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王明珂老师这本书自称是对其以前著作理路的反思与总结，因为是反思性著作，王老师的对话者其实更多是自己，因此在理解这本书时关注王老师本人的思路进展与反思过程最为重要。但鄙未读过王老师其他作品，所以只能在本书中孤立地理解王老师。另外，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布迪厄等西方学者为王老师提供了大量思想资源，他们的理论几乎组成了这部书的架构，因此关注有关西方学者及其学术争议也很重要，但笔者也无力为之。

王老师又说他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出一套分析种种文本、表征以探索社会情境及其历史变化的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偏向后现代的史学方法论论著，但因笔者初涉史学，经验浅薄，无资格对其分析手段的合理性做出评价。因此，本文只能就文本出发，尽量厘清王老师的论说要点及论证逻辑，其中或而妄加臆想，只为存留片刻阅读感受而已。

一、“反思史学”之理论预设

“反思史学”为老师自名之语，即一种结合多学科对表相做出分析以探寻本相——历史变化的史学方法。 此方法建筑在一系列的理论前提之上，梳清这些前提是我们理解“反思史学”的基础。

首先是对“事实”、“现实”等概念的区分。

就“历史”这一具体概念而言，王老师首先指出，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与被研究者建构的“历史”之分，而被建构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及相关社会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出现了社会情境造就“历史”、而“历史”又强化社会情境的局面。对历史学家而言，一方面“历史”与历史都会直接导向现实，这在扩展史学现实价值的同时，也使史家建构的“历史”陷入对现实的倒推之中。其实，即便是考古学等看似更客观的历史考察方法，因为它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历史”之上，也是很难脱离建构性的。史家的另一困难在其“思考方式与语言、文字表述方式都是‘当代’的”，而古代相对于当代是一种“异文化”。我们一方面要将“古代”当作“他者”；另一方面，如陈寅恪的指示，我们必须承认我者与他者有“同情”的可能，把握这两者的界限是使“历史”更接近历史的门径。

对将社会科学与史学结合的学者而言，他们关心的不是一种线性史，而是致力于探求人类活动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就社会学者的“社会事实”而言，其事实被限定于“民族”、“社会”、“文化”等特定概念之下，换言之，这些概念总是在引导着他们观察社会事实。因而社会学者的事实往往有很强的选择性。如涂尔干的事实是指那些“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的、可被观察的、对个人有制约性，独立于个人心理或主观外的制度、组织、习俗、规范以及相关社会现象”，以至那些情绪性的个人行为、单独的社会事件，都被排除在了涂尔干的事实之外。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事实（fact）、真相（truth）、现实（reality）三词作了界定。事实即真正存在或曾存在的事物。事实既具客观性，又常混杂在我们的学术建构之中，如说木星是太阳系中体积最大的行星就是权威天文学的知识建构。即便“事实”真的存在，但因为人们对同一事实的认知、表达可能不同，于是我们需要“真相”这个概念。“真相”具有主观性、模糊性与受争议性，如一个被重金买下的古物，购买者认为它是古董，鉴定家借助有关知识认为这并非古董，这二者都是“真相”。“现实”则更为复杂，它有双重含义，一是“真实”、“本体”，二是“本质”、“现实”，前者相对于“表征”（representation）而言，是“表征”的“本体”；后者一般指“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的、受政治权力建构与维持的人群区分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习俗、常识、社会规范以及审美观”。

其次，王老师提醒读者典范与边缘常常在转换。

所谓典范，基本可以说是一系列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知识理性，它笼罩了我们的知识领域，并左右着我们的认知与行为。作者认为这些知识理性由“类比法”产生，即“是以事物的相似或相异性判断，来建立各种现象间之逻辑关系，或以此印证或补充我们对一些现象的认知”。 但这一方法也有巨大缺陷，“在寻找、判断各种事物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的知识理性活动时，我们常陷于自身所处之社会文化的迷障里”，即我们的建构往往局限于我们认可与熟悉的知识体系——即“典范”之中。因此，我们很难突破知识的典范。此外，学者们多认为是各种“权力”的结合创造了典范的知识理性，而这种知识理性又巩固了典范的社会结构。

