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震宇：康托洛维茨与史家品性

来源：《书城》（Book Town），2018年05期。

作者：徐震宇（华东政法大学）

1950年康托洛维茨申请普林斯顿的职位，自述已完成《国王的两个身体》书稿。三年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约瑟夫·斯特雷耶写信给普大出版社，极力推荐这部书稿。出版社选定两位审稿人，斯特雷耶之外，还有中世纪史家盖恩斯·波斯特。然而，康托洛维茨迟迟未交最终的定稿。他向出版社表示，还需要再加一章，那就是最后关于但丁的部分。斯特雷耶后来说，他觉得莎士比亚和但丁两章与全书主旨关系不明，曾劝康托洛维茨删去，但作者并未听从。波斯特对这部书稿大加赞赏，不过，他也提出，如果能有“5-10页的简短结论，把主要论点归纳起来”就更好了。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康托洛维茨一生的杰作，是这位广博的中世纪史家学术产出的巅峰，将多年来积累的各项研究串联起来、融为一体，作出了这一串绚丽的宝石项链。然而，尽管读者略微浏览就可以看出该书极深厚的学术功力，但是，“没有结论”也确是令人沮丧的事实。从康氏拒绝斯特雷耶的建议，我们可以知道，这实在是作者有意的坚持。从这一点出发，或许也可以看出他作为中世纪史家不懈追求的某些品性。

一、史家的节制

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康托洛维茨表现出对“下结论”的极大节制。读者会不时遭遇这样的情形：在一大段针对某一观念有理有据的论证之后，作者拒绝在这一观念与之前或嗣后的另一观念之间建立“发展”的关联，即便两者看起来很相似。

因此，《国王的两个身体》有异于我们惯常看到的“思想史”研究。在后者的领域，研究者往往追求释明某种“思想发展的线索”，试图从人物、文本和观念出发，建立某种前后承接的联系。读者常会遭遇“某甲的这个观点进一步发展，到了某乙那里，形成了怎样的突破/变化/综合”这类描述。而评价思想史研究的标准，通常是是否“厘清了线索”，只有向读者展示一条清晰可辨的思想演进路线，才是好的研究。

康托洛维茨拒绝了这种做法。《国王的两个身体》考察了许多观念，但是，作者极少在两个观念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反而常常提示，这样的联系很可能并不是事实。因此，有人评论《国王的两个身体》“反语境（上下文）”，确有道理，因为康氏拒绝将思想或观念置于“上下文”中就可以理出一条发展线索的方法论设定。《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的章节安排并无时间顺序，甚至难寻“逻辑关系”，与作者在下结论方面的节制有天然的关系。

康托洛维茨为何如此节制？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他经历过纳粹的统治有关。纳粹德国时期，学术界拜服在希特勒脚下，各种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学术观点层出不穷。康氏在“前言”中直指这类“政治神学”被发挥成了“妄想症”，令众人“拜服于最诡异的教义”，并斥之为“意识形态的蜘蛛网”。而史家的劳苦，即考证和梳理历史材料的工作，本身就是治疗这类意识形态病症的良药，远胜“嗣后的思考”，即轻易作出、貌似箴言一般的论断。康托洛维茨甚至并不直面这类意识形态内容，而只是平实地摆开史料，考证、梳理、再确认，一边反复提示不要着急下断语。

在中世纪史领域，这种节制的做法甚至更多了一层天然的保障。近代史学大略由兰克始，方法为之一变，从文学性转向科学性，强调档案考据、如实直书。然而，档案并不能确保“无立场”。档案本身就意味着以国家为前提。史家若完全以档案为准，在最深层次上，很难不以国家本身为前提。而中世纪史的特点则在于，当时还没有现代国家，尤其没有官方档案，更没有以官方档案为“客观性”保障的观念。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运用了许多不同的材料，学者的著作、法学家的注释、礼仪书，尤其是图像。这些材料的运用，使他得以脱开国家的前提，探索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呈现的各种观念现象。

尽管史家不免有立场，且历史研究总是关照当下，但是，退开一步观察过去、节制自己的论断，是史家的美德。

二、 史家的广博

《国王的两个身体》令读者直接感受到的另一特色，在于作者的广博。

当年，康托洛维茨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传》出道，遭遇成名学者指责后，沉浸在资料馆，以一本纯由注释和说明文章组成的附卷成就了一段学术传奇。自此以后，他就登堂入室，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专业研究者。在德国学术传统中，广泛地收集材料是基本要求。康托洛维茨在前言中自述收集到了许多罕见的中世纪法律材料，表示脚注中留下了许多拉丁语引文，因为美国的大学未必占有这些材料。其言辞虽谦抑，却也隐隐透出一丝对自己材料功夫的自信。《国王的两个身体》充满了脚注，有的页面上，正文尚不及脚注内容多；某些正文轻轻掠过的地方，在脚注里却牵连出一个极大的问题。

