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丹尼尔·吉尔伯特 著
张岩 时宏译
1.对现实免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差点把这个头衔输给一匹马。威廉·冯·奥斯滕(Wilhelm von Osten)是一位退休教师。1891年,他宣布他养的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爱马能够回答有关时事、数学和其他许多话题的诸多问题,而回答的方式就是用前蹄敲打地面。比如,奥斯滕可以让聪明的汉斯计算出3加5等于多少,而马会等到主人提问结束,敲打8下,然后停下来。有时候,奥斯滕不是口头提问题,而是将问题写在硬纸板上,然后举起来让聪明的汉斯看,而这匹马理解书面语言的能力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它理解口头指令的能力。当然,聪明的汉斯并不能答对每一个问题。它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为柏林的风云人物。
1904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学生——奥斯卡·芬特格斯(Oskar Pfungst)非常审慎地调查这一现象。而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奥斯滕站在聪明的汉斯身后而不是面前,或者奥斯滕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答案的话,这匹马答错问题的概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实验之后,芬特格斯终于证明聪明的汉斯其实并不会阅读,而它能够读懂的其实是奥斯滕的肢体语言。奥斯滕在最恰当的时间发出信号让聪明的汉斯开始或停止敲击,这样就造成了马能够回答问题的错觉。
聪明的汉斯并非天才,但是奥斯滕也没有招摇撞骗。事实上,他曾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耐心地教授自己的马儿数学和世界形势,而当他知道原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真的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沮丧。这种欺骗非常巧妙和有效,却是在无意之间做到的,而奥斯滕并非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可以将心理免疫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称为“战术”或者“策略”,但是,这些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和故意的色彩。而事实上,我们却不能把人们当作是操控这一切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有意识地试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观点。研究人员指出,事实恰恰相反,人们通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非要他们给出一个理由,他们却准备好了现成的理由。比如,在志愿者们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屏幕上闪过一个又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停留的时间不过几微秒,人们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词,也无从猜测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老迈”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走得很慢。如果闪现的是“愚蠢”这个词,他们就会在考试上表现得很糟糕。而事后,当他们被要求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判断、行走,以及在考试中有那样的表现时,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调动大脑考虑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我走得很慢”),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但是谬误的解释(“我累了”),而旁观者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烹调事实时,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一些志愿者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Rite of Spring)。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在曲目结束时,比起那些只是听音乐的人,被要求努力快乐起来的志愿者们情绪要差得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首先,也许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坐着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特意去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正面的结论。但是,研究表明,但凡我们有一点分心,这些刻意的企图就很有可能逆反,反过来让我们感觉更差。第二,刻意烹调事实实在是太明显了,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轻贱。当然,在未婚妻将我们孤零零地抛弃在婚礼圣坛前时,我们希望相信没有她自己会生活得更好,如果能够发现支持这个结论的事实,我们的感觉会更好。但是,发现这些事实的过程必须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粉饰太平。一旦诡计被拆穿,曾经被人抛弃的这个污点就会在自己的可怜素质列表中显得非常显眼。积极的结论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建立在我们自信是诚实得来的事实基础之上。我们通过下意识地烹调事实然后有意识地消费它们来做到这一点。人们在餐厅用晚餐,而厨师却藏在地下室。