，而力达客观与中立。它将文本自身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排除文学作品中的实际历史语境，它的作者，创作条件，和读者等任何外在之物的影响，而专注于对文本的“内在”阅读。
3）存在的问题：
胡塞尔谈论纯粹是个人性的或内在的经验领域，但因为一切语言包括语言，而语言又是社会性的，因而这样的一个领域是虚构的，不存在的。对于胡塞尔而言，意义先于语言，为经验提供意义性的不是语言，而是那个将种种特殊现象认识为种种普遍的活动。而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表明：意义是被语言生产出来。语言是社会性的，并不存在不具社会性，不具有意义的孤独言语。
B. 海德格尔与诠释学
海德格尔哲学：
是什么：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心是存在本身。他否定了主体与对象的二元论，而将存在视为已经同时包含了对象与主体之物。可以说，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思考或者是如何被感受的哲学：从对人之生存的不可压缩性的“被给定性”，即他所谓的Dasein（此在），出发。
特点：人并不是作为一个与客观世界对立的主体而存在，而是它本身便是世界的构成部分。人是由时间或历史构成的，是不为人所能把握的。理解是历史性的，不是某种可以被孤立起来的认识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理解是Dasein（此在）的一个层面，是人不断自我超越，自我认识的内在动力。语言是人生活在其中的层面，是语言首先把世界带入存在。语言是客观存在并先于所有特定个人。艺术源于生疏化。
评价：海德格尔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坚持理论知识始终是在一个实际社会利害关系的语境中出现。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理解完全是历史性的，但却存在某种限制。他所谓的“真正的”历史是一个内向的，“本真的”或“存在的”历史：对于恐惧和虚无的支配，面向死亡的决心，我的种种力量的“聚集”。这个历史是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的代替物而出现的。因而，实际上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地解决现代历史的危机，而只是建立了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实体——Dasein（此在），来给出一个想象性的解决。
诠释学：
赫希：
赫希承认作品的意义与作者写作时所意谓的东西相一致，却并不认为文本只存在一种解释。存在多种解释，但它们都需在作者的意义所允许的“种种典型的期待与可能性这一系统”之内。外在于作者意图系统的解释——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解释——则是对作品的“会解”，而非“意义”。同时，赫希并不认为我们始终能够接触到作者的各种意图。但文学的意义是永恒存在的。作者在写作时的海阔天空式的想象与思考并不会混淆“文字意义”，因为作品的“内在文类”支配了作者意义的种种普遍陈规和认识方式。但通过将作者所可能意味着窄化为种种意义“类型”，却排除了文本中的种种特殊性。
赫希将文本视为作者意图的表达，是将作者意义确定为文本解释的一个标准。标准的缺失将导致解释的混乱，但赫希却难以证明这一标准的合理性，这将导致人的不信任。首先作者意图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并不是私人性质的，而是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意义是语言的产物，而语言是社会性的，因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意图”。其次，“会解”与“意义”之间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区分。对作者意图的重构是在被历史所制约着的认识框架之中。
赫希提出这样一种没有时间性且客观的知识形式，并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免遭意识形态的侵害。他认为意义是历史性的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泛滥。因而他坚持意义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始终是个人在特定时刻的意向活动。但语言是社会性的，在属于个人之前便存在与社会之中。因而赫希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确定性的标准，又也许这种确定性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具有不稳定性的特征，它的意义不能被作者的意图所穷尽。所有的解释都是取决于具体情况，是由特定文化的具有历史相对性的标准所形成并制约的。理解是生产性的，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将产生不同的意义。
他认为存在着某种单个的“主流”传统：一切有效作品都加入这一传统；历史形成一个没有决定性的断裂，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连续体。传统统一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成见”与“偏见”来自传统本身，文学作品也是这一传统的构成部分，因而“创造性的偏见”——来自传统的——区别于歪曲性的偏见，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起着积极作用的。
存在的一些问题：a）这样的一种“传统”理论是片面性的，它将某一种观点投向整个世界，实际上是排除了很大一部分的文学作品和思想体系的。b）诠释学难以面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权势者对无权者的独白，话语总是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因而其话语不可信。c）诠释学偏重于对过去作品——经典——的解读。d）诠释的循环：诠释学将文本看待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种种个别特征和细节服从于整体，而整体又依赖于种种个别特征。它完全排除了文学作品是散漫的，内在矛盾的，不完整的可能性。
