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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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生活所强加的责任时,出于惰性,渴望有一个明确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机构,省得他们去费心思索。 这种渴望有一个救世主,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行为之谜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们道路障碍的刺激因素。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后,先知们的兴趣、他们鲜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个用强有力的理论配备起来的男子(或女子)绝对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经发现了新的和真正的准则,而极大多数人将有信心接受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往往创造一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而这毫无疑义是形而上学意义的理想主义。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象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甚至甘受强暴。这样的启示者或先知要求他们越多,他们越愿意奉献。自由,在昨天对他们好象还是最大的好事和快乐,而现在他们却愿意为了先知之故而将之抛弃掉。他们愿意毫不抗拒地追随这位领袖,实现默示的灵感“甘于奴役”。就这样,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民只是为了希望保持团结一致,心甘情愿地让人在他们脖子上套上轭,并且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他们的手呢。
一种教条一旦控制了国家机关,国家就会成为镇压的工具,并迅即建立恐怖统治。任何言论,只要是向无限权力挑战的,都必须予以镇压,还要扼住那持异仪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
历史没有时间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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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暇顾及公正。历史作为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记录各种各样的成功,至于这些事情的道德价值,她极少评估。她的目光之只是盯着胜利者,而把失败者晾在一旁。于是这些“无名的战士”便被随意弃入遗忘的阴沟。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来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心底纯洁的人们所做的努力,都不会徒劳无益;道德能量的任何消耗,也不会消散长空,毫无回响。那些人虽然生不逢时,虽然被击败了,在实现永恒理想的过程中,却自有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烦人难以看见的观念,只有通过这些人的构思,这些人的全力以赴,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土扑面的死亡之路,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从精神方面看,“胜利”和“失败”两个词都有了新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打到昙花一现的王国的统治者,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倒的人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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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留学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或者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加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屡属于特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属于任何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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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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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笃信自己彻悟了《圣经》的真理。可你要教导旁人,何不先教导了自己?你何敢在布道台上大叫,骂那般做伪证的人,你自己的书可还把伪证做下去?显然你意欲击破我的自尊;何以骂我的时候如此狂妄自信,仿佛就坐在上帝的旁边,他将心中的隐秘都告诉了你?趁时犹未晚,反省你的内心罢。尽你的可能,试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尽善尽美,那样的话,旁人见到的你才能见到。丢掉你的自负罢,那只会毁了你自己;丢掉你对如此众多的人心怀的仇恨,特别是丢掉对我心怀的仇恨罢。我们来以友爱之心相互争竞;那你会发现,说我不敬神,就如同你强加于我的那些可耻过犯同样的不合事实。容忍我们之间有关教义的些微分歧罢。两个虔诚的人,观点或有不同,其心则归于一致,这何以无法做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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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索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能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找到最终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国家制度或者说某种社会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以无情的雄辩证明了,人类的多数原来都害怕自身的自由。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出于深感厌倦而企盼世界变得有规有矩:企盼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企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企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它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光辉与热情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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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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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有些人文气质的人,都易于听任事态的发展,于是事情就越来越对诉诸暴力的人有利。
