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教者——敌基督者？

想要通过本书了解一个活着的奥古斯都意义不大，因为梅列日可夫斯基的目光死死盯住了尤里安的思想。

这位罗马皇帝生平中最激烈的两个时刻——公元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之战和公元363年的波斯远征——在作者笔下不过是承接的“事故”。在全书精巧而层层推进的思想实验中，它们仿佛故意显得如此简略，如此粗糙。

对于作者来说，真正的激烈是颅内的激烈：是马赛鲁姆习得的道貌岸然、是雅典的诸神洗礼、是罗马的匕见、是底格里斯河畔的犹豫……

我热爱本书，不是因为它如序言所说，展现了作者关于“基督与反基督”的对立面：一个人要么是耶稣的，要么是柏拉图的；或者，一个人要么是闪米特的，要么是希腊的；或者，一个人要么是耶和华的，要么是奥林匹斯的……我的确抱着这样的二元对立开启了本书，却发现它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

幸甚至哉。

尤里安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从东方的幼发拉底河到西方的塔霍河，从北方的哈德良长城到南方的阿特拉斯山，罗马在名曰“古典”的面具下展现出了无数的真实面目：它如此斑斓，因而无法简单地归为“教会”或“异教徒”。来自尼罗河上游的密特拉崇拜掺杂了波斯的阿胡拉·玛兹达，重新诠释了阿波罗的形象，进而在罗马晚期成为了无所不能的“太阳神”，与闪米特人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柏拉图的后裔们将“理念”的思想规范灌注到了宗教的热忱中，希望为激情怂恿的信仰划定秩序，为此不惜让基督屈于天父之下。

不要忘了，生活在同一时期稍晚的圣奥古斯丁虽然被后世尊为基督教“三博士”之一，然而连他也经历了从新柏拉图主义到摩尼教、最后回归天主教的路径。

即使是基督教内部，也远远没有达到后世以为的教会统一。其时的天主教，不如说是各个教派合称的群体。信仰的对象和教阶制远未确定。如何精准界定基督在信仰体系中的位置、如何确定耶稣身上人性和神性的组成，困扰着从亚历山大里亚到罗马的主教们和皇帝们；谁是教会的领袖？皇帝，罗马宗主教，还是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以及之后的耶路撒冷）这四（五）大宗主教？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寡头制还是多头制？这一切都悬而未决，而每一条岔路都意味着长达数十年、遍及数十个行省的乱象纷争。

尤里安面对的抉择，便是一个远远大于二的复数。它们互相汲取营养、互相攻讦，构成了一个信仰的光谱，信仰的网。在这样的环境下，“非此即彼”是一种奢侈，甚至敢于做出选择也是一种奢侈。

——他的皇帝（同时是他的堂兄、他的弑父仇人）君士坦丁乌斯二世，是一个基督徒，尽管他与他的父亲一样，用正教和阿里乌斯教派的教派之争作为统治的武器）；

——他的随身太监马多尼乌斯，信奉奥林匹斯诸神；

——他的授课老师尤色比乌斯，钦慕渐渐兴起的隐修制与苦行主义；

——他的朋友奥普塔提安，是个使希腊语的诗人；

——他的引路人马克西穆斯，是个东方哲学家。

在这光怪陆离的光圈中，尤里安小心翼翼地掩盖起了自己的信仰，如同那艘被他藏在神像底下的小小帆船。然而，他如何能够逃过它们的影响！他以为自己是个虔诚者，殊不知，这张怪网早就罩住了他的未来：你瞧瞧他想要做什么？让奥林匹斯诸神和基督的路重合起来！

他要造一个新神！

然而这并非全无可能，因为他身上流着跟君士坦丁大帝一样的血。公元四世纪的皇帝早就不是数百年前的执政官。曾经让尤里乌斯·凯撒身披刀斧的独裁权力，如今成了“奥古斯都”的权利。即使尚未将帝位与神位连成一体，那一身紫袍却已经与神衣无异。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里塞努斯在他的著作中将尤里安当做古希腊的英雄复生，他蹈足波斯的战火，如同赫拉克勒斯从神那儿得来的使命。

然而果真如此么？尤里安与古希腊英雄？甚至说，尤里安与古希腊的神？

他以为自己是个古神的虔诚者，对基督教的信仰不过是他的面具。然而历史借着梅列日可夫斯基发出了一声叩问——

欺骗究竟是你的面具，还是你的本心？

你借着古希腊诸神质疑基督教，又何尝不是借着基督教质疑古希腊诸神？

难道名义上的“叛教者”尤里安，不是一个不虔诚者，而只是一个怀疑者么？

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因为尤里安从未看清自己的信仰。在这里，历史用了一重障眼法：它为尤里安设置了一个貌似二元的选择，就像梅列日可夫斯基为读者设置的障眼法一样。