C. 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将注意力转向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当时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发展。不同于以往的读者消极接受文本意义，接受理论使读者积极地参与到文本解释之中。“文本自身”被看作一组纲要，里面充满了“空隙”，而读者要做的便是填补“空隙”，使文本具体化。对接受理论来说，阅读是个动态，具有时间性的循环过程。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将某些期待或“成见”带给作品，而这些期待或成见又将根据在进一步的阅读中所获得的更多信息而不断修正。从部分到整体，从整体又回归到部分——一个诠释的循环。
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赛尔：
伊赛尔认为，为了阅读，读者需熟悉文学创作的种种技巧和陈规，即“代码”。而文学作品的种种代码又不能与读者所熟知的代码完全契合，因为如此文学将失去它的可读性。因而，伊赛尔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迫使读者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种种代码和种种期待产生一种崭新的批判意识。即，文学需打破既有陈规而交给读者新的理解代码。如此，阅读能够使读者产生更甚的自我意识，更好地认识自己，而这就是伊赛尔所认为的文学阅读应具有的意义。
伊赛尔理论的局限性：伊赛尔认为文学阅读需要读者进行过一定的技巧训练，但文学本身便是文学批评体制依据他们所制定的标准而挑选出来的一些作品，而文学批评体制本身又是由那些具有批评技巧的人所组成的。因而，这里存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封闭性。此外，虽然伊赛尔认为不同的读者能够自由地以不同的方式去解读作品，且不存在能够穷尽文本意义的唯一正确解释。但他仍然还是对此做出了限制：读者必须建构作品，使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种内在一致性其实会损害到文本细节的解读。
伊赛尔与巴尔特：伊赛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化”模式去控制语言的无边无际的潜能，而巴尔特则给我们一种私人性的，本质上是混乱的经验，他并不注重作品的内在一致性。他们二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体系性思想的自由主义式厌恶，但同时又都忽略了读者在历史之中。
汉斯·罗伯特·姚斯：
姚斯将文学作品放置子历史视野之中，认为作品和文学传统本身按照它们在其中被接受的各种历史“视野”而积极的改变。
让—保尔·萨特：
提出每一部作品中内含“隐含读者”，即使作者无意识如此。
斯坦利·菲什
菲什提出真正的作者是读者的观点，并认为作品中不存在什么“客观”结构，意义是读者种种解释的产物。为了不让诠释陷入无主状态，菲什提出某些“解释策略”将控制读者对文本进行不合理的解读。而这种“解释策略”由学术机构，报社等文学批评中的“专业”读者提供。
菲什认为文学中没有什么“给定的”或“确定的”。由于语言是社会的和约定俗成的，解读文本中的符号需要受到实际语境和文本语境的约束，但实际语境在文本中却不是全然决定性的，文本给予了读者更大的解释自由。
作者小结：
学术制度主导着文学批评，并提供一种文学批评典范，同时又包容其他解读的可能性。不存在纯粹的文学批评，所有的批评理论都与社会历史相交织。
四．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A. 发展源流
诺斯罗普·弗莱：
弗莱认为文学依据某些客观规律活动，而批评则通过系统阐述这些规律而获得系统性。一切文学作品都依据种种模式，原型，神话和文类这些规律结构起来；它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喜剧的，传奇的，悲剧的和反讽的四中“叙述范畴”。且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个循环：文学从神话到反讽然后又回到神话。文学系统的建立，需排除主观价值判断和文学以外的任何历史，文学作品是从其他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
对弗莱理论的评价：将文学视为文本之间的封闭性生态循环，使文学免受历史的污染。文学的种种模式构成的循环使其超越了历史。弗莱也把文学作为宗教的代替品。文学不是一种认识现实的方法，而是一个集体的乌托邦梦想，是人类基本欲望的体现。文学不是个别作者的体现，而是普遍系统的种种功能：文学产生于人类集体，所以文学才能够体现种种原型或种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考察种种结构与结构何以工作的规律。它认为任何系统的种种个别单位之具有意义紧紧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单位本身不具备意义。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1）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应该被“共时地”研究。每一个符号都由一个“能指”和“所指”组成。2）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任意关系，是约定俗成的。3）系统中的每一个符号之有意义仅仅是由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区别。
普遍意义上的结构主义便是将此语言学留你应用于语言自身之外的种种事物与活动的尝试。
罗曼·雅各布逊：
索绪尔的语言学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而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逊成为连接形式主义与现代结构主义的重要桥梁。
对诗学的贡献：“诗性”主要存在于那被置于与其自身的某种自觉关系之中的语言之内。语言的诗性活动提高符号的具体可触性，让人去注意符号的种种物质特性，而非仅将其作为交流的筹码去使用。一切交流都包括六要素：“说话者”，“听着”，“信息”，“共享代码”，“物质媒介”以及“语境”。当交流聚焦于信息本身时，语言的诗性功能就占据了统治地位。隐喻性和换喻性在试学中的应用：在诗中相似性被添加于邻近性之上，现实主义的散文则倾向于换喻。
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学派代表着从形式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过渡。布拉格学派认为，诗应被视为“功能结构”，其中种种能指与所指被一套复杂的关系所支配，研究的是符号本身。同时形式主义的“生疏化”概念依然影响着布拉格学派：艺术离间种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迫使我们注意语言本身的物质过程。相对于形式主义的进步性在于：坚持作品的结构统一性。
