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了主线

读以赛亚伯林札记 伯林说自己的思想有三条线索:英国、犹太与俄国。实际上其中俄国部分给他的最少，基本上停留在记忆和俄语的层面；20世纪犹太血统让他拥有民族主义的热情，并且影响到其多元框架下对民族的思考，虽然大部分时候他是英国式的冷静、幽默。另外，他是英国式学者还有一个证据，他并非一个体系的构筑者或激烈的批判者，而是一个睿智的评论家，富有思想上的敏锐与情趣。从反面也可以指责他的思想有些杂乱无章，人们不得不从一系列文章乃至广播稿中寻求其真意。更深一层的说，他无法建筑起完整的、包罗万象的解释体系，如同他不喜欢的Hegel或卡马那样，这既是英国风格，也是自由派思想家的特性，他们历来在智性上（至少似乎）显得更加肤浅凌乱，无法提供（无论是懒惰者还是注重精神的人）思想归宿。 作为浸淫在英国氛围里的思想家，伯林对法国启蒙的思想传统并没有太大的亲和感。所以他的《启蒙的时代》大部分内容叙述的都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而不是法国的启蒙派（伏尔泰与拉美特利都仅仅占了几页），伯林自己是这个传统的后人，而没有走到艾耶尔一系有些过分的实证派去。这些经验主义哲学，从洛克经过贝克莱到达休谟，实际上日益把理性的专横肢解了。他们从认识论出发，回应了当时的信念，这种信念主要由牛顿引起，也就是把世界装在一个精确的物理框架里。其哲学上的代表则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理性主义。 伯林对休谟的思想报以同情与赞扬。不过休谟--作为英国绅士的典范，温和而肥胖，带有同情心的幽默感与讽刺力--却也成为哈曼的武器。哈曼是“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之一。伯林对启蒙的反面加以关注，在《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里论述了三位反启蒙的思想家:哈曼、赫尔德与维柯。维柯区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后者被认为不能使用前者的方法来研究，而这正表达了伯林对启蒙运动的不满。他被认为是一个被遗忘的先知，在死后很久才被重新发掘。相比之下，哈曼与赫尔德是启蒙时代的人，对于启蒙有体认，其反启蒙思想也更有影响。哈曼是康德的同事，却不认同他的观点，与注重理性的康德不同，哈曼从根本上反对理性的作用，相反，在他看来，唯有信仰上帝、直接感应上帝才是正途。他对启蒙者不屑一顾，运用休谟的思想去颠覆现代思想。现代思想的一个源泉是笛卡尔，他提出通过演绎推理可以从先验的源泉获得关于现实的知识是可能的。然而休谟颠覆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从一个事实无法推导出另外的事实，必然性只是逻辑的象征性的关系而非真实的。所以，一切知识实际上都归于信仰。休谟无疑是投下了重磅的思想炸弹，他本人倾向于不可知论，康德为了回应他的命题构建了哲学大厦 ，而哈曼用它作为打击现代思想的武器。他不认为理性能够和信仰对立，更不可能用理性代替信仰；相反，理性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所以，智慧不是来自于理性和科学，而是来自于信仰与生命。他毁弃了一切哲学乃至神学的理性建构起来的大厦而通过直接经验面对上帝。哈曼认为一切体系都只是所谓理性的辉煌的虚构，试图完成普遍性的一统，然而现实却是多样的，并不能被逻辑锢制。一切理性所假设的普遍性与连续性都不能自己成立，而必须依赖于上帝。在政治上这反映为对自然法观念的反对，因为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自然法不过是后人的虚构，真正重要的则是过去，因为现在依赖于信仰，而信仰来自过往。由此哈曼捍卫古代的制度与惯例来反对普遍的确定的没有变化的“自然体系”，他认为这是对灵魂的保卫。哈曼又相当重视语言，因为语言就是思想；他认为一切思想必然是象征性的，不可能脱离语言。然而，来自于激情的意向优先于词语，所以，思想依旧是来自于激情--实际上就是来自信仰。这种观念加强了他的神学，因为现在可以把一切思想归于神的语言了。 哈曼并不特别为人重视，他虽然相当富于天才与吸引力，却太过异端，不足以引领潮流。在这个方面他无法与赫尔德相比，因为赫尔德开启了民族主义的潮流。赫尔德鼓吹语言的重要性，并且强调每个族群的特异；他认为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不可能在一杆秤上称量。不过他并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其后辈费希特似乎就有这样的倾向。以伯林的观点看，赫尔德主张的是多元而不是相对，而且赫尔德承认多种文化特质的事实，并且并不认为应该予以强制的改变。无论哈曼、赫尔德，抑或更早也更富有预见性、拒绝任何永恒普遍法则的维柯，他们之所以被伯林放在一起讨论，盖因他们反对启蒙运动中一元化的思想，这一种思想--对于这个世界有一唯一的解答--被伯林认为深刻的植根于西方思想源流之中，而在启蒙运动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中又得到了发扬，尤其是在于由自然到人文、社会的普及化使得人们的思想走向了一元化与决定论。因此他甚至愿意以某种同情的笔触，写到迈斯特等被视为极其反动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反一元的重要思想家。 当然，启蒙中对自由的张扬，并未受到伯林彻底的否定，毋宁说伯林试图“正本清源”，把一部分思想家从自由的谱系里去除掉。著名的《自由及其背叛》就是一部这样的批判性作品，围绕自由做了思想与思想史双重的辨析。事实上，这起源于他对Stalin的批判；然而随后他认为钢人的反自由却与号称“自由世界”的西方存在部分共同的思想源流，因此他并未停留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上而是做了梳理工作。最明显的敌人是迈斯特这样公开的“反动分子”，号召黑暗的血与刽子手意向，实际上，他却是十分超前的，他对理性脆弱性的批判与因此对传统、秩序以及相应的国与王的呼唤构成了法西斯的不受发现的先知书。