就“历史”而言，作者认为人类文明产生于阶序化社会，“典范历史”是维持阶序化社会的重要工具，它往往最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且最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就这种“历史”与史家的技巧而言，作者认为，“历史”是永远逃不开选择性建构的。作者接着说，典范历史有两种特点，一即它是区分人群、阶序化人群的工具；二即它陈述的非一般人的过去，而是社会中部分人的过去，如古代历史中下层人声音的隐没。另外，典范历史之所以成为“典范”，是因为不只是“历史”的获益者相信它，社会中的边缘人群也相信它，如此它才具有合法性 ，拥有维持阶序化社会的能力。典型文化也与之类似，有一个建构与反强化的过程。

作者还指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学界就掀起了一股解构“典范、秩序、结构”及其“边界”的思潮，而将学术的关注点转向边缘、断裂、异例之中。

作者的第三个预设是其关于人类社会基本面貌的认识。他认为人类社会虽多元变化，但也有一些基本共性，其基本共性表现在四个互相联结、相辅相成的要素上：环境、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及其表征。前三者是人类社会之本相，后者是本相的表征。

人类生存的环境决定人类生存的空间范围与空间特征，由此又影响人类对环境的利用方式。经济生业则是指人们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交换以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式，它是造成人类领域性（如国家）及相关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社会结群指为了以集体力量来保护及扩张自身领域，为了在群体内部行资源阶序分配，人类所建构的各种社会组织、社群，及因此造成的社会认同及区分。

上述三者构成了人类生态体系，并在人类群体中形成了制度、法律和文化，以此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使这种人类生态体系延续下去。后者即是文化及其表征的意义。当然，上述理论都在人类整体层面而言，就个体来说，作者也承认其有个人的行动抉择，因此常有脱离社会与文化规范的行为。

以上为本书的一些基础概念，细想之，可觉察出一些问题。一，不论是“历史”、知识理性还是“文化”，王老师的十分强调思维领域的建构性，并认为这种建构来自与社会权力的互动。这显然是受到了福柯的影响。但“知识”未必完全是被建构的，以史学为例，在建构的同时，也有史家技巧的一面，王老师虽然对史家技巧的局限性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讨论，但笔者认为这种讨论还是不够全面，尚未对“历史”与历史的边界做一个令人信服的探讨，对于范围更广的知识与文化也是如此。

二，作者强调典范、知识、文化等等都是阶序化社会的稳定机制。在一个稳固的社会中，这些似乎确实是社会的稳定机制，那么反过来说这些是不是或者有多少是稳定社会的产物呢？其次，作者只是强调了社会稳定层面，那么社会不再稳定，处于变革期这些“典范”、知识、文化又是如何变化呢？或许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更容易看出纯粹知识（若存在的话）与作为稳定机制的知识（被建构的知识理性）的界限。

三，作者在多元的人类社会中抽象出环境、经济生业、社会结群、文化及其表征四大要素，这种抽离是否合理？我无法做出判断，但这一问题是需要再反思的。

作者提及的知识又“类例法”产生这一说法很引起我的兴趣，希望了解知识产生的各种方式，也由此才能解决知识的边界问题。

二、“反思史学”之核心概念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才可对“反思史学”的核心概念——表相与本相、认同与记忆、文本与情境展开讨论。阅读这部分可发现，作者的概念多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而作者本人的研究经验则构成了这部分的“肉”，使由概念与上述框架不显得空虚与难以理解。下文则省略了作者的例证，而重点梳理概念上的争论与理路。

简单说来，表相产生于本相，且能强化本相，而本相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现实或社会情境。 这里作者引用布迪厄说：“人们常赋予‘物’以特殊意义，让我们转化为有区分或有粗鄙意义的符号，因此他认为个人或群体通过去行为、外貌、资赋所造成的表征，是为社会现实（reality）不可缺的一部分。” 这里强调的是表征是社会现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一则便于人们区分不同的社会现实，二则维系甚至强化了这些社会现实。

作者还与保罗·利科对话，讨论呈现（presentation）与再现（representation）之别。前者认为文本（text）只能被再现，言谈（speech）可被呈现，因文本将读者与书写者分离，从而隔开了二者的对话。而作者认为，在社会表征视角下，口述文本与书写文本差别不大，他们都是一种呈现。