代表人物让·穆卡洛夫斯基：尽管艺术品被视为一个封闭系统，什么算作艺术却取决于社会环境。艺术作品仅仅是在一个更普遍的意义背景上被感受为艺术作品的，仅仅被感受为对于某种语言规范的系统“背离”，当背景改变时，作品受到的评价也随之变化。此外，他还区分了“物质的艺术品”和“美学的对象”这两者的概念，前者是物质性的书籍，绘画或雕塑本身，后者仅仅存在于对这一物理事实的解释之中。
符号学：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结构主义”一词表示一种研究方法，而“符号学”则指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即通常都会被看做符号的种种系统的那个领域。
符号学的美国创立者——C.S.皮尔士区别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像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
符号学家尤里·劳特曼：每一文学文本都由很多系统所组成，而文本则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种种不断撞击和张力而取得其种种效果。文学作品就是种种期待的不断生产和不断打破，是规律性与任意性，标准与偏离，惯常的形式与戏剧性的生疏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文本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内在的：它也存在与文本与种种更广泛的意义系统——与文学与整个社会中的种种其他文本，代码和标准——的关系之中。
叙事学：
结构主义不但改变了诗的研究，也使叙事研究革命化了。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进行了某种开创性的研究。神话是一种语言：他们可以被分解为种种个别的单位，而就像音素一样，仅当这些单位被以种种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的时候，它们才获得意义。因而，在研究神话的时候，注意力主要不是在它的内容上，而是注意结构着这些叙事内容的普遍精神活动。于是个体性被移除出去，神话被看做一个准客观性的集体性存在。
叙事学则是将斯特劳斯模式普遍化，使之运用于其他文本的分析之中。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将之运用于民间故事分析，而格雷马将之运用于分析“十日谈”。
代表人物热拉·若奈特：若奈特区分了叙事时序和叙事活动两个概念，并明确分出了叙事分析的五个中心范畴：“次序”，“时段”，“频率”，“语气”和“语态”。他使我们注意到叙述活动和所叙之事的区别。
B.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代表着对文学的非神秘化。它承认文学作品是一个建构，种种机制能够像任何其它科学的对象一样被归类和分析，否定了人类主体的特权地位。结构主义对于人类意义的“被建构性”的强调代表着一种重大的进步，意义既不是私人经验也不是神的指令：它是一些共享的表意系统。疑问：结构主义将现实视为本质上是语言之产物，是否偏向了唯心主义？
结构主义挑战了常识；威胁了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感——他们认为世界是可控的，意义是与语言直接勾连的；破坏了人文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即相信最“真实”的东西就是被经验到的东西，而这一丰富，微妙和复杂的经验之家就是文学本身。它揭示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理：即使我们最内在的直接经验也是结构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结构主义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所分离出阿里的心灵的种种规律——平行，对立，倒转及其他等等——是在一个相当远离人类历史的种种具体差异的普遍性层面上活动的。它与现象学一样，行为颇具反讽性：为了更好地阐明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意识，却把这一世界关在我们的门外。
结构主义者，与同一时代的胡塞尔和英国文学研究者们一样，都在发展各自的象征系统，力图在确定性难以把握的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但他们的理论当中都能够发现对当代历史的逃避。
结构主义对历史变化的困窘：
结构主义没有系统地把握变化的规律。索绪尔认为历史变化所影响的是语言的种种个别元素，间接影响整体；作为整体的语言会重新组织自己以容忍这些干扰。这个语言学模式意味着：变化并不会形成本质上的冲突，系统会接受干扰，并很快恢复平衡。对索绪尔而言：语言变化是“盲目”发生的。
而形式主义则从“生疏化”原理层面解释了变化的规律。他认为文学史本就形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某些形式和文类是主要的，而其他则是从属的。文学的发展是通过这一等级系统之内的种种主从地位的不断转移而发生的，主要的文类变成从属的，或相反。而发展的动力则是“生疏化”，一种文类陈腐化后，原来某个从属的文类将使人“耳目一新”。对形式主义者而言，历史变化就是系统内种种固定元素间的重组，没有任何事情消失。历史在这里被“共时”地研究了。
结构主义与传统文学批评：
结构主义在很多方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文学批评的东西。如：将文学视为一个封闭系统（新批评将文学视为一个孤立对象）；强调符号系统的整合性（传统文学批评将作品视为有机统一体）。
传统文学批评将文学视为作者意图的表达；而结构主义则将之归结为某种内在于人类心灵的深层内在结构。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处在被取消的危险之中：一部作品的“表层”只是它隐瞒深层的乖乖反映。结构主义成为了一群远离普通读者的奥秘知识装备起来的科学精英。
结构主义与语言：
结构主义挡开了对象和人类主体，赋予了文学一个新的主体——规则系统本身。人本主义传统认为意义是个人或人类创造的，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先于语言而存在，否则语言将无从创造意义。结构并不可能只是言语的结果，结构不存在，言语将无从组织。
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社会性的。虽然语言不能直接理解为个人的表达，但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语言却的确牵涉着人类主体和他们的种种意向，而这一点被结构主义所忽略。然而，意向的询问并不一定是要求窥探人的心灵与内心活动过程。意向的询问更多是了解语言的目的与效果。这便是将语言视为一种实践而非客体，而任何实践读涉及人类主体。
