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多元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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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反科学主义倾向表达在后来得到广泛阅读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1961）和《哲学的目的》（1962）中。在那里，他把哲学的领域精确界定为既非经验的也非严格演绎的研究区域。毋宁说，它处理的是像“什么是时间”之类的“古怪问题”，这种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回答，也不能通过逻辑演绎来回答（CC,2）。正是在这些情形中，当我们并不清楚哪里或怎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时，我们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哲学问题。大多数人带着迷茫和怀疑看待这种情形，而柏林相信，自然的倾向是把它们与能够用经验的或形式的方法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思想史就是“一长串的弑父故事”，在这个序列中，新的“科学的”学科杀死了哲学的母体（CC,5）。这一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部分梦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人类行为和制度的研究中去，用“社会科学”的井然有序的数据和法则去取代哲学的无法回答的问题（CC,5-6,161-162）。但是“这个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误解了它试图去回答的问题的性质（CC,7）。科学对哲学的弑父行为是绝无可能完成的，因为总是会有科学无法包括的难对付的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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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在现代世界中被普世地认为是肯定值得欲求的，因此各种派别的意识形态的政权都声称它们的政策是自由的。但是，伯林针对这种夸大自由的意义。使其变得空洞并因此失去价值的做法发出了警告。“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不是公正，不是正义，不是文明，也不是人类幸福或者良心的平静。”（L,172）
依然是积极观念，而非消极观念，更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夸大。伯林举了几个例子，自由与服从的混淆只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自由与知识或理智的混淆，它得到了自我主宰（自由就是被自我的理性部分掌控）这一传统观念的鼓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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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像伏尔泰和孔多塞这样的启蒙哲人所鼓吹的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鄙视，这种理性主义在19世纪被像蒲鲁东这样的激进改革派，和像马克思的父亲那样的自由派人士继承了下来。根据这种观点，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与道德信念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理性的力量足以击败压迫人性的邪恶。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暂时的阻碍，由理性教育的能动性所推动的真理和正义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扫除这一切问题。伯林写道：“对马克思来说，这是所有理想主义的谬误中最古老、最为人熟知和最经久的一种……他自己的父亲和同时代人所相信的理性和道德上的善最终必定会胜出的理论，已经由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黑暗时期所发生的事件而信誉扫地了。……理性和美德自身就将导致道德进步，这种18和19世纪自由主义典型的自信，在伯林看来就如同在马克思看来一样，乃是一种乌托邦之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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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验主义变成了狭隘的唯物主义，这把价值和理想的作用几乎降至于零。经济要素不但被理解为发挥着核心作用，而且是社会结构和变迁“唯一起作用的原因”（KM,123）。于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就产生了它自身的科学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被看作是决定所有人类活动，并因此预示了抛开了道德论证的正在到来的革命——伯林写道：“因此，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几乎完全没有对最终原则的讨论，也完全没有为他与资产阶级之对立进行任何辩护。”（KM,15-16）马克思的立场倾心于回避甚至是贬低道德辩护的语言（KM,8,9）。这是为了与他的体系的逻辑保持一致，根据后者，价值与理想仅仅是基础物质原因的上层建筑表达。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伦理关切会因为对于被看作是历史运动所“给予”的任何目标的排他性的、坚定的信奉而被牺牲，而目标本身却不会被质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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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政治观念》的最基本观点与他正在成形的多元论是完全一致的：他所确定的自由和安全之间的，那种根本的价值冲突及其蕴含的所有困难都应该被看作是多元论的。这种冲突不应该被理性命运或历史目的或整个民族产物的修辞所忽视或隐瞒。极权主义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禁止提出将会揭示这些困难的问题，而当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制的特点却是回避这些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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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坚持承诺各自不同的价值能够得到某个单一的、严密的体系的支持，一元论混淆了这些各自不同的价值。最终，通过允许用服从于真实自我的要求或民族的历史使命等定义自由，一元论促成了自由的逆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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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赫尔德来说，不存在从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的线性计划，只存在各个文明不可通约的主张，每个文明都有其自身不能放弃的一套信念和价值。这个观点被柏林特别挑选出来，作为自己价值多元论的预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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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柏林，反启蒙和浪漫主义源于同样的文化母体，即18世纪晚期的德国...