尤里安以为马多尼乌斯信奉的是奥林匹斯诸神，殊不知那只是诸神的偶像：那个凝固的阿波罗的雕像，那个狄奥尼索斯的纸面具。它是数百年来被“罗马化”的结果。信徒借着这层皮相宣泄自己的激情，包括信仰的激情和玩乐的激情。在那层薄薄的石膏底下，是早已消逝的希腊精神；它伴随着苏格拉底的到来而消逝了。

那么新柏拉图主义就更高一筹了？不、不、不，新柏拉图主义是一重安慰。它建立在伊壁鸠鲁学派的遗骸和斯多葛学派的回音之上。正如罗素所言，罗马是个思想的狂野沙漠。任何深邃的理念都无法在其中扎根。新柏拉图主义秉承着对古希腊哲学的“怀疑”精神而生，如今却连“怀疑”也丢了，只剩下“秩序”，和被“秩序”摧毁后的对“幸福”和“慰藉”的追逐。至于尤里安后来的精神向导马克西穆斯，自诩为一介哲学家，却不过是个术士；尤里安只有在堕入神秘主义的虚空中时才会与他的幻象碰面。

那么基督教呢？撇开依然还在纷争的派别，隐修制是圣奥古斯丁曾经感兴趣的修行，却从来不为尤里安所青睐。需要认清他的一点便是，他从来没有一颗宁心，那颗属于紫衣家族的帝心从来都在蠢蠢欲动。然而正统教派和阿利乌派异端的冲突在尤里安看来不过是藓芥之争——他同他的堂兄君士坦丁乌斯二世、叔伯君士坦丁一世大帝一样，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争端有着朴素的认知：凡人不应受此困扰，而当权者理应超然于此。甚至他的野心更大：他不自觉地要将渐成显学的基督教和古老的多神教的争执利用起来，来摊平他人格实现的道路。

也许唯一能够打动尤里安内心的，只有那个在雅典体校里掷铁饼的少女身影。阿尔西诺亚是罗马贵族的子嗣，也是希腊诸神的虔诚信仰者。她可不是嘴上说说或是报以怀念，如同尤里安的诗人朋友一样。她（或者说作者）抓住了奥林匹斯信仰的一个本质特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一种不息反叛的意志。是她最早启发了尤里安的希腊信仰。在她的面前，尤里安先是寻到了一个可以同行的人，从而才寻到了一个可以爱慕的人。这种心理的进程与寻常的叙事不同。尤里安不是凡夫俗子，寻常少女打动不了他那一颗高蹈的心灵。唯有另一颗高蹈的心灵才能让他找到原始的生存激情。那不仅仅是爱情，而是“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共鸣。

然而，恰恰就是这个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的化身，在尤里安征战高卢之时，竟然因为胞妹的死亡而转信了基督教！当尤里安在波斯的帐篷中再次见到她时，这个朴素的女修士与曾经的少女形象重叠起来，竟是第一次让尤里安看到了命运！正因为在尤里安的一生中，既没有人像曾经的阿尔西诺亚一样虔诚地实践着古希腊之道，也没有人像如今的阿尔西诺亚一样虔诚地敬畏着最高的神，因此也就没有人有过如此彻底的转折。与阿尔西诺亚相比，无论是世人的虔信基督还是嫉恨诸神，不过都是充斥着世俗的暧昧。他们从没有过思想上的决断。

在她的面前，尤里安仿佛在镜子里第一次见到了他自己：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者。他和阿尔西诺亚处在信仰的两极，他们之间隔着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梅列日可夫斯基将尤里安与阿尔西诺亚的重逢放在了波斯战争的末尾、尤里安的败师撤退这一时机显然用意极深。他始终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并非仅仅为了展现一个人的生活，更是为了展现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没有阿尔西诺亚的出现，尤里安不过是经历了一次英雄的折戟，他可能会继续执迷不悟，就像他强迫民众造访无人问津的阿波罗神庙一样。他可能会再次奋起、再次强迫这个世界欲其所是。然而就在这个悬置的关头、这个迷惘的关头，他迎来了思想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无法理解，当初那个雅典体校里的沐浴着光芒的身姿，如何成了现在的长袍下的阴影？可她们分明又是同一个人！