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前者被视为一客观社会事实，后者被视为随意的无法被理论化的个人言谈。这种隐含了把个体与社会概念化的语言观是存在一定问题的，社会与个人是不可能完全剥离的。除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外，一个人还可以隶属于很多的关系之中——即人类同时居于很多不同的“语言”圈中，而这一点被索绪尔所忽视了。从结构主义的转移部分是从“语言”向“话语”的转移。语言是从客观角度来观察的言语或书写，它被看做一条没有主体的符号链。“话语”意味着那被把握为发言的语言，即包括各个说话主体与写作主体。这种语言具有市场性：意义隶属于个人，语言成为一套用于交换意义的记号。
雅各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猫》（les chats）分析共时地把握着文本，将其视为空间中的物体而非时间中的东西。这便使其忽视了诗中重复出现的意象意义的不同，意象的重复本身便具有意义。此外，它也忽视了词语的某些关键性的内涵，这些内涵只有走出文本自身，走向文本所蕴含的种种社会代码，人们才可能认识到。
C. 反结构主义者
巴赫金：
俄国文学理论家M.巴赫金反对索绪尔的“客观主义的”语言学，也批评那些想代替它的“主观主义的”语音学。他把注意从抽象的语言系统转向特定社会语境中个人的具体言谈。在他看来，语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而非铁板一块的系统；符号则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媒介，因为没有符号任何价值或观念都无法存在。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伊格尔顿时代反结构主义的观点之一，而它源于英国哲学家J.L.奥斯丁。奥斯丁将语言分为定事性语言和行事性语言，前者是对种种事实的陈述，后者的目的是使某些事情被完成，在某一程度上定事性语言也是“行事性的”。文学可以看作是言语行为本身或言语行为的模仿，它可以被看作是在描写这个世界；但它又是行事性的，它在说话之中实践某种事情：它是一种作为物质实践本身的语言，是作为社会行动的话语。
文学构建“主体位置”。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语言，由于种种构造方式，不可避免地会给读者提供某些位置，即有些利于观察和理解的点，使其作品可以由之而被解释。理解文本中一些文本性的效果，假定，策略和倾向有助于理解作品的“意图”，但这些策略和假定却可能并非一致；一篇文本可以提供若干个互相冲突或矛盾的“主体位置”。
存在的缺陷：1）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的对象时“总体语言局面中的总体言语行为”，但巴赫金认为这类行为和局面中所包含着的东西要比它所想到的还多。2）把“活的言语”作为分析文学的种种模式并不是十分恰当，文学作品已经从特定“活的”关系中被分离出来。
D. 评价
结构主义所设定的理想读者或“超级读者”实际上是一个免受一切社会决定因素限制的超越性主体，而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乔姆斯基“语言能力”这一观点的影响。结构主义注定是文学理论又一个失败的尝试。它企图用“科学”代替宗教，主张对文学进行纯客观阅读，但这一切显然存在着问题。由于文学的性质，客观分析中不可能完全根除主观性的因素；对价值判断的回避使其不能够全面合理地评价作品。
对结构主义的接受问题中，传统的英国批评分为了两个阵营：一方看到了结构主义的失败，一方在追赶着结构主义的步伐。文学批评的思想贫乏，目光短浅使其对于新理论的接受具有盲目性。而结构主义在只是不发达的国家又为其文学制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帮助其超越所谓的“人文学科中的危机”。
结构主义成为了一种更新文学制度的方法，它对阅读技术和能力的强调是对这一文学制度的加固。然而，一种阅读并不因为它忽视约定俗成的批评操作方式就必然是无能的：很多阅读之在另一种意义是无能正是因为它过分忠实于这种陈规。结构主义认为批评家应当找出译解文本的种种代码，然后再去使用这些代码，而这样文本的种种代码与读者的种种代码会逐渐融为统一知识。但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化。文本是肯定代码的，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代码和打破代码，并非仅仅加权原有的那些方法。所有的判断都具有文化上好意识形态上的相对性，以及一切阅读都要运用超出文学之外的种种假定，而这些都不是静态的“理想读者”能够全面解读的。此外，专注于对规则的习得与解释将使得结构主义陷入无意义之中。
五．后结构主义
A.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遗留的问题：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意义只是一个区别的问题。但是如果每个符号都因为不是所有其它符号才是它自己，那么这样的区别是无限进行的。意义始终是各个符号之被分开或被连接的结果，即所指是两个能指之间的区别的产物，那么能指间的区别游戏将无限进行。此外，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所指指向能指，能指又指向下一个所指，又将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运动。
发展源流：
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并非直接存在与一个符号之内：一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一个符号不是什么，那么它的意义就不在它自身之中。意义从来不与自己同一：它是分开或链接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即符号不仅仅因为不是其他符号才是他们自己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符号必须始终都是可被复制的，而所指会为符号纠缠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能指链所改变。
意义不与自己同一的结果便是，人永远不能体验与他人甚至自己的“充分交流”。由于交流总需借助于语言或符号，因而永远不能抵达意识。声音与写作一样，都是不同形式的符号。
西方哲学一直是“语言中心的”，以“活的声音”为中心而怀疑文字。原因之一便是写作是第二手的交流模式，完成后不受人直接控制，与意识隔了一层。究其根本，是因为“语言中心论”是本质上是逻各斯中心的。它相信存在某种超越的能指可以为所有其它符号赋予意义。它是诸意义之意义，即整个思想体系的质点与关键，一个所有其它符号都环绕着它旋转并且顺从地反映着它的符号。
