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民族主义，现代性

“拉美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对译本的编辑、出版、阅读、评论、接受……翻译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铭写（inscript）着意识形态的运作轨迹。翻译的非等值性和非完全对等，因而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和改写是必然存在的，但怎样的误读和改写都是同意识形态的书写过程直接相关。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多重的、复杂的、动态的斗争/妥协、抵抗/合谋关系。

拉美“文学爆炸”（boom）实际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昙花一现”的隐喻（trope）耦合着偏见和傲慢，但是80年代的中国一直使用其完全正面的意义。

拉美文学的成功并非是民族性/民族主义的结果，恰恰是以西方文学为主流并自觉西化的“收编”过程。它并不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是以世界文学体系的认同反哺本土现代化文学想象。所以说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是“混血文明”/“强奸之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国盛行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也是中国本土化和现代性的合谋产物，是被“收编”的寻根文学。

滕威叙述了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或文学实践，同时也是观察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混杂、政治与话语如何与现代化进程勾结的一种社会活动。作者的资料汇编非常翔实，对于“文学爆炸”的误读解析的很精彩，但是用这一框架解读翻译活动是否具有绝对解释力，换言之，我们观察到的权力的交锋是否与翻译活动的演变完全吻合，二者是否存在时间差和其他因素的干扰，还需要更多细节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