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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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的反科学主义倾向表达在后来得到广泛阅读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1961）和《哲学的目的》（1962）中。在那里，他把哲学的领域精确界定为既非经验的也非严格演绎的研究区域。毋宁说，它处理的是像“什么是时间”之类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回答，也不能通过逻辑演绎来回答（CC,2）。正是在这些情形中，当我们并不清楚哪里或怎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我们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大多数人带着迷茫和怀疑看待这种情形，而柏林相信，自然的倾向是把它们与能够用经验的或形式的方法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思想史就是“一长串的弑父故事”，在这个序列中，新的“科学的”学科杀死了哲学的母体（CC,5）。这一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梦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人类行为和制度的研究中去，用“社会科学”的井然有序的数据和法则去取代哲学的无法回答的问题（CC,5-6,161-162）。但是“这个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误解了它试图去回答的问题的性质（CC,7）。科学对哲学的弑父行为是绝无可能完成的，因为总是会有科学无法包括的难对付的问题。 (查看原文)

  夏夜寂寞属壁虎 2赞 2019-05-22 15:50:54

• 由于自由在现代世界中被普世地认为是肯定值得欲求的，因此各种派别的意识形态的政权都声称它们的政策是自由的。但是，伯林针对这种夸大自由的意义。使其变得空洞并因此失去价值的做法发出了警告。“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不是公正，不是正义，不是文明，也不是人类幸福或者良心的平静。”（L,172） 依然是积极观念，而非消极观念，更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夸大。伯林举了几个例子，自由与服从的混淆只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自由与知识或理智的混淆，它得到了自我主宰（自由就是被自我的理性部分掌控）这一传统观念的鼓舞。 (查看原文)

  夏夜寂寞属壁虎 2019-05-25 09: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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