但是所有这样的超越意义都是虚构。任何概念都在整个话语体系之中，但某些意义会被意识形态提升达到一个特权地位。如民主，独立，秩序等，它们有时被视为其它所有意义的起源，有时被视为目的。而这样做的原因便是在各个意义之中创造出某种尊卑贵贱的秩序，以此来为意识形态服务。
雅克·德里达与解构主义：
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是：它们依赖于牢不可破的基础，一个第一原则或无懈可击的根据，即整个意义等级都可以被建构与其上的基础或根据。他认为构造第一原则的冲动深深根植于历史之中，不可能根除。但德里达热内这些第一原则能够被“解构”：它们可以被证明是特定一一体系的产物，而不是从外部支撑这一体系的东西，这些第一原则都是“二元对立”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其排斥者所界定。
解构批评发现“二元对立”是各种意识形态一种典型的认识方式。结构主义通常满足于将文本切割为种种二元对立，并暴露它们的活动逻辑。而解构批评则试图表明文本是如何跟它们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逻辑系统为难的；而解构通过抓住种种症候点，即“aporia”或种种意义死角来表明这一点的。
上述不仅是对文学的批评，也关乎写作本身的性质的普遍命题。写作中存在某种逃避一切系统和逻辑的东西。如此，写作的概念对于结构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一个结构总是假定了一个原则或一个中心，而这些概念都将被写作的区别于推延活动抛入疑问之中。结构主义已然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它包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和女权主义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思特娃的思想与研究工作。
B. 后结构主义
巴尔特：
巴尔特一直讲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他认为，“健康的”符号让人注意它自己的任意性，它并不打算冒充为“自然的”，反而在传递意义之时也传达了某种有关它自己的相对性和人为性的地位的东西。而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是将符号“自然化”，并以此来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文学意识形态——现实主义——也倾向于掩盖语言的社会相对性或被建构性，而力图将语言“自然化”，以此来将现实“原封不动地”再现给读者。巴尔特认为现实主义或再现的符号本质上是有害的，它否认了语言的生产性。而巴尔特的双重符号——在传达意义的同时又以姿态来表现它自己的物质性存在的符号——则是形式主义者和捷克结构主义者的“疏离”语言和雅各布逊的诗性语言结合的产物。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仍然相信一种有关文学的科学的可能性。而在《S|Z》一书中，巴尔特对巴尔扎克的小说《撒拉辛》所作的评价已然体现了他对科学客观性语言的放弃。巴尔特宣称作者已死，读者在一定程度成为了作者。文本从被看作一个具有种种确定意义的封闭性实体转向了一个不可还原的多元体，它不能被任何中心，本质或意义所统一概括。这种转向使批评要求文本应当是“可读的”，而非“可写的”。此外，巴尔特还提出文学是“互文的”的观点。互文不是指种种文学文本之间互相影响，而是从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说出发的：即每一个词汇，短语或分段都是先于环绕这一个作品的其他写作物的重构。
巴尔扎克的《撒拉辛》看起来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屈从于巴尔特的符号学暴力。但将符号视为再现的这一理论已然遭到怀疑，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巴尔特对《撒拉辛》的批评，发掘了它的某种现代性。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诞生本身便依赖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
评价：
种种历史问题突出了语言。形式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专注于语言的疏离与更新，专注于使异化的语言恢复其被剥夺的丰富性，是他们对统一历史困境的反应。但对语言过分关注的同时也导致了语言成为了绝对中心，而一个人的写作是为了某个人的关于某种东西的写作这一传统概念被果断地抛弃了。写作不再为了某种目的，写作本身成为了自己的目的。结构主义逃向语言是对历史的逃避，但反讽的是，这一行为本身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对后结构主义而言，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便具有意识形态的反动意味。
社会动乱席卷欧洲无可置疑地影响着巴尔特的思想。后结构主义在这一背景之中诞生而来，带有着对种种理论，意识形态，确定意义和社会承担等整体系统思想的恐惧与排斥。它无力打碎国家权力的种种机构，便转向了对语言世界的种种机构的颠覆。而写作被巴尔特认为是逃避和打破结构意义的专制的最佳战场，在其中写作或阅读主体能够从单一认同的束缚中被释放到四处弥散的自我之中。后结构主义成为了逃避政治问题的捷径，也导致了怀疑主义在左翼学术团体中的盛行。
后结构主义的教条是，人类是自己话语的囚徒，因而无法合理性地提出某些真理，因为这样的主张仅仅与语言相关。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无立场，无观点的历史回避。英美世界的结构主义便倾向于这一道路。其代表人物保尔·德·曼致力于证明文学语言不断破坏自己的意义。他认为，所有的语言从根本上都是隐喻性的，而隐喻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因而语言在表明其说服力的同时也表明了它的虚构性与任意性。
耶鲁批评家们的种种“文本暧昧”与新批评的种种诗的情感矛盾不同，文学被抛入了无法被调和也无法拒绝的两个意义之间，文学批评则因为揭露了文学的虚幻性而陷入尴尬境地。但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而言英美解构主义又是新批评主义的复归。它们代表着对历史的逃避，只不过依靠经验，一个通过语言。新批评躲进文学的象牙塔来规避历史，而解构主义则通过语言来解构世界。
