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教下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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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道德家皇帝，其严厉诏令主要针对意义与权力上层，即士大夫官吏。朱元璋洪武二十二年著名的“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者卸脚”酷令，是针对“在京军官军人”，不是针对小民的。（余例略） 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中对社会下层并没有施加禁限，只是禁限方法不同，宽严程度不同。区分君子与小人，是儒家伦理哲学的最基本环节之一。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说明了道德的社会分层的施行机制。关于这点，二程很有理解。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是圣人不能。把孔子说成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恐怕把文化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汉儒写定的五本仪礼书，是社会上层的行为规定。试问《礼记》这段规定如何施行于小民之家？“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社会上层，尤其是意义上层，权力上层，众目睽睽，众言纷纷，这些阶层想维持其控制权力，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道德辩护，而这规范必须是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 上紧下松、下层变通，实际上并不是对下层人民“宽大”，而是一种文化规范得以维持有效的必要方式。文化规范只有靠示范，才能维持其有效性；只有靠适当变通，才能延展铺盖到整个社会，为“全社会”认同。 下层在禁限上较为松弛，变通较多，可以形成一种“亚文化”色彩。亚文化是在主流文化之外局部超越禁限的意义活动集合。这种活动即使发展成很大规模，也不至于影响主流文化，因为它并没有规范依据。相反，允许下层适度违规犯禁反而是规范体系得以维持的安全阀。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记录他读到《金瓶梅》，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第一次主流文人记及此书：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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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碰到了本文将讨论的关键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把传统中国称为“礼教社会”。一般的看法是：宋以后理学兴起，礼教窒息了中国社会。 理学没有新创一套礼教，理学只是给儒家礼教一套新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辩护，它实际上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使儒家控制力量下移，尊崇礼教的范围渐渐扩大。 孟子多次谈到男女之大防，但注重的是道德禁限。著名的《梁惠王篇》，对梁惠王的劝诫，是“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淳于髡的辩论，孟子强调“权”(权变)与“礼”的关系。孟子强调的是修身养性，而不是外加的束缚。 与之相反，荀子对礼教的要求是外加的、规范的，“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娶于涂”(《正论》)，“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乐论》)。 在南宋之前，荀子的地位一直高于孟子，一直到朱熹定四书，才把《孟子》提到经典地位，孟子才成为“亚圣”，荀子的影响才渐渐式微。而这过程——从体制禁限转向道德禁限——与中国社会礼教控制之严格化正好相合。 荀子之严，是针对社会上层的(“君子”)，借控制上层来规范整个社会。孟子之宽，实际上是把下层的变通纳入规范范围。荀子基于人性恶，偏向体制式禁限；孟子基于人性善，偏向舆论式(包括人本身的良知)禁限。这就是为什么孟子学说正好适应了宋明后全社会礼教化的需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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