这种无意识烹调的唯一好处就是它行之有效,而它的代价却是,我们因此变成了自己的陌生人。现在,请允许我向你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最流行的悔恨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曾经系统地研究过那些曾经被怯场的准配偶单独留在结婚圣坛上的人。但是,我很愿意用一瓶好酒打赌,如果你能够集合起足够多的差一点就成为新郎或者新娘的人并问他们是更愿意将这个事件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坏的事情”,还是将它称为“我今生遇到的最好的事情”,那么,他们中更多的人会选择后一种描述而不是前者。而且我愿意用一整箱这种酒来打赌,如果你找到的样本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而你的问题是,回顾过去,什么事情能够被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事情”,没有人会把“被抛弃”算进去。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想象中被抛弃的经历更加痛苦,而回忆中被抛弃的经历则更加浪漫。想象自己以这种方式被晾在那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对这个经历所有可能看法中最可怕的一个;然而,一旦我们真的经历过了这样的心碎,并且像这样在家人、朋友和鲜花商面前丢面子,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搜购一种没有那么可怕的观点了,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类的大脑是非常精明的购物者。然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购物的,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它们会这样做。因此,我们漫不经心地认为,在回想此事的时候,我们对它的看法会同预想它的时候一样的可怕。换言之,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会改变。
这个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情绪。
2.困难抉择 对自身心理免疫系统的忽视导致我们错误估计了那些我们能够怪罪他人的情况,不过,它也会让我们错误估计那些我们必须责怪自己的情况。有谁能够忘记1942年的电影《北非谍影》结尾的那一幕呢?当时,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正站在柏油碎石铺就的停机坪上,而她正在艰苦抉择,是跟自己爱的这个男人一起留在卡萨布兰卡,还是登上飞机跟丈夫一起离开?博吉(Bogey,Bogart的昵称——译音注)转向褒曼,对她说:“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你属于维克多。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也是鼓励他前进的力量。如果飞机起飞而你却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会后悔的。也许不是今天。也许不是明天。但是很快,而且你的余生都将在懊悔中度过。” 这个小小的传奇情节是电影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不是因为表演有多出色,或者编剧有多精彩,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时不时会站在同样的跑道上。我们最重要的抉择,无论是是否要结婚,是否要孩子,是否购买房子,是否进入某个行业还是是否出国定居,经常都是通过想象未来的遗憾来确定的。 当一件不幸的事情有可能因为我们在过去采取不同的行动而被避免时,我们会感到非常自责,而这种情绪就是悔恨。毫无疑问,这种感觉是令人不快的,所以,我们目前的行为常常是以避免以后后悔为指导原则的。其实,大多数人还都有着一套关于人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后悔的完善理论体系,而这些理论会指导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体验。比如,知道有选择的余地要比不知道可以选择让我们更加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接受坏建议比拒绝好建议让我们更后悔,如果坏选择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中规中矩的,我们也会更后悔,以非常微弱的劣势落败,会比劣势明显的情况更让我们悔恨。 但是,有时候,其实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请考虑这个场景:你拥有A公司的股票。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曾经考虑过要用它来换购B公司的股票,但是最后否决了这个想法。现在,你发现如果你当时换成了B公司的股票,能够多赚1200美元。你还拥有C公司的股票。去年,你将它换成了D公司的股票。现在你发现,如果自己留着C公司的股票的话,就可以多赚1200美元。哪个错误会让你更加懊悔呢?研究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预期,愚蠢的换持股票比愚蠢的不换持股票要更让人懊悔,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比起愚蠢的不作为,自己会对愚蠢的行动更感到后悔。但是,研究还表明,10个人中有9个人搞错了。事实上,从长远来讲,每个年龄段,每个行业的人因为没有做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都比因为做了某事而感受到的悔恨要强烈。因此,最流行的悔恨包括,没有读大学,没有抓住能够获利的商业机遇,以及没有能够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