当人们以一种沉思的方式视语言为纸上的能指链，意义则根本就无法被决定的；而把语言作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或实际的生活方式来考虑时，语言则变得可被决定了，真理，现实等字眼的力量也就被恢复了。而英美解构主义则完全忽视了这个实在的领域，而专注于它的那个封闭的文本。而解构主义奠基者之一德里达的解构则是一种政治实践：他试图摧毁特定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个由种种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系统借以维持自己的逻辑。他并非荒诞地否定种种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和历史连续性的存在，而是把它们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的历史，无意识的历史，种种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种种效果。因而，认为解构否认除话语以外的一切东西的存在，或它只肯定一个所有意义和同一性都消解于其中的纯粹差异的领域，是对德里达的一个歪曲。
后结构主义包含着某些无政府主义，但并不能完全等同。后结构主义批评同时代的正统的左翼政治，他对新政治的出现接受无能，而后结构主义却应对了女权运动的政治要求。女权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孤立起来的问题，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定攻势，而是形成着和质疑着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向度，是所有固有权力与地位的质疑。
小结：
作为整体的后结构主义之内存在着种种冲突同样差异，其未来无法预测。既代表了享乐主义式的撤退，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又如同福柯的研究工作一样有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女权主义具有复杂性与双面性。
六．精神分析
A.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动力归根结底是经济”，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得接受“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所有人都必然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因而人类是一种“神经质的动物”。人类对付那些不能实现的欲望的方法，一个是使之升华，一个是将它驱入无意识之中。而人类文明是由于这样的升华而产生的：驾驭我们的本能并将其转入用于这些更高的目标，就创造了文化历史本身。
俄狄浦斯情结：
人类为什么是“神经质的动物”，而其他的动物则不是？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生来不能自立，而需要依靠父母的照料才能生存下去。对父母的依赖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本能，这种依赖不止于生理层面上，在长大的过程中也向精神层面转移。随着婴儿的成长，性感带活跃起来（性感带依次分为三个阶段：口唇期，肛门期和阴茎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互有重合的，在这一过程中力比多驱力被逐渐组织起来），与母亲的关系会表现出一个力比多的层面：性欲的诞生。性欲作为一种驱力，起初是与生物本能分不开的，随着婴儿的成长，它会与生物本能分开，并获得某种自主性。在性驱力的发展过程中，儿童在自身中发现了色情的快乐，但还是没能把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完整的对象，对此弗洛伊德称之为“自我色情”。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儿童在生活显然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而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将对此进行抑制。前俄狄浦斯阶段（即我们上面提到的性驱力活跃的阶段）中，儿童不仅是性喜施虐和无法无天的，他同时也是乱伦的。他渴望占有母亲，而父亲的“阉割”威胁将使其放弃对母亲的欲望。父亲的阉割威胁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男孩发现女孩是被阉割的，因而惧怕这一惩罚会降临在自己头上。父亲是权威的象征，他不可能驱逐父亲而占有母亲，因此他只能与父亲和解，并导入男性身份这一象征性的角色——父亲象征着一个地位，而他将也能够占有。男孩超越了俄狄浦斯情结后，他将变成一个性别化的个体；未能成功地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则他将出现性无能或同性恋倾向。然而俄狄浦斯情结对于女孩的应用则是性别歧视的，这与弗洛伊德所处的男性统治的社会性质相关。
俄狄浦斯情结不仅是诸情结之一，它还是一个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男人和女人的种种关系的结构；同时还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与宗教权威的开端。
无意识或潜意识：
儿童发展出自我或个体认同的过程中，需要把种种使其负疚的欲望压抑到无意识中去。无意识具有彻底的异己性和极端的陌生性，它否定现实与逻辑，而将自己放逐于性驱力的本能性游戏与对快乐的追求之中。通向无意识的途径有四种：梦，失常之为，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无意识扭曲，软化，掩盖梦的意义，而梦本质上是无意识愿望的象征性实现。而种种口误，失忆，误读等也都可以追溯到无意识之上。神经官能症一方面抵抗无意识欲望，一方面又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强迫症，癔症和恐惧症等等。而精神病则意味着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完全打破，无意识将建立一个代替性的，妄想出来的现实。它包含着与现实世界的脱离和向自己内部的转入两个方面，并伴随着无逻辑想的幻想。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同时也是一项医疗手段。对弗洛伊德而言，治愈的关键在于“转移”：治疗过程当中，被分析对象把折磨着他的心理冲突转移到分析者身上。
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1）其学说具有不可验证性；2）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医疗是一种具有压迫性
社会控制；3）违背常识，泛性论，过分地二元对立，对女性的歧视。
