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絮语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五个。我们住在不同的城市里。我们当中有几个现在在国外:我们彼此并不经常通信。当我们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相互可能是冷漠的，或是无所谓的。但是，在我们之间，只要有一句话就够了。只要有一个词、一句话就够了:这句话是在我们的童年时期听过无数次，也反复说过无数次的那些老话之一。只要对我们说出这样一句话就够了:“我们到贝尔加摩来，不是为了郊游”，或是“氢硫酸发出的臭味是什么臭味”；只要有这样一句话就足以使我们重又找到我们昔日的关系，重又找到我们的童年和青年，这样的时期是与那些话、那些词密不可分的。这些话或这些词当中的一句或一个，就会使我们彼此认出:我们是兄弟姐妹，哪怕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是在千百万人中间。这些话是我们的拉丁文，是我们已消逝的日子的词典；这些话就像是埃及人或是亚述–巴比伦人的象形文字，就像是一个生活核心的鉴证，这个生活核心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它却依然活在它的那些文字记录当中，从年华水流的汹涌荡涤和时光的剥蚀中幸存下来。这些话是我们的家庭整体的基础，只要我们活在世上，这个家庭整体就会存在下去，就会使自己得到再创造，就会在地球上的四面八方得到复苏；当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说出“尊敬的李普曼先生”的时候，一定就会这样，而且还会马上在我们的耳际，重又响起我父亲的那个不耐烦的声音:“别再讲这个故事了！我已经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了啊！”

其实，他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来自杀。但是，他把许多理由加在一起，并且估计这些加在一起的的理由的分量(他是以闪电般迅速而准确的方式这样做的)，接着，他又一次把这些理由加在一起，又一次看出:结果是同样的，因而也是准确的。同时他露出那恶意的微笑，表示同意自己的做法。他也曾瞻望过自己的生活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会是怎样的，他预见到人们将会怎样对待他所写的书，将会怎样追思他。他瞻望过死亡，正像那些热爱生活、不能离开生活的人一样:这些人虽然想到死，想象的却并不是死，而是生。然而，他并不是热爱生活的，他对自己的死的瞻望，并不是对生的热爱，而是对环境的充分估计，为的是甚至在他死后，也不致有任何东西能对他进行突然袭击。

齐娅的一只脚得了病痛，

晚上，有时会从里面流出脓水，

互助医疗机构把她送往维尔切利。

一些青年诗人常写出这类诗句，并且拿到这家出版社去朗读。特别是，这首有关齐娅的三行韵诗，是属于一首描述稻田除草女工的长诗的一部分。战后，有一段时期，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诗人，而且，所有的人还都认为自己是政治家；所有的人都在想象:经过那么多个年头之后(在那些年头里，世界竟像是变成了哑巴，变成了石头，而且，现实像是被人隔着一块玻璃看待着，被人看成是一种玻璃似的、水晶似的、默默无言而又纹丝不动的东西)，人人都可以，甚至应该把一切都写成诗。小说家和诗人，在法西斯当政的年代里，曾是无法充饥的，因为他们从四周找不到多少容许他们使用的词句；少数还能使用一些词句的人，也是费尽心思地从那依然幸存下来的、只有一些零七八碎的词汇的贫乏遗产中选择出这些词句的。在法西斯当政时期，诗人们不得不只是表达那梦幻的、枯燥的、封闭的、晦涩的世界。如今，许多词句重又可以通用了，现实重又显现得可以唾手而得；因此，那些旧日无法充饥的人这时则奋力从现实中欢喜若狂地收获果实。这种收获果实的行为是普遍一致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于是，在诗歌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语言上的混乱，而且，诗歌和政治也显示出:二者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是，现实显示出:它是复杂而隐秘的，它是那么不可理解和晦暗不明，这一点并不亚于梦幻世界，它显示出:它依然处于那块玻璃的另一边，而且，想要打碎那块玻璃的那种幻想，也显示为瞬息即逝的。这样，许多人便很快灰心而气馁地退了下来，并且重又陷入苦痛的饥馑和深深的沉默之中。这样，战后时期在经过最初的欢天喜地的收获果实之后，又变得愁云笼罩，密布灰心沮丧之气。许多人重又孤身隐退，离群索居，要么是沉溺于他们的梦幻世界，要么是满足于求得能够糊口的任何一种工作，一种偶然而仓促地找到的工作；而在经过那么轰轰烈烈的行为之后，这种工作竟显得那么渺小，那么灰溜溜的。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忘记了那段短暂的、充满幻想的、与他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时期。的确，有很多年，没有一个人再从事自己固有的专业，大家当时都以为:可以而且应该一齐动手，从事上千种专业。要让每个人得以重新肩负起各自的专业，并且得以承受各自专业的压力和日复一日的辛劳，乃至日复一日的孤寂，也毕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应该看到:也只有那种日复一日的孤寂，才是我们所拥有的与他人同呼吸共命运的唯一手段，何况他人自己也是紧紧地被约束在一种同样的孤寂之中的。