而第二类则是启蒙派里的自由赞美者，然而爱尔维修通过把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上升为唯一的法则，而把自由用幸福扼杀了；伯林在这里看到的是技术-福利统治的先知。比他更有魅力的是圣西门，他鼓吹技术、发明与进步；这些事物与能创造它们的新精英将带来计划好的效率与人道的社会。自由同样被窒息了，并且比爱尔维修世界显得更加美好。伯林最为着重指出的乃是“敌自由”，他们直接宣扬自由，却“逆转主题”而把它陷于反面，激进的卢梭被视为一个代表人物，虽然自由被视为不可让渡的绝对价值，但是定义却变成了社会合作与正当行动，以至于出现了“强迫自由”，因为自由被视为根据道德和真我引导自己的能力--并且因此在政治上体现为对公意（主权者共同意志）的服从，从而被伯林视为一种奴役（伯林对卢梭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读）。费希特则把这个比当下的我们更高的真实自我从Kant的普世道德换成了德意志民族。黑格尔进一步把民族的命运或者共同的意志上升为世界精神与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从而使自由变成了对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强权的顺从。虽然即使伯林的支持者也认为这样的解读是有简化的嫌疑的，不够精深微妙，但却也是富有洞见和说服力的。无疑，这里引出伯林在理论上的著名成就，即对自由的两种概念的区分--积极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时常被简化的利用或攻击。不过，确实可以概括的说，消极自由乃在于“一个人能够不受他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而积极自由来自“个体成为自己主人的欲望”。虽然这两个概念并非穷尽了所有自由概念，不过确实是较为重要的用法。伯林并未宣称积极自由是坏的，相反，他支持接近其个人主义的积极自由；然而积极自由蕴含的观点，即自由来自于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情况却使得它能够迅速的滑向对自我的抛弃与对所谓的真正自我，或者历史、理性等等“myth”的服从，这样，自由就被逆转为奴役了。相反，作为以不受阻碍为定义的消极自由，则不易发生这样的逆转。虽然这样对于个人自主式的积极自由过于严苛，但伯林的主张“自由就是自由，不是知识，也不是对历史的服从”依然值得我们铭记，换言之，自由是一种独立的价值，而不是一种附属物；因此他不能接受自由被代换或者决定的情况。 伯林相当坚决的反对决定论，与其说出自历史家的事实视角，不若说是来自其价值判断。他认为决定论是反道德的，因为决定中道德这一仰赖于自由选择的范畴就被取消了。他不相信科学主义里人类能够被还原为简单的法则组来决定，也不相信人类是浪漫主义一般出自一种“本己自我”。他捍卫人的自由与人本身，宣称:“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的意愿去选择的能力”，关键在于选择“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而是“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是自由的幻像”。 伯林的多元论是指价值而言的，虽然他主张存在一些普世性的善，然而，价值中至少有许多种的基本价值，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其他价值，而且基本价值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并且，伯林宣布，这些基本价值是不可通约的，或者是同等终极的，这使得相互冲突不能用一个高低排序表加以解决。伯林的目的乃在于导向对一元论--他坚决认为是专制源泉的想法--的反对，然而这也使得自由主义--虽然确实较为温和宽容--难以被确立起来。伯林似乎并未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而相对主义足可导致一种敌对，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就是这种相对主义的产物。伯林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事实上，它成为了令马祖师的决定论失败的一种力量，并且促成了犹太人的复苏。然而它也与灾难联系在一起。伯林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违反其多元论理论的前提下把它归到一个轨道中，但这似乎难以做到。 一个思想现象是，对许多自由主义者而言，伯林被视为20世纪主要的两个自由派思想家之一，与哈耶克同列。事实上，两人都强调对基本的且较为谦卑简单的自由概念的捍卫，并且都反对启蒙运动中的一元论（或者以哈式叫法，唯理主义），然而两人并不相同。伯林对哈耶克并不特别有好感，并且反对右翼的放任主义，他对把积极与消极自由理论简单的套用到主要是社科层面的哈耶克理论，作为其哲学的依据的做法并不满意。而哈耶克也并不感受到伯林对他的任何影响与启发。伯林试图批判的是一种一元论的传统，而哈耶克攻击的乃是理性的僭妄；虽然由于历史巧合，启蒙以来的部分传统恰好同时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但这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伯林在意的是价值、思想、意识形态，而哈耶克试图捍卫作为“自发秩序”的市场。伯林把哈耶克归于极端的右翼放任自由主义者之列，这令其波兰对话者有点失望，她试图把两人的思想合流。无疑，对于英国人来说，伯林的思想更加温和（也收到了许多反对），而哈耶克太偏激了；但是对东欧人来说，伯林显得是一位杰出但隔膜的自由思想家，哈耶克却如同先知。

可惜没有分析其思想史的细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