政治左派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他用种种“一己的”心理因和解释来代替种种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和解释。而这一指责是对弗洛伊德的误解。弗洛伊德的工作目的之一便是创立一个有关人类主体之间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是我们有可能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人类个体的发展。
B. 拉康
拉康力图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关于话语的理论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这使其成为所有关心人类主体，这一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的人们的相关者。
拉康将儿童的成长阶段分为“想象的”，“镜子的”和“象征的”三个阶段。
“想象的”阶段，即主体与对象，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明确区别尚未确立。在这一阶段，儿童把他所知道的外部世界体验为是依赖于自己的。
“镜子阶段”——儿童的一个自我，一个整合起来的自我形象开始从其存在的“想象的”阶段发展而来。幼儿在镜子中看到了一个“异化了的”形象：他在其中误认自己，并在这一形象中发现了一个他在自己的身体中实际还体验不到的令人高兴的统一体。而在拉康看来，自我实现就是这一自恋过程，凭借着它，通过在世界上发现某种我们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来支撑起来一个虚构出来的统一自我感。
“象征的”阶段：他开始感觉到，作为一个主体的他的同一性是由他与周围各个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相似这些关系所构成的。儿童与母亲的“二而一”的结构关系势必会由代表着律法的父亲打破，为一个“三而一”的结构让位。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开始意识到两性之别，即菲勒斯。拉康从语言的角度重写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述。拉康把凝视镜中自己的那个幼儿称为能指，而把镜中所看到的形象称为所指。在这一模式中，各个对象在密封的回路中不断地相互反映，幼儿在所指中看到了一个完满的统一体。而随着父亲的出场，这种和谐将被后结构主义的焦虑所打破：他发现同一仅仅是作为差异的结果而出现的。儿童在发现性别之差的同时也发展了语言。语言是空洞的，他无法再接近事实，从一个完满的统一世界被放逐到一个充满无限区别的空洞的语言世界。
欲望源于缺少，欲望不断努力去补充缺少。在无限的能指像另一能指的运动中，现实和自我统一将永远无法抵达。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无意识由种种能指构成，这一能指并不指向特定的所指，而是可能被指向任何所指。无意识只是各个能指的连续运动，而它们的所指因而被压抑而无法接近，因而无意识总是不可理解与不可抵达。
而在意识生活中，由于自我或者意识的压抑，能指被指向一个所指，意义产生出来，但总有某些词语从无意识中溜进话语。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一种近似，无意义和非交流总是混入意识当中，因而真理不能被“纯粹”直接的表达出来。意识生活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相对同一的主体，但这仅仅建立在哪个自我的想象的层面之上；自我这一主体始终是被打散的，非同一的，被构成它的话语链拉伸开去的。语句中提及自己的这一言语行为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两个主体之间的鸿沟。“言语主体”指的是语言学中语句所言及的对象；“发言主体”指在实际中说话的人。发言主体绝不可能在他所说的东西中充分再现自己：不存在任何把我的整个存在都总括在一起的符号，我不可能既在意欲表达什么，而又同时存在着。
文学与“发言行为”之间的类似：现实主义小说引导人忽视“发言行为本身”，即某件事是如何被说出来的，以及以何种立场等等；而让人去注意所发之言，即什么被说出来了。而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使“发言行为，即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成为它们的实际“内容”的一部分。主动将自己的创作手段暴露在读者眼前，而不是试图去掩盖。
拉康思想对于人类主体的意义：
拉康影响下的阿尔都塞 ：从社会的角度而言，我们作为个人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从个人出发，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与社会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的人。世界有意义地以我为中心，而我也有意义地以世界为中心。而意识形态则帮助我们确定这种中心——我们是自由同一的个体，对社会与世界有着重要的价值。而意识形态是人在其中经历着其与社会关系的那个媒介，即种种符号与社会实践。
阿尔都塞是按照拉康的“想象的”来重新思考意识形态。他认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与儿童与镜像的关系类似：两者都通过与一个对象认同而获得自我同一，而这个对象是在一个封闭的自恋的循环中反映给个体的。
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缺陷：它没有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种种现实留下余地，也包含了对拉康的误解。但重要的是这一论文表明了拉康的理论对人类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无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无意识不是内在于我们的私人领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的一个效果。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们》：
通过精神分析批评来阅读《儿子与情人们》让我们得以发现或构造一个活动与作品内部被称为“潜文本”的东西。作品的洞察力与盲目性紧密相连，它未能表达出来的与它清晰表达出来的都同等重要，作品中那些看起来不在的，边缘的或感情矛盾的东西可能会为作品的种种意义提供一个集中的暗示。即精神分析批评能够告诉我们作品是如何形成的，并且解释这一形成过程的意义。
C. 精神分析批评