这与德国人受伤的自尊有关。当他们不能以更公共的方式行动或者表达自身时，他们便退回自己内在的城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酸葡萄形式.......你逐渐依靠一种密闭的壁垒去寻求收缩自己脆弱的外表，紧闭自己——你试图尽可能少受些伤害。”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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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把自己的“英雄时代（magnificent times）”看作是优先于之前历史阶段的，因为人性在此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看到我们为自己的进步已经支付了真实、绝对的代价。荷马时代和18世纪的那不勒斯相比是野蛮的，但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产生像《伊利亚特》那样伟大的作品。一个没有《伊利亚特》的世界可能在整体上是更好的世界，因为它更充分地体现了根本的人类价值。但它依然是缺少《伊利亚特》的世界，后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样表达了深层的人类价值。维柯的这种判断是对多元论何以区别于相对主义的经典阐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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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馈赠给我们自由和宽容，但也给我们留下科学主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以及最终通过对技术专家乌托邦的信念演变而成的苏联极权主义。我们从反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中继承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形式和侵略性形式，它在20世纪法西斯的极权主义中登峰造极。但柏林认为，启蒙的批评者也在智力上馈赠给我们所有形式的极权主义的解毒剂，即价值多元论的观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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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论者可以承认各种价值是深刻地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真实的并且不可避免。但是依然主张所有这些冲突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至少可以有三种方式。首先，一元论者可能论证所有善都可以被化约为某种基本货币，最好的决策就是最大化这种货币。这种一元论的经典榜样就是（各种视角的）功利主义，据此，所有人类都可以被还原为（具有不同定义的）“效用”这一超级价值的单位。正确的行动就是产生最大效用的行动。其次，一元论者可能主张即使善不能被通约，也依然可以被排列，因此更高的善总是凌驾于居下位者。例如，他可以主张自由总是高于平等或效率。第三，一元论者可能论证存在一个唯一得到理性辩护的决策程序，它可以在不求助于基本货币或排列时解决价值之间的冲突。康德的定言令式就可能为这种方式提供案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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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认为，一元论的想法是政治专制主义最深刻的基础，最终也是20世纪极权主义最深刻的基础...
柏林认为，积极自由之所以会变得危险，是因为本己的自我被认为是依据唯一、正确的人类善而生活的人。因此，道德一元论应该为积极自由受宠于20世纪的独裁者负责。同样，一元论支持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流派，从那里发展出圣西门和马克思的专家治国论。道德只有在被认为是与物理世界类似的唯一融贯的规则体系时，我们才能期待关于人类行为的最终客观的科学，这种科学将会产生由专家管理的法律。
更为普遍的是，一元论通过乌托邦主义的方式巩固了极权主义。一元论的吸引力在于，它被期望能给我们提供一套公式，任何道德问题都可以从这套公式里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我们知道了真正的道德体系，它将确保我们敉平所有政治冲突，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普世地赞成唯一的生活方式。这是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信念。柏林认为，这一清单应该马上被暂停，因为他们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精神资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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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世界，是我们在同样终极的目的之间，在同样绝对的主张之间做出选择的世界，其中任何一个的实现都必然会引起其他的牺牲”。价值多元论的观念更好地描述了我们所了解的道德世界。按照多元论的观点，基本人类善并不总是相容的、可排列的或可通约，而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频繁冲突的，有时候与其他一些还是不可通约的。这是一个分歧与两难的世界。如果善最终是不相容的，那么即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善是不可排列的或不可通约的，那么当它们冲突时就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形的唯一正确的决断方式。每一个不可通约的善都是自己的尺度，随着环境的不同，将会存在许多合理的方式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后，在多元论的世界中，不可能有道德或政治完美，也不可能有对所有道德、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与一元论乌托邦主义沦落为对极权主义专制的标准论证相应的是这种观念：某个目标优先于其他目标，能够证成任何的牺牲。没有任何单一的价值，或者狭隘的价值序列能够支撑起这样的道德分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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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元论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真正的价值都会相互契合，以至于任何正确行动都不会涉及绝对的损失，而只有绝对的损失才是可以被怨恨的。例如，基于功利主义基础而被证成的行为会最大化人类善（快乐或偏好的满足），不论这些行为的代价是什么，它们都必然会被可以通约的利益所抵消。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即便在正确地行动时，我们也经常会面临充满了怨恨的损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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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多元论可以被认为是包含了四种构成性要素的：1. 普世价值的观念；2. 强调价值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3. 注重价值间冲突的频繁、常见和剧烈性；还有4. 许多人类价值彼此不可通约的关键主张。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