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页 第二章 三条主线

伯林的反科学主义倾向表达在后来得到广泛阅读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1961）和《哲学的目的》（1962）中。在那里，他把哲学的领域精确界定为既非经验的也非严格演绎的研究区域。毋宁说，它处理的是像“什么是时间”之类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回答，也不能通过逻辑演绎来回答（CC,2）。正是在这些情形中，当我们并不清楚哪里或怎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我们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大多数人带着迷茫和怀疑看待这种情形，而柏林相信，自然的倾向是把它们与能够用经验的或形式的方法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思想史就是“一长串的弑父故事”，在这个序列中，新的“科学的”学科杀死了哲学的母体（CC,5）。这一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梦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人类行为和制度的研究中去，用“社会科学”的井然有序的数据和法则去取代哲学的无法回答的问题（CC,5-6,161-162）。但是“这个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误解了它试图去回答的问题的性质（CC,7）。科学对哲学的弑父行为是绝无可能完成的，因为总是会有科学无法包括的难对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