依据对象来分类，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可分为四类：作者，作品内容，作品的形式构造和作品的读者。主要的是前两者，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作者的分析与之前提到的作者意图的再现具有相同的问题；对内容的分析往往是对菲勒斯的过分还原。在这两种情况中，艺术作品本身的“物质性”，它的特定的形式构成都是被忽略的。此外，弗洛伊德将艺术比作神经官能症也过于简单化。
《梦的解析》
《梦的解析》对文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启发。
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原材料”，即梦的“潜内容”，是由种种无意识的愿望，睡眠中感受到的身体刺激，以及前一天的种种经历在获取的意象；但梦本身则是这些材料之被集中改造后的一个产物。梦工作的一个阶段，即“二次修正”，是对梦的重新组织，使其系统化，将种种混乱的意识重新整理成连贯的寓言。
而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文学的“二次修正”。它关注的不仅是“无意识”的“文本”，也揭示出这一文本本身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以及文本内的“潜文本”。很多文学理论倾向于把文学作品视为现实的“表达”或“反映”。而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不仅可以去注意文本所说的，还可以关注它是如何工作的。
诺尔曼·N.霍兰德：
文学在霍兰德这里成为了一种疗法。他认为文学作品在读者意识中启动了种种无意识幻想与对它们的种种有意识抵抗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文学作品使人愉快是因为，他通过迂回的形式手段把我们最深层的焦虑和欲望变成了社会可接受的种种意义。霍兰德的文学观念与美国“自我心理学”有着相应之处：霍兰德认为读者在文学阅读中不断调整他们的认同来达到自我统一；而自我心理学则是关注自我如何去适应社会来达到自我统一。
哈罗德·布鲁姆：
哈罗德从俄狄浦斯情结重构文学史。诗人们焦虑不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前辈诗人的阴影之中，犹如儿子受着父亲的压迫；任何一首特定的诗都可以被看作是试图通过对以前某一首诗的系统再铸而逃离这种由于怕被影响而产生的焦虑不安。一切诗都可以被读作其他诗的改写，读作对那些诗的种种“误读”与“误解”，从而使诗人能够为自己的想象独创性开辟空间进行尝试。
哈罗德代表着对浪漫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回归，与结构时代的怀疑主义，反人本主义针锋相对。他揭示出：弗洛伊德和后结构主义之后，复归于人本主义已然不可能；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必然受到弗洛伊德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批评对哈罗德来说成为了某种形式的诗，不在与批评的真理价值，而在于批评家的修辞力量。这样一个处于极限的人本主义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不再存在任何基础。
Fort-do原则：
经典叙事学的形式是：一个原来的安排被打乱了，而最终又得到恢复。从这一角度看，故事具有安慰性质：对象的失去造成焦虑，而对象的复归令人愉快。现实主义类型的叙事便是在“fort-do”原则之下运行的，它始终知道对象最终将会回归。而现代主义的作品则告诉我们：正在看到的一切可能以不同方式来发生，对象可能永远失去。后者运用文学技巧（疏离感）来打破社会现实中那些理所当然的方方面面，将人们抛入失去的焦虑之中，以此来呼唤读者对它们的崭新的批判意识。
政治理论与精神分析的一个交汇点——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哲学家茱莉亚·克莉丝特娃用“症候性”的东西来对抗拉康的“象征秩序”。“症候性的”指的是我们可以从语言内部察觉出来的一个由种种力量所形成的图式，它们代表着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某种残余。在进入象征秩序之时，“症候性的”过程会被压抑，但这种压抑并不是全面的，它将作为某种来自驱力的压力而在语言本身之内被感受到。“症候性”是多义的和流动的，是对准确意义的一种快乐的创造性的超越；而被超越的意义则是被现代的男性统治的阶级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所依赖的。“症候性的”把男性与女性的严格区别抛入到混乱当中，通过语言的力量打碎简单的，一元的主体位置，并解构着一切的二元对立。症候性小说对“菲勒斯逻各斯中心的”父权社会发出了挑战。
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女性写作方式？由于种种原因，“症候性的”写作方式被认为对于妇女更为典型。然而女权主义者对此强烈的拒绝，它隐含着另一种女性歧视的危险。事实上，很多“症候性小说”的作者是男性，症候性并非天生便是女性的。症候的并不是象征秩序的一个代替，而是象征秩序的某种内在限度或边界；同时女性的也同样在这一边界之上。像任何性别一样，女性也是在象征秩序中被构建出来的，却又同时被贬黜到这一秩序的边界之上，被认为是比男性低劣的。
女性的——并不一定与女人同一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着那个反对它的社会之内的一种力量。克莉丝特娃的理论隐含的无政府主义与意志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妇女或某些“革命性”文学作品，而是因为她们标志着社会所不敢冒险超越的那道边界而来的唯一的一种政治，给社会提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
精神分析有利于帮助解答有关文学的价值和快乐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都是避苦求乐。绝大多数人阅读文学作品也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愉悦感，而学术机构为了确保文学的“专业性”却力求阻止这一快乐的体验，将文学作为一种严肃的东西来对待，文学研究也趋向艰涩奥秘。精神分析力图探索的问题便是人类对什么感到满意，又对什么感到不满意，怎样解除痛苦以获得更多的快乐。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认为有关个人的“好恶”的种种陈述只是有关“趣味”的种种命题，精神分析则认为快乐与不快乐是一些十分复杂的关乎人类生存本质与现状的复杂的问题，有必要对其深入地分析。有关文学的价值与快乐问题总是处在精神分析，语言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某一结合之处，并不是仅仅有关于个人对某种文字组合的偏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