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戊戌变法史事考》

因为今年是戊戌年，所以就想看点跟戊戌变法有关的书籍或者史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了茅海建先生以及他的《戊戌变法史事考》，这本书是茅海建先生于2005年写就的学术著作，又名《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本人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拜读完。茅海建先生在此书中旁征博引，思路清晰，力求以足够客观的角度去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解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高度重合的观点和结论。 戊戌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以光绪皇帝和新任军机四章京为代表的，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此书作为历史学术类书籍，并没有过多地阐述戊戌变法的过程以及前人对于戊戌变法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来向读者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史事考》全书分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二、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三、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四、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五、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全书的开篇便以引用二十多位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来表明茅海建先生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各家之说进行补证。戊戌政变是以1898年9月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归政，囚禁光绪帝，开始倒攻清算，9月28日（八月十三）屠杀“戊戌六君子”止，这个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统称。而茅海建先生对于戊戌政变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光绪帝七月十九日未事先请示慈禧而独立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使慈禧新生嫉恨，从而导致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是导致戊戌政变发生的客观因素，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是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袁暗杀慈禧，此事被袁世凯向慈禧告密，但是茅教授的观点是，促使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西苑，准备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其中提到了伊藤博文访华，并将接受光绪帝的召见，光绪帝可能会借此机会向伊藤询问变法有关的事宜，甚至可能有意让伊藤成为清政府变法的外国顾问，慈禧认为此事简直是违背祖制，光绪帝和维新派有“里通外国”之嫌，再不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虽然袁世凯的告密不是起因，但是也从侧面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关于召张之洞入京与沙市事件，茅海建先生并没有着因为今年是戊戌年，所以就想看点跟戊戌变法有关的书籍或者史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了茅海建先生以及他的《戊戌变法史事考》，这本书是茅海建先生于2005年写就的学术著作，又名《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本人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终于拜读完。茅海建先生在此书中旁征博引，思路清晰，力求以足够客观的角度去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解析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高度重合的观点和结论。 戊戌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为理论依据的，以光绪皇帝和新任军机四章京为代表的，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此书作为历史学术类书籍，并没有过多地阐述戊戌变法的过程以及前人对于戊戌变法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来向读者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史事考》全书分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二、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三、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四、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五、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全书的开篇便以引用二十多位学者的论文和著作来表明茅海建先生自己的研究方向，以及对各家之说进行补证。戊戌政变是以1898年9月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归政，囚禁光绪帝，开始倒攻清算，9月28日（八月十三）屠杀“戊戌六君子”止，这个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统称。而茅海建先生对于戊戌政变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光绪帝七月十九日未事先请示慈禧而独立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使慈禧新生嫉恨，从而导致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是导致戊戌政变发生的客观因素，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是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要袁暗杀慈禧，此事被袁世凯向慈禧告密，但是茅教授的观点是，促使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西苑，准备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其中提到了伊藤博文访华，并将接受光绪帝的召见，光绪帝可能会借此机会向伊藤询问变法有关的事宜，甚至可能有意让伊藤成为清政府变法的外国顾问，慈禧认为此事简直是违背祖制，光绪帝和维新派有“里通外国”之嫌，再不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虽然袁世凯的告密不是起因，但是也从侧面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关于召张之洞入京与沙市事件，茅海建先生并没有着重描写，仅仅是一笔带过，本人对于个中事件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而关于张之洞对于变法，对于晚清政坛乃至中国的影响，在下一段我将结合“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详述，在这也不赘述了。 对于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茅海建先生引用的史料最多，我研读所耗费的时间也最长，似乎对于戊戌变法的影响也最大。我个人认为，当时的司员士民上书有点战国时期齐威王“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味道。从司员士民上书中，我个人了解到，当时各界人士对于变法的态度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激进、缓进和守旧。激进派不用多说，支持当前变法的进度和节奏，甚至有人支持全盘西化，文化方面废除文字，改用新创作的“拼音”作为中国的文字。