作者还引入了布迪厄的“习性”（habitus）理论，以对表相与本相的关系做深入说明。作者强调了习性的三个特点：它是“一种持久但又可以转变的性向”；“作为历史产物，它是一种开放的性向体系，不断受经验所支配，因而不断受经验影响而强化或修饰其结构”；由习性而产生“习行”，即“无需思考之规范言行”。

由此又引出了习性与社会本相的关系，即习性如同社会本相的遮掩物，也就是社会本相的外在表征。更深入一点说，习性是在某种社会本相中产生的结构，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循着某种模式而作为。因此可以说习性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又可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

记忆是作者花很大篇幅详细讨论的内容。作者认为一个习行“形成一种社会表征并在人们心中产生意义，还需经过人类记忆这一机制”；任何历史事实或社会真相，都是“在自身记忆筛选下，以及在表述手法安排下的事实或真相”。

作者认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二概念具有相似性。且“人类记忆是社会性的，受人类社会结构、认同与个人社会处境等等之影响。”

在记忆的特性方面作者引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认为：“社会群体有其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所从事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群体认同与相关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又引述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的“心理构图”概念，即：“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一个人对外界情境的观察，也影响他以回忆来印证或解释从外界得到的印象。这些经验与印象又强化其心理构图。”“当我们在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自身之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建这个故事。”

就社会为何拥有记忆这一问题作者做了详细的阐述。

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群体认同与区分，是社会记忆产生及其变迁的主要背景。为了维系一个有聚合又有内部区分的人群，以及为了保护、巩固与扩张共同资源，人们建立各种能团聚与区分群体的符号体系。譬如强化集体记忆能巩固群体认同，因此这些集体记忆需要被维持下来。在前述作者建构的人类生态框架下，社会记忆自然是一种文化表征，因而人类生态影响社会记忆的形式与内涵，影响社会记忆的维持与变迁，社会记忆也反作用与人类生态。

就社会记忆的方式言，作者认为主要有语文表述和身体及物的表述两种。

在语文表示方面，作者引述詹姆斯·芬特雷斯、克里斯·威克姆的《社会记忆》，认为记忆有形象记忆（感官性）与语词记忆（语意性）之别；又引用安道尔·托尔文的研究，将人类记忆可分两个体系：幕像体系与语意体系。

在上述理论下，作者又以芬特雷斯和威克姆的说法，取分有外在情境有关和与内在情境有关的记忆。他说：“情境取向的记忆资料，会因外在情境的改变而失去意义，也因而被失忆。” 而记忆资料与外在情境切断联系，记忆所传达的意象或主题被概念化，这样的记忆更加根深蒂固。

由此又引入表示性知识和默识性知识两个概念，认为分别与与社会记忆的“外在情境”与“内在情境”对应。“默识性知识讯息经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为对话者双方”。这样的默识性记忆更接近于作者所说的维系社会延续的文化表征，因此作者说它强化了社会情境的根深蒂固，使社会因而延续

在物与身体的表述策略下，作者强调以物像传递社会记忆，因为物能唤起相关记忆，更让“过去”更真实。此处作者还强调了“记忆”与“过去”有其合法依据，“社会自有纠正此非典范记忆的机能”。

除物像以外，还有以群体仪式活动和日常生活行为两种传递社会记忆的方式。对于后者，

保罗·康那顿《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记忆模式：个人记忆、认知记忆、习性记忆。习性记忆是指 “人们在集体纪念仪式与身体践行中展演的社会记忆”社会规范与符码体系都属于“认知记忆”的一部分，而与习性所属的“习性记忆”不同。而习性记忆是社会符码体系与社会规范的基本要素，只有借着习性记忆，社会符码体系与规范下的产生的行为对人们来说才有说服力。

作者还为社会记忆的做了分类，分之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根植历史记忆记忆四者。此不详述，仅强调一下作者对历史记忆的界定。作者认为社会记忆包括被当代社会群体集体回忆的过去，以及那些只是存在于社会中但不活跃、不被集体回忆的过去。历史记忆可视作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具有叙事性、有其现实目的，其现实目的或在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或在今日。

