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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期开始，卷首的“编辑部的故事”改为“编辑部札记”。用“札记”取代“故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必专门拿自己来说事儿，扯东扯西更随意一些。

新年伊始，想来许多报刊都会有一些不乏创意的迎新文字，本刊也曾商议要搞点应景花样（借着拜年跟读者套个近乎也好），可是终竟计拙，弄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倒是想起前人办刊的一桩旧事，就是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的“新年特大号”推出的“新年的梦想”，那回一百四十多位社会名流凑到一起各叙“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硬是搅得舆论沸扬。把过年跟做梦扯到一起，可谓中国期刊史上最有趣的节日策划之一。当日主事的出版家胡愈之很有引导言论的本事，既然国民党当局不让人们说真话，那就用梦境来构筑理想。可事情并非如其所愿，虽说影响做大了，却是两头不讨好，上头的压力很快就来了，很快就让他丢了主编一职，而另一方面这创意又被鲁迅斥为回避现实的空头说梦。鲁迅拿到那期刊物当天就写了一篇《听说梦》——“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如今看来，鲁迅文中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尤其说醒着做梦“不免有些不真”，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其实，真正的做梦并非都能跟“言志”、“载道”扯上关系，甚至拿佛洛伊德的理论也往往不能解释。编辑部里闲聊时也听各人说起自己的真实梦境，那倒真是无厘头至极：一辈子没跟政界人物挨上边的居然跟克林顿同车旅行，不懂IT技术的成了微软公司的程序员（还派往科特迪瓦做技术支持），纤纤女子在沙漠里擒拿鳄鱼（沙漠里怎么会有鳄鱼？），还有一向忌讳甜食的在梦里大吃冰淇凌……。或许，梦里的情形反向居多，没准做鸡蛋煎饼的成了CIA特工，金融大鳄要为当月水电费发愁，打工仔梦见手里上亿资产要玩完，任何理论都没法规划人们潜意识中的活动，思想离开了现实的向度就不知拐到哪儿去了。那很好玩，可绝对别惦记着梦想成真。回到现实来说，鲁迅当年强调的“饭碗”问题无疑才是硬道理。当然，如今对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来说，生存与发展之中自然又绕不开一个精神生活的问题。所以，眼下做房地产的没有不在文化上做概念的，就连“国学”也跟黄金期货一般震荡走高。精神上的事情倒是难免要与梦境发生关系，文学家有自己的白日梦，后生小子自有寻爱绮梦，博客们则在网上画梦，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照式演绎着惊梦寻梦圆梦的老例……

当然，一切梦境都很容易被纳入娱乐化轨道，把知识的问题都弄成电视里Discovery的套路也不是难事。难怪人说这年头教授愈来愈像商人，而商人愈来愈像教授。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说来也是万事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