康托洛维茨娴熟地运用各种语文的材料，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同时又涉足不同学科，从史学到法学，兼有神学、思想史、政治学，尤其是图像学。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有大量对图像的分析，从中找到特定观念的反映。

康托洛维茨去美国之前，就对图像学很有研究，被赞誉为很有成绩的艺术史家，与瓦堡学会有许多联系。他曾经一眼就指出了一幅被认为是十五世纪荷兰画家罗杰·范·德·维登（Roger van der Weyden）所作人物像中的疑点。到普林斯顿之后，又遇到了图像学大家潘诺夫斯基，两人交往很是融洽。《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涉及图像研究之处，往往经过了与潘诺夫斯基的探讨。潘诺夫斯基也十分钦佩康托洛维茨的学养，引为知己。康氏去世后，在讣告上署名的除了斯特雷耶和波斯特，另一位就是潘诺夫斯基。

由此，又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康氏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前面已经略微提到，康托洛维茨并未采用通常的思想史研究法，论证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发展”进程，或者在“语境”中解释思想的形成与变化。此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康氏似乎框选出某些法学或政治学观念，以一种近乎图像学研究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例如以中世纪盛行的法律格言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详细分析。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就脱离了“语境”的影响，但同时又以丰富的材料（文本、图像）保证其可靠性。这样一种“非语境式”的研究，初看起来似乎有悖于思想史研究的逻辑，但是，却有可能更接近真实。因为，这样的研究法极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现象本身，不把结论建立在关于“语境”的结论上，而只是观察有直接证据的现象，确实有可能得到一种更好的历史呈现，尽管与寻常的面貌不同。

不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运用，因为这要求研究者有极为广博的知识储备。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像康托洛维茨和潘诺夫斯基这样的学者，正是因为广博到了一定程度，就自然地不能接受相对简单、表现得更“清晰、明确”的结论，而倾向于更复杂、斑驳的历史呈现。因为，这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由此观之，广博之为史家品性，亦与节制天然相连。

三、史家的理想

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很少下结论，表现了史家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节制，但这并不表示他毫无立场或理想。当审稿人建议略微增加结论时，康氏反而花了许多精力，添加了关于但丁的一章。在这一章的结尾处，他同样不做结论，甚至有意无意地阻挡读者将这一章与全书主旨直接联系。但是，这一章对于理解他的理想，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在本质上不是一位现代的大学教授，他从属于文艺复兴以来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一个（褒义的）“业余”传统。他不是以某个狭窄的研究课题为“专业”，利用相对少量的材料作出可疑的论断，靠发表论文为自己挣得一些卡里斯玛，以这种脑力劳动换些食粮。他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养成为了生计而读书、研究、写作的习惯。他也不受现代大学划定的学科限制，为了推进对历史的认识，毫无顾忌地逸出那些设定好的学科边界。而纯正的法律史家梅特兰之所以嘲笑“两个身体”的观念，大约多少也是因为学科领域受限的缘故，未能嗅出这一奇特现象背后的神学气息。

康托洛维茨用大量证据证明，现代国家有其中世纪根源，许多关键性的政治观念，如“祖国”、“人民”，无不来自神学。这种从神学到政治学、从教会到国家的腾挪，塑造出一种非人格化、永远延续的共同体观念。正是这个观念，克服了令前现代国家动荡不安的“继承人”或“空位期”问题。康托洛维茨就此打住，没有进一步推演，但类似于“现代国家力量的来源”这样的问题已经近在眼前。另一方面，尽管“国王二体”的观念产自英格兰，但康托洛维茨并无意论证一种新鲜的“英国例外论”，相反，他的论述呈现出一个大陆与英国的发展存在诸多密切联系的图景，指向一种共同的现代国家形态。至于这个现代国家样式与后来纳粹德国这样的癫狂杀人机器有什么关联，更是无从推测。

康托洛维茨赴美，先到伯克利。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期间，伯克利校董要求教职员宣誓与共产运动无关，康托洛维茨认为此举侵犯教师的良心自由，愤然抗争，最终与学校闹翻而出走普林斯顿。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最后，康托洛维茨特意添加了但丁一章，阐述了“人类的两个身体”，几乎是以一种略微勉强的方式，要为现代国家接续上高举人性的人文主义传统。如果说，一种消除了“有朽人性”的国家形态带来了力量、也导致了危险，好像霍布斯以“主权”为利维坦的灵魂，那么，康托洛维茨似乎是要向国家赋予一种“不朽人性”为灵魂，试图使那冰冷的机械兽服从于经过升级的“精美亚当”。

说到底，史家为学，并非论证胜利者的事业，而是经由理解过去找到一些在此世坚持下去的理由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