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our and Woolgar(1986)持有极端的反认知态度,他们忽视科学论文的内容,只是一味强调科学家如何运用现有的“碑文”产生其他的碑文,就好像所有与科学发展过程有关的就是科学家的社会关系和他们所接触的论文。拉图尔和伍尔加(Woolgar)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当科学家的认知表现和过程使他们有能力参阅已有文献、提出和检验新假说以及发表新的论著时,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过程的发生。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在思考科学发展问题时没有注意到相关科学家的理性目标和认知过程,就好比人类学家在外族部落里进行研究却不懂得当地的语言。像哈登一样,拉图尔和伍尔加只能从那些对他们的社会观点有关键性补充作用的认知模型中才能了解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在做些什么。
布卢尔(Bloor)在一本论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书的第二版(1991,p.168)中指出:如果社会学家拒绝接受有关个体认知过程的背景理论,那么他们是“愚蠢”的。与此相似,Barnes et al.(1996)提出了可以通过社会学,也可以通过哲学和心理学的途径来诠释科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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