在精神领域的战斗中,最优秀的斗士并非那些满腔热情却轻率开战的人们,而是那些犹豫再三的人,因为他们热爱和平,难以断下决定。直到他们穷尽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性,仍然认识到诉诸武力在所难免,他们才无奈地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地位,重整旗鼓,投入抵抗。但正是那些最难决定付诸武力行动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就最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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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是迟了一点,但世界应该清楚地了解,不宽容不是基督教的特征,而如若这种不宽容采取的是恐怖主义的形式,就更是不人道的。必须得有人起来,站在受迫害者的立场直言不讳地反对迫害者。
很有必要大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还有可能吗?有一些时代,即便是最简单、最明晰的真理,在广为传播之前,也有必要乔装打扮一番;那些最人道、最神圣的思想只能从后门溜出去,戴着面具,蒙着面纱,伪装得像个贼似的,因为在前门,守着一群当局的警察和雇佣兵。历史一再重演着这样一出荒唐的场景:煽动民族之间的敌意,或是挑起信仰之间的对抗,这样的行为被容忍或是鼓励:而一切和解的意图,和平的理想,都遭到质疑或镇压,借口是他们威胁到了某些宗教或民间的团体。他们被打上“失败论者”的耻辱烙印,就仿佛由于他们普遍的人文主义倾向,会削弱宗教的虔诚或爱国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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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句话劈头盖脑地扔向加尔文,此人双手沾满塞尔维特的鲜血,写下了他这一篇绝望的辩护书。既然加尔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他是为了捍卫学说,为了保护上帝的圣言,被迫把塞尔维特活活烧死的,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像所有的施暴者那样,试图用另外一种高高在上的超个人的兴趣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这时——就像一个黑暗世纪里的一道霹雳,划过天际,照亮夜空,——卡斯台利奥的永不消逝的话语向他迎了上去:“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当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任何学说,而只是牺牲了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活活烧死另外一个人就表示信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为了这种信仰给自己烧死了一个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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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绝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大凡忽视它的人,必会遭到其残酷的报复。我们凡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表达着一个天然的需求,要使各自的自然能力充分运转。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加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加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找它自然的终点。如果有谁不停地鼓励自己的理智去压抑这些生命的愿望,和它们的满足抗衡,迟早将面临生命本身的反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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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读过史书传记的人都知道,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时代以来,得胜的政治寡头们总是更加严酷。暴君的永恒悲剧就在于,他们总会害怕那些思想独立的人,哪怕这些人已被剥夺了武器,封锁了言论。对手已被打倒,一言不发,但只要他拒绝委身于暴君的佞臣走卒之列,他继续或者也就成了烦恼的源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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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命运几乎总是不能两全其美:明白道理的人并不是诉诸行动的人,而诉诸行动的人却并不是明白道理的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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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何地,一旦缺少了权力的约束,自由就会沦为放纵;但失去了自由精神的权力,无疑又会导致暴政。
大多数人其实天生不太喜欢自由。确实,人生具有懒散和怠惰之性,所以一旦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必须承担责任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行筹划解决之道,只希望能有理可循,或是能在某个可靠的人或部门的指引下走出困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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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一种教义或那一种教义本身是错误的教义,而是用暴力去强迫一个人接受一种他不信仰的信仰,那才始终是错误和罪恶呢。人世间一切不幸都源自这种“对良知的强迫”——源自狭隘的狂热信仰强迫良知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始终是花样一再翻新而且始终嗜血成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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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久,充满情感的生活终究会战胜任何一种抽象的教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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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良知对抗暴力