最后，作者梳理了文本与情境这组概念。文本（text）有狭义、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文本指一种文字表述及其附属部分、转译版本，广义的文本指任何能被观察的社会文化表征。而作为被分析、解读的文本，它需要有一些隐而未显的意义等待被揭露。因此，也可以说文本是一种表相，而其背后的社会情境是其本相。当然如前所述，表相又可反作用与本相，用作者的话来说也就是：“表相能传递一些隐约讯息，如同社会记忆所传递的‘默识性讯息’，让人们习而不察地接受其生存其间的社会现实本相。”这里作者又引述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认为语言传递信息是因为语言有其结构，而当代社会文化也与语言一样有其结构逻辑，如此这些“符号”才能在人群中产生社会意义。

作者很简要的说明了文本分析与文献分析的不同。文献分析关注文献在说什么，以重建文献中的过去事实；文本分析关注文献想表达什么，如何表达的，以此窥探其背后的社会情境。但文本分析并不排斥文献分析，反而因为进行文本分析时整体历史的空间、时间、人物、制度等等由以往的文献分析提供，因而文本分析往往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

在笔者看来，以往的文献分析相对于文本分析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于古代历史而言，其资料有限且被建构得很厉害，因此文献中历史事实的可靠性是有限的。但因文本分析更多依赖其默识性表达，反而更容易穿透历史的表现，达到历史的本相。但文本分析的缺陷在于它只能对社会情态进行重建，对具体的事实、制度、思想发展状况等却无能为力。且如上所述，文本分析确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以往逐渐形成的知识理性或“典范”之上，它很难一下子突破又文献分析带来的认知成果。因此，文本分析与文献分析应处于一个互动的状态之中，文本分析出的社会情境成果获可推翻文献分析出的某些结论，而得出新的历史认识，而新的历史认识被得出以后，某些文本分析的知识基础也可能被打破。但在二者的互相促进中，学术是可以一点点进步的。

三、“反思史学”之方法

作者最后以他自己的研究经验提供了“反思史学”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

这些具体方法建立在文本往往有结构，而文本结构又往往与情境结构相对应这一基础上。更抽象地说，即承认社会文化表征有其规范性，这一规范来自其对应的人类生态体系。作者举出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述情节三中文本结构，作为分析的示范。

以文类为例，正史对应了中原帝国情境，君臣、藩属、官民、百业等等都被安排在正史中，各安其分，由此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就文本结构的产生过程而言，它有两种形成来源，一是当代的社会情境，如《史记》通过对“历史”的合理化安排，很好诠释与适应了“现在”；二是其他典范作品，如《后汉书》在适应其社会情境同时，也继承了史记的结构。

于文本结构的作用，作者引入了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拟”概念，其本意在指文学创作中作者以文字描述其内心构想的方式，此处作者借以表示社会情境影响人们建构“历史”的方式，以及“历史”通过历史建构合理化现实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教给读者以更具体的“反思史学”方法。对于文本分析，作者告诉我们应在选材、制作、使用、保存、废弃与再利用五个层面进行思考，而在思考的过程中要使用“多点移动”的方式，即不要被自己的一个偏见或一条材料而局限，需“由一个文本‘移动’到另一个文本，才能获知它们共同的文本结构” 。最后，作者认为“反思史学”最利使用在历史的边缘之中，因历史的边缘往往是多元、矛盾、异化的，文献研究往往难以厘清，而文本分析则能有力的观察此处的社会本相。因这些内容作者多以实例书写，因此只能简单梳理。且在厘清了上述理论基础与概念后，这里的具体实践较易理解。

在此顺便一提，本书在写作手法上十分值得我们借鉴。虽然这是一本以理论为主的书，但因为作者有大量实例穿插，因此不会显得枯燥，也易于读者理解。其次，这些实例不仅仅是作者学术研究成果，还包括生活故事、电影、广告等等，如此则不仅指示读者以学术方法，且让读者更容易地将这些方法投入生活，达成作者所期待的“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目的。再次，作者在叙述中妙喻横生，如陶片、凸透镜、燃烧的木棍等等这些比喻化抽象、复杂、难以描述的学术概念为多元、动态、显见的喻体，更利于读者加深对复杂事物的印象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