因为光已落下，而尤里安被暮日闪花了眼。

尤里安一直以为自己代表着古老的世界，在与新世界进行斗争。直到此时他才看清，古老的世界早已遗失，留下的不过是风流余韵；而新的世界建立在坚硬的磐石之上，而且还在不断加固。这土里有着过去的好闻香气，可是考古学家终究不能重现古典的复兴。他一直以来都忽略了，缥缈的古神信仰已经和世俗的、太世俗的罗马世界不相符合了。它希求着一种新宗教，而教阶制的基督教如同攀援的藤萝，沿着罗马帝国的梁椽搭建自己的宫殿。它的信徒不惜把自己贬为仆从，也要建立尘世的天国。正是这种作奴仆的意愿贪婪地吸吮着古老的香气，然后像放屁一样排出来。

与阿尔西诺亚的会面将他从这种无力的盲目中拯救出来——将他从自欺欺人的信仰中彻底打醒：他以为自己信仰的是希腊诸神，结果只是希腊名字的罗马雕像；他以为自己学习的是柏拉图的哲学，结果只是摸到了普罗提诺的门径；他以为自己反对的是基督教，结果只是反对以基督教为名的罗马皇帝和罗马帝国。正如阿尔西诺亚所说：

我知道，你是爱他的。你别说话，是这样，这就是你的诅咒。你在反对谁呢？他怎么能是你的敌人呢？当你的嘴诅咒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时，你的心却渴望他。当你为反对他的名字而斗争时，你却比那些口口声声离不开‘上帝，上帝’的人更接近他的精神。因此，这才是你的敌人，你的敌人并不是他。你为什么比那些加利利教修士更厉害地折磨自己呢？

是啊，为什么呢？在尤里安临死之前，他是否读懂了自己的想法：他并不反对某一个宗教，希腊教、罗马教、加利利教——他反对所有的教派！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一个个的人身上，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择做奴隶，而不愿意做主人！而他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憎恨，并非对那人本身的憎恨，而是对他的名字的憎恨！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一个人的名字活得比一个人的一生还要长，为什么要让一个名字、而非一个活人世世代代受到顶礼膜拜！

也许他至死都不明白，可这不妨碍他做出最后的英雄的决定：他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被人传颂；他要蹈向自己的死亡。

在他之后，基督教以破竹之势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抵抗“历史的洪流”了，有的不过是对它的缝缝补补。直到一千五百年以后，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年轻的语言学教授才向历史的洪流发出了第一声振聋发聩的宣告：

上帝死了！

尼采仿佛跨过遥远的长河，寻觅到了尤里安眼中那个无人问津的阿波罗神庙。尤里安当时呼喊着一个信徒，他不知道，当这个“信徒”真正来到的时候，却不满足于仅仅是一个信徒。因为他不仅看透了基督教的本质而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希腊诸神，同时也看透了希腊诸神的本质。这是尤里安所不自知的。无独有偶，尼采选择了尤里安曾经哓哓疾呼的两位神祇作为自己的开门题词。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激情澎湃地向世人重启了一个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世界。

尼采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志业正是尤里安未曾自知的理想。当他在《敌基督者》中歌颂了耶稣的功勋，却鄙夷他遗留下“教士”这一毒瘤时，他完成了尤里安希望的致命一击。

是的，无论是尤里安还是尼采，他们都不可简单称之为“叛教者”。他们并非背叛或者逃离了这个信仰——他们压根就不要去信仰。区别在于，尤里安是个一生都裹在狄奥尼索斯的洪流中的怀疑者，而尼采依靠着阿波罗的明见，成为了一个杀手。

他们最恰当的称号，是敌基督者。与基督的理想为敌，与（任何）教会为敌，与反个人主义为敌。

也许尤里安用了一辈子去怀疑，直到终点都不知是否醒悟。然而他比尼采更胜一筹之处，也正是在于他一以贯之的怀疑者形象。尼采颤巍巍地停在了深渊前的某一步，有那么一瞬，他以为自己动见洞见了真实。为此他写下了一整篇《权力意志》。若不是他“及时”（从任何其他角度而言这个词都是不恰当的）疯了，停止了他的确证，他也许就背叛了自己。我们不知道尼采是否仅仅是把“权力意志”作为一系列思想实验中的一个，是否亟待着完善这个实验、然后亲自推翻它——我们不知道未发生的历史会是如何。然而“权力意志”太过诱人，真实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它让尼采变得太像柏拉图了，让尼采差点就要成为海德格尔口中那个“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者”了。

幸而他没有完成。幸而他失败了。也许如此，尼采才得以伟大。

而尤里安呢？他无心伟大。他将怀疑持守到了最后。要找的那条“希腊诸神与基督的同一”的新路，他从未找到，却不停地寻找。无论他外在的名字是什么，尤里安、凯撒、奥古斯都、叛教者……他都不在意。如果说人的思想是一座深渊，那么尤里安就疑虑地、却坚定地将自己的目光投入其中。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而尼采的出现，便是深渊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