对世人而言,任何一种历史的进步都会反反复复。即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会重新成为问题。恰恰是当我们觉得自由已经是种习以为常的事而不再是神圣的拥有时,一种扼杀自由的神秘意志就会在本能世界的黑暗中悄然滋生。每当世人为和平高兴得太久和太无优无虑时,炫耀力的危险的好奇心和好战争的罪恶的乐趣就会侵袭世人。因为历史为了向自己的遥不可测的目标继续前进,历史自己会时不时地倒退一这令我们难以理解,就像猛烈的洪水能冲垮最坚固的堤坝样,历史的倒退也会使遗传下来的权利的大墙倒塌。
在历史倒退的可怕时刻,世人好像退化到了原始部落嗜血的疯狂之中,好像退化到了芸芸众生都像奴隶般的屈服之中。然而,就像每次涨潮之后海水必将退去一样,一切专制独裁都会在极短的时期内衰老或者消亡。一切意识形态和它们暂时的胜利都会随着它们的时代的结而结。唯独思想自由的理念一产生一切理念的理念,因而也是不屈服于任何理念的理念一会永远再次重现,因为只要思想界永远存在,思想自由的理念也会永远存在。
如果一时不让人们公开议论思想自由的理念,那么思想自由的理念就会躲藏到良知的最深处一一从而使任何一种迫害都无法达到。因此,如果当权着以为他们不让人们议论思想自由就算战胜了自由的思想界这对当权者而言,无非是枉费心机。因为一种新的良知会随着每一个新诞生的人而生,而一新的良知始终会意识到自己在思想界的职责:为了世人不可出让的天赋权利要把旧的斗争继续下去。
像卡斯泰利奥那样的人将会一再出现我,对抗任何一个像加尔文那样的人,为了捍卫新年的完全独立而对抗思想界的暴力——一切暴力的元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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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确实无比神奇。思想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和摸不着,可以作任意的改变,顺从地适应各种情况和各种模式。而正是这一点往往会一再引诱生性专横的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他们完全能够压制思想界、禁锢思想界、随自己的心愿堵住思想界的嘴。可是,就像力学上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样,随着任何一种压迫的增强,反抗也会增强而且恰恰在反抗被压迫到了极点时,反抗就会成为炸药,就会爆炸:任何一种压迫迟早会导致造反。因为人类在道德精神上的独立性从来无法被摧毁——这一点倒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能成功地用专制的手段强迫所有的世人只信奉一种宗教和只信奉一种哲学——世界观一种形式,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思想界始终知道,为了抵御任何一种奴役,思想界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让思想界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因此想要把生活中神奇的丰富多彩简单地划分为非黑即白的任何一种努力该有多么迂腐和枉然!——这种仅仅依靠强权贯彻的原则将人类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划分为敬畏天主的人和异教徒、划分为听命于国家的人和敌视国家的人。然而,为了反抗这样一种用暴力压制个人自由的行为,有独立思想的人随时都会出现;他们坚决拒绝违心地服兵役参加战争。一个时代还不可能如此野蛮吧,一种暴政还不可能如此组织严密吧,以致始终没有个别的人会明白:应该避免对民众进行压迫;应该捍卫个人信念的权利;应该反抗那些声称为维护自己的“唯一真理”而使用暴力的偏执狂人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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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泰利奥引用《基督教要义》中的词句——即加尔文以前说过的话。而如今的加尔文很可能会让人把说这样一些话的一个作者用火烧死呢。因为以前的加尔文一点也没有偏离卡斯泰利奥的论点——而卡斯泰利奥正是以这些论点批驳今天的加尔文。卡斯泰利奥逐字逐句引用了《基督教要义》第一版中加尔文所写的话:“处死异端分子乃是罪恶。用铁和火毁灭他们的生命乃是无视各种人性的原则。”诚然,加尔文刚一占据统治地位、就迅即从自己的这部著作中删去了这样一些弘扬人性的自白。这些话在《基督教要义》第二版中都已作了改动,从而用这些话所表示的清楚而又坚决的态度也随之消失。正如拿破仑·波拿巴在当上第一执政和皇帝之后就小心翼翼地销毁了自己青年时代所写的关于支持雅各宾派的小册子一样,这个新教教会的领袖加尔文刚刚从受迫害者成为迫害他人者,就想要永远抹去自己当年弘扬宽容的自白,只不过卡斯泰利奥不让他悄悄地逃脱罢了。卡斯泰利奥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基督教要义》第一版中的一行行文字,并且用手指着加尔文的脊梁。卡斯泰利奥写道:“如果我们把加尔文最初宜称的这种宽容思想和他今天的言行作一番比较,我们将会看到,现在的加尔文和过去的加尔文竟是如此不同、犹如白昼和黑夜。因为是加尔文让人处死了塞尔维特,所以他现在要让所有那些对加尔文持有异议的人都像塞尔维特似的走向毁灭。加尔文现在拒不承认他自己以前提出的法律准则、而一味要求处以死刑…这是加尔文出于害帕别人很可能会揭发他自己的反复无常和变化多端,况且银可能会使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他把别人置于死地,建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正因为加尔文行为卑劣,所以他害怕真相大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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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二十世纪初,这样一种自由的理念以绝对毋庸置疑的方式统治着欧洲。人人享有的天赋权利作为任何一部宪法中最不可侵犯和最不可更改的条款而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基石。我们已经认为,思想专制一强迫接受某种说教、强迫接受某种信念和进行舆论监督的各种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任何一个个人要求有思想独立的权利就像生命要求有生存的权利一样,原本早已得到保证。然而历史的潮流有涨有落,永远处在起伏之中。从来不可能通过斗争得到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权利。没有一种自由肯定能够对抗始终变换着形式的暴力。对世人而言,任何一种历史的进步都会反反复复。即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会重新成为问题。恰恰是当我们觉得自由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事而不再是神圣的拥有时,一种扼杀自由的神秘意志就会在本能世界的黑暗中俏然滋生。每当世人为和平高兴得太久和太无忧无虑时,炫耀武力的危险的好奇心和嗜好战争的罪恶的乐趣就会侵袭世人。因为历史为了向自己的遥不可测的目标继续前进,历史自己会时不时地倒退——这令我们难以理解,就像猛烈的洪水能冲垮最坚固的堤坝一样,历史的倒退也会使遗传下来的权利的大墙倒塌。在历史倒退的可怕时刻,世人好像退化到了原始部落嗜血的疯狂之中,好像退化到了芸芸众生都像奴隶般的屈服之中。然而,就像每次涨潮之后海水必将退去一样,一切专制独裁都会在极短的时期内衰老或者消亡。一切意识形态和它们暂时的胜利都会随着它们的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唯独思想自由的理念——产生一切理念的理念,因而也是不屈服于任何理念的理念——会永远再次重现,因为只要思想界永远存在,思想自由的理念也会永远存在。如果一时不让人们公开议论思想自由的理念,那么思想自由的理念就会躲藏到良知的最深处从而使任何一种迫害都无法达到。因此,如果当权者以为他们不让人们议论思想自由就算战胜了自由的思想界,这对当权者而言,无非是枉费心机。因为一种新的良知会随...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