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女性与社会

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 高世瑜

唐代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女教著述。这些著述流传至今者，只有宋若昭姐妹的《女论语》与郑氏的《女孝经》两种。前者被明人王相作为闺训必读书编入“女四书”，因而影响更大，在古代女子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氏姐妹也因此成为女教史上的“圣人”。宋氏姐妹又是唐代著名的才女，在中唐宫廷中曾尊荣一时，病曾参与朝政。

P144-145

“立身章第一”：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

“学作章第二”：女子应学习并勤于纺织等女工之事；不要懒惰，针线粗率、衣裳破损。

“学礼章第三”：言语行动应知礼数，殷勤谦退；不要醉后颠狂或在外游走、说三道四。

“早起章第四”：应早起下厨，备办三餐；不应晚起，手足慌忙，或争尝偷藏饭菜。

“事父母章第五”：应敬重孝养父母，死后持服居丧；不要忤逆使气、争竞财物、说短论长。

“训男女章第八”：母亲应训诲子女，教读书，教女知礼；不要娇纵，使其淫污作恶、不识尊卑。

“营家章第九”：营家惟靠勤俭，要勤于劳作，善经营钱物，使得家有盈余。

“待客章第十”：客来应殷勤招待，不要慌忙失措，或嗔怒丈夫留客，打男骂女。

特点：内容不重女教义理阐述，只讲述女性日常生活、言行的具体礼仪规则。其内容描述的是普通农家劳动妇女的生活。

作者认为后二章为后人所补。

P148

《女论语》产生于八世纪的中唐时代。它虽非女教开山之作，却具有开创性——首开平民化通俗女教著述之端。它反映了中唐以后儒学、礼教逐渐复兴的势头。

P149

《女论语》的出现显示了中古以后女子礼教逐渐平民化的端倪。

召宋氏姐妹入宫的唐德宗正是中唐第一个崇尚礼法的皇帝，他首命礼官制礼，令公主行拜见翁姑之礼。其后的宪宗、宣宗也都以钦慕山东士族礼法著称，宣宗也曾严责公主执妇礼。不过，礼教的复兴趋势与社会现实有着“时间差”，而《女论语》的产生于传播、影响也有着“时间差”，它所倡导的女子礼教对于其时妇女的约束有限，对于唐后期的妇女风貌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作用。

P150

《女论语》作者虽后来贵为宫官，但著述却是在乡间为民时：而且它是第一部针对民间劳动妇女的女教著作，首开教化下层民间妇女之端，也开创了以通俗韵文讲述仪礼规则的女教著述新形式。这显示了中古以后女教逐渐下移和平民化的端倪。虽然女教论述是以宣传礼教、约束妇女为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教化及于下层妇女正如同“礼下庶人”，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正与唐以后士庶阶层逐渐混同，文化日益下移、平民化相一致。

司马光所作《涑水家仪》中讲到女子教育，称女子九岁应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并未提及《女论语》。

P155

由于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配与价值观，女子的责任与价值被限定为主内持家，建功立业之事则专属于男子。所以一些才智不凡、不甘平庸的女子，欲发挥才智、实现贤妻良母外的自身价值，往往便会以男子为楷模，甚至力图拜托女性角色。这种“拟男”心理与行为，在古代女性中非绝无仅有；而传统文化与男性社会对于这类“以妇人身，行丈夫事”，建立特殊功业的不凡女性有着一定的宽容，并不以寻常礼教标尺衡量她们。（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

这种“拟男”心理贯穿了宋氏姐妹的终生。她们不事妆饰、终生不婚，以放弃女性与妻子、母亲的角色，放弃家庭与天伦之乐为代价，完成了如同男子一样扬名显亲的志向。成名入宫、为宫参政、光耀门楣、荣显其父，正是她们“拟男”事业的成功。而她们在宫中并不以承欢侍宴的才女面貌出现，表现得“节概不群”，使得帝王也不以宫妾侍之而呼为“学士先生”，以及她们在应制作品中刻意体现的男性化风格，都反应了她们不愿认同女性角色，一贯以男子自居的心理。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邓小南

P99

妇人不预外事，这在宋代被男女两性所认同。墓志的撰著者们既意识到明确内、外区分在伦理观念及整体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又显然意识到如此区分与之俱来的矛盾。

P101

这些夫人行为举措的相似：她们显然都感觉到了自己身处于“内”“外”之间的为难，也都在找寻着“内”“外”之间可供她们存身的罅隙。曾经“立于屏间”的谢氏、王氏、符氏、宋氏、潘氏夫人，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且显然对于“外事”一向有所了解；她们在家中有发言权，夫妻母子间能够有所沟通。

P118

宋儒强调作为理性法则的“天理”，期许着社会的进步，寄希望于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为之努力的伦理纲常秩序，视“正位”为家族成员的义务而不惜以牺牲个性发展作为代价。这一时期对于“道德化”的追求与强调，具有浓厚的历史特色。一方面男性的道德修身趋向于严格，另一方面对于女性的道德贞操的要求也更加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