至于描写那个脚有病痛的齐娅的诗句，即使在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这些诗句写得并不好，我们甚至觉得，这些诗句，正如实际的情况那样，写得糟得很；然而，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诗句却毕竟令人感动，因为这些诗句在我们的耳边讲的是那个时代的语言。当时，曾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沿着一种灰色的、凄凉的、沉闷的现实轨迹，在一种惨淡而无生气的背景下，简单地列举事实；另一种则是把眼泪、叹息、痉挛和抽泣勉强而胡乱地与事实混杂在一起。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不再考究语言。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语言是与灰色混同起来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语言则又化为呻吟和啜泣。但是，二者共同的错误则始终在于:以为一切都能转化为诗和语言。由此就产生了对诗和语言的厌恶，这种厌恶情绪是如此强烈，甚至也括及真正的诗和真正的语言；正因如此，最后，每个人都缄默下来了，每个人都因为厌烦和恶心而变得呆若木鸡。必须恢复考究语言、审视语言的做法，以便能听出这些语言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这些语言是不是真正在我们身上扎下了根，或者，这些语言是不是只具有那种共同幻想的瞬息即逝的根子。因此，如果有人写诗，那就必须重新掌握他固有的专业，而这个专业却被他在普遍的酩酊大醉中遗忘了。继而到来的时间，正像酩酊大醉之后到来的时间一样，那便是恶心、衰竭和厌倦；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自己被欺骗、被出卖了，无论是那些置身现实之中的人，还是那些掌握或者自以为是掌握描述现实的手段的人。这样，每个人也便单独地、扫兴地重新走上各自的道路。

战后，我母亲的地理概念全都被打乱了。人们不再能平心静气地提及格拉西和波利卡尔先生。他们本来一度有过能在我母亲眼中把遥远的、从不知道的国家变为一些亲切的、习以为常的、快乐的东西的能力，有过能把全世界变为一个可以在刹那间靠思想来沿着那些熟悉而令人放心的少数人的姓名的轨迹走遍的一个小镇或一条道路的能力。她的心灵不会衰老，也永远不会尝到衰老的滋味，因为衰老就是使自己退缩到一边，对往昔的崩溃不断哭泣。我母亲看待往昔的崩溃从不流泪，她也没有为此而穿上丧服。她母亲去世时，她当时正住在帕莱摩，她去到佛罗伦萨，她母亲正是在那里突然孤独地死去的。她看到她母亲死了，曾非常悲痛。她随即想出去给自己买一件丧服。但是，她并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买一件黑色衣服，她买的是一件红色衣服，她带着那件放在手提箱里的红色衣服回到帕莱摩。她对宝拉说:“你说怎么办呢，我妈生前是受不了黑色衣服的，要是她看见我穿上这件十分漂亮的红色衣服，她一定会高兴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