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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此一语，足以概括《书》之体用而无遗。以其为上古之书，故亦谓之《尚书》。汉人好取《尚书》与《春秋》并论。《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云：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作：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其言左右二史所掌，复有不同。盖古初设史，原不必区分甚严，记言者不废记事，记事者亦兼记言，故古人传闻异辞，得以彼此互异也。《尚书》所载古代典、谟、训、诰之文，皆所以纪政事，非专为记言而作。不必惑于左史右史之说而强分之。

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

《尚书》小序，昔人皆以为汉孔安国所作，然校之西京文字，绝不相类。朱熹尝辨之，乃后世之依托，非安国手笔也。宋蔡沈撰<小序>一卷，亦逐条辨驳，如朱熹之攻<诗序>焉。<洪范>以五事配庶徵，本经文所有，伏生《大傅》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遽以阴阳灾异附会其文；宋以来解<洪范>者，又比合《河图》、《洛书》以辨其同异。至清初胡渭作《洪范正论》，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元辩乱之说，一扫而廓除之矣。

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

《四库总目》卷十二《日读书经解义提要》有云：《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此论足以申释叙文。至于错简，亦宋以来所聚讼者也。叙文即揭此四端，下文又分别解之。

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

《尚书》经秦火而亡，至汉初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用当时禁书写之，是为今文《尚书》。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多十六篇，皆古代字体所书，是为古文《尚书》。孔安国尝为之作传，以事未得列于学官。西晋末，其书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颐，奏上《尚书孔传》，自云得安国之后，是为《伪古文尚书》、《伪孔传》。自唐初孔颖达等据此本为之正义，遂大行于后世。宋吴械作《书裨传》，乃始疑之。《朱子语类》于此书亦尝致疑。明梅鷟作《尚书考异》，乃明斥其伪。然所论证，尚不甚确。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引经据古，二陈其矛盾之故，列举二百二十八条，确不可易。于是晚出《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乃已论定。然尚未得造伪者之主名，迨丁晏作《尚书余论》，始证明出王肃之手。既已成为定讞，遂无复可翻之案矣。朱彝尊《经义考》卷七十四有云：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书成文，无大悖理。譬诸汾阴汉鼎，虽非黄帝所铸，或指以为九牧之金，则亦听之。 此论较为持平，故《四库提要叙文》称其比之汾阴汉鼎为善喻也。汉武帝时，汾阴得宝鼎，人皆以为周鼎，吾丘寿王独以为鼎为汉出，乃汉鼎非周鼎，事见《汉书·吾丘寿王传》。

元吴澄撰《书纂言》四卷，专释今文，于东晋晚出之书，悉摒不论。此本无违于古义，《提要叙》文乃谓其非可行之道者，良以昔人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遽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不欲轻易而摒弃之耳。晚出《古文尚书》，虽属伪造，亦多有古书为据。为之二抉其出处者，则有惠栋之《古文尚书考》，学者可参考也。《伪孔传》虽亦出于王肃，肃固魏晋间有名经师，如能降低时代，将《伪孔传》作为魏晋人书读，必有可取者。清儒焦循尝曰：东晋晚出《尚书孔传》，至今日稍能读书者，皆知其伪，必有可取者。清儒焦循尝曰：东晋晚出也，其<尧典>以下至<泰誓>二十八篇，固不伪也。则试直其伪作之二十五篇，而专论其不伪之二十八篇；且直其为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人之传。则未尝不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此诚通人之论。足以发拘墟者之蒙也。

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 jū），固亦兼收并蓄，以证异同。

宋人言地理者，如毛晃撰《禹贡指南》、程大昌撰《禹贡论》、《后论》、《山川地理图》、傅寅撰《禹贡说断》，皆以生于南渡之后，僻处一隅，无由目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二统核其真，故所言多病其疏泛。至清初胡渭《禹贡锥指》出，然后精密过于前人。自宋元以来，注<禹贡>者不下数十家，要以胡书为最善。考证之业，后出者胜，信矣。四库著录，例采众家，良以得失互见，可以彼此补苴耳。

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诏>，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

《四库总目》卷十三<书疑提要>有云：《汉书》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诏>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此言脱简之始也。然向既知校脱简，自必二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诏>脱简二，则其余并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一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二十余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王柏作《书疑》，乃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知矣。此论明晰，足以申释<叙文>。王柏乃南宋末年人，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尝入元。顾炎武《日知录》称为元儒王柏，非也。

班固索<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轇轕（jiāo gé），淆经义矣。

孙星衍《河图洛书考》有云：汉人以八卦为《河图》，九畴为《洛书》，其说见孔安国注《论语》：河不出图，及马融注《书》九畴。又汉<五行志>引刘歆说亦同，以“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洛书》全文。至宋人乃妄以<洪范>五行为河图。考《汉书·艺文志》已云：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是班固索<洪范>于《洛书》之书也。宋人又以<洪范>五行为<河图>，穿鉴附会，益乱经义矣。

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宋人王柏作《书疑》，并全经而移易补缀；蔡沈作《书集传》，乃以皇极数说<洪范>，皆非解经之体，故《提要叙》深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