而缓进派表示变法可徐徐进行，不可操之过急，并且在缓进派的心目中，张之洞可以作为戊戌变法的主持和指导者，因为他当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最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甚至光绪帝看了《劝学篇》之后也认同他的观点，并且要求印刷此书，倡导全民阅读学习。客观原因就是甲午战败之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逐渐在晚清的政坛中失势，翁同龢作为守旧派也失去了光绪帝的支持和信任，在清朝中央政府缺少实力派大臣的情况下，让张之洞进京主持戊戌维新工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守旧派就不用多说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变法，但是已经不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了。 戊戌变法中对于政治制度改革提出的基本观点就是设立议会，仿照日本和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此观点在司员士民上书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奏折提及，但是在这些奏折中却没有写议员的产生方法，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一、不完全了解议会制度；二、毕竟是给皇帝的奏折，从君主专制的角度来说，议会是分散君主权力的一个机构，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上书的人不好明说；三、同样的，向皇帝阐述的观点重在设立议会的好处而非议员的产生方法。但是殊不知，议员的产生恰恰是设立议会的基础，放弃基础而去大谈特谈上层建筑，其结果只是纸上谈兵。关于开设议会的好处，奏折中表达的观点大同小异，茅海建先生也阐述得很清楚，总的来说就是可以实现三权分立，能够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而弊端，我个人认为恰恰就在议员的选取上，以清末预备立宪为例，当时选取的议员基本上是满清贵族和朝廷大员，其中不乏守旧派，而且互相掣肘，如此之议会并不是真议会，只是假议会，如此之议院机构，政令根本不能执行，何谈改革，何谈效率？所以最后只能是导致了预备立宪的失败。 总的来说，司员士民上书的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府机构和制度、农业、实业、商业、经济、金融、教育、市政工程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缺乏相关的知识，所以上书中表达的观点也是含混不清，当时西方的进步思想也已经流入中国，但是一些人依然认为“西方平等均权会流毒中国”，且上书中言必称“泰西”，但是真正了解“泰西”为何物的，却没有几个人。其次，国内有一些让伊藤博文充当改革顾问的呼声，原因是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之一，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见识到了明治维新的成果，而且光绪帝在觐见伊藤的时候也对其大加赞赏并且询问了一些与变法有关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人囿于当时的观念，认为伊藤博文毕竟是“倭人”，会居心不良，而且后来慈禧发动了政变，最终导致了这件事情的流产。 由此本人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鸦片战争时期还是戊戌变法时期，人们的观念都具有时代局限性，包括现在的人们，观念同样存在局限性，而要想使我们的思想不落伍，就需要多接受新事物。 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中，茅教授开篇便指出，“由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清王朝长期在对外关系上以‘天朝’自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鸦片战争及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已经崩溃，但‘天朝’的观念仍是顽强地存在着”。“天朝”这个词语也是现今广大网友调侃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戏称。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何谓“弱国无外交”，也让我感觉到了其实光绪皇帝并不昏庸，只不过是受到了时代（封建制度、皇帝身份）的限制以及自身性格的缺陷，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五朝积弱”，爱新觉罗的列祖列宗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虽有“同治中兴”，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能算是中兴，而应该视为“中国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光绪帝也想“振兴祖业，扬大清国威”因此他支持和推崇变法，奈何当时的清政府已积重难返，又受到封建制度的阻碍，并且缺乏与变法相关的知识，不懂得变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节奏进行。但是通过与伊藤博文的交谈，与各国使臣的往来，也让他的对外观念逐渐适应了近代外交的节奏和步伐。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些其他的，关于朝鲜（韩国），朝鲜（韩国）自西周至清一直都是封建时期的中国的藩属国，朝鲜遇到困难了，我国总是无条件地帮扶之援助之，明朝时期的援朝抗倭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无数的祖先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生命，只为了朝鲜本国人民的和平。但是我在此书中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朝鲜改制，更国号为“大韩帝国”，并且看到当时的中国已没有足够的实力庇护自己，便要求清政府以平等的近代外交模式与其建交，还借助日本、俄国、英国之力来对清政府进行压迫，这一方面说明了晚清的国力已经弱到无法使朝鲜心甘情愿地成为藩属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朝鲜趁人之危，痴心妄想，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得国际社会对于自己国家地位的认可，但是由于国内的党派争斗以及来自日本的侵略，导致失去了中国庇护的“大韩帝国”仅仅成立了十三年就垮台了，这说明了，朝鲜（韩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心，这就导致了朝鲜（韩国）人一再地想要证明他们不是弱小的民族，弱小的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以及近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行径罢了。平等不是靠向别的国家乞求来的，而是靠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实力争取来的。 此书最后提到了“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因为戊戌变法多多少少是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日本出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考虑，对于中国发生的这一事件是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的，甚至在戊戌政变之前，在不妨害日本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愿意对中国提供帮助。日本在戊戌变法期间干涉中国的内政，左右光虚帝和慈禧的决策，以及当时的外相大隈重信，各任日本驻清公使林权助、矢野文雄等人的种种表现，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理念和经验，一方面是出于一丝丝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当然也不排除想要在中国强大之后攫取更多利益的野心，总之，戊戌变法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读完这本书之后，真是长出一口气，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方面感受到了茅海建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方面在读中国这段屈辱的历史时心中涌起的愤慨与无奈。由此引发了深深的思考，作为当代青年，为了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