为什么人们对不作为的悔恨要比对行动的悔恨更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比起行动,在面对不作为的时候,心理免疫系统更难找到积极并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行动导致我们接受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是一个斧头杀人犯,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自己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收集短柄小斧头不是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不作为害我们拒绝了某人的求婚,而这个人日后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自己从这个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来自我安慰了。
一触即发 心理免疫系统是一个防御系统,因此它也遵循同样的规则。当经验足以让我们感觉不快乐的时候,心理防御系统就会烹调事实并推卸责任,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更积极的观点。但是,它并不会在每一次我们感受到最微小的伤感、嫉妒、愤怒或者沮丧之痛时这样做。婚姻失败和失业是对我们快乐生活的大规模进攻,所以能够触发心理防御,但是这样的防御体系并不会因为铅笔被折断、脚趾被踩或者电梯很慢而被触发。折断铅笔也许很讨厌,但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也不会触发我们的防御体系。而这一事实导致的矛盾结局就是,有些时候要想在经历了坏事之后取得心理的平衡要比在经历过特别坏的事情之后取得平衡还要难。
比如说,某项研究中的志愿者是一些学生,他们被邀请参加一个课外俱乐部,而入会仪式要求他们接受三次电击。有些志愿者经受的是真正可怕的经历,因为他们接受的电击非常强(严酷开端组),而另外一些人则只是经受了不太愉快的经历,因为他们接受的电击相对比较温和(温和开端组)。尽管你也许会期待人们不喜欢任何一件同身体疼痛有关联的事情,但是,严酷开端组的成员事实上更加喜欢这个俱乐部。因为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强烈的痛苦触发了他们的防御体系,而这个体系立刻就投入工作,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经验积极合理的看法。
如果你曾经设法原谅了配偶令你震惊的过失,但是却还是发现自己无法不为车库门上的凹痕或者楼梯上脏袜子的痕迹而感到生气,那么,你就能了解这种矛盾的经验了。强烈的痛苦触发了能够消除它的过程,而温和的痛苦则不会,这个同我们的直觉相冲突的事实使我们很难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比如说,你是在最好的朋友侮辱你的时候感觉更差,还是在她侮辱你表兄弟的时候感觉更差呢?虽然你很喜爱你的表兄弟,但是,你当然会更喜欢你自己,因此,你很可能认为如果绰号是给你起的,你会感觉更糟。你是对的,它会感觉更糟。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但是,因为强烈的痛苦会触发免疫系统,而温和的痛苦则不会。
3.破坏快乐的自由 两位志愿者接受了个性测试,然后,其中一个接受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反馈。心理学家的反馈专业、细致同时也是毫不留情的负面评价。比如:评价中包含这样的话:“你不具备能够让你脱颖而出的素质”,还有“人们之所以会喜欢你首先是因为你不具备威胁到他们的能力”。两位志愿者都读了这些反馈,然后报告了他们对写这些反馈的心理学家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面反馈的接受者反而比那个旁观者更喜欢这个心理学家。因为旁观者只是感到愠怒,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狠狠打击,所以他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这种一般负面的感觉。但是反馈对象却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的大脑很快就购买了对该经历的积极看法。 剧烈的痛苦是触发我们防御体系并以我们所无法预料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经验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其他因素。比如,为什么即使我们的兄弟姐妹做了一些放在朋友身上会让我们无法容忍的事情,我们还是会原谅他们?为什么如果总统上任后做了一些在选举之前会让我们决定不选他的事情,而我们却并不会为此感到困扰?为什么我们会对雇员一贯的懒散和迟到视而不见,却会因为一位求职者面试迟到了两分钟而拒绝聘用他?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血浓于水,旗帜就是为了让人们团结在她周围,还有第一印象最重要。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更有可能在跟自己密不可分的事物身上寻找积极方面。朋友们来来去去,而更换候选人就像换双袜子一样容易。但是,兄弟姐妹和总统是我们的,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一旦他们出生或者是赢得选举,我们基本无法对既定事实施加任何影响了。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并非我们想要经历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它再重新找一个不同的,所以我们会退还不尽如人意的租赁汽车,推掉差劲旅馆的房间,并停止跟那些在公共场合掏鼻孔的人做朋友。而只有在无法改变自己的体验时,我们才会改变我们对这种体验的态度。我们只有在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才能找到粉饰太平的借口。所以,如果基因测试表明自己没有危险的基因缺陷时,人们也会更加快乐,但是,如果测试没有结果,他们则不会。我们只有在命运无可逃避、无可避免、无可挽回的时候,才会去做尽可能好的解释。 无可逃避、无可避免、无可挽回的情形会触发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然而,人们并不总能够意识到这个过程的发生。比如说,某项研究以一群选修黑白摄影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每个学生都拍摄了12张对自己而言最具意义的人物照片和风景照片,然后会参加一对一的授课。在此过程中,老师会花1~2小时的时间来教这些学生如何冲洗两张他们最出色的作品。当照片冲洗完毕并晾干之后,老师会说,学生可以留下其中的一张照片,而另外一张则会作为学生习作被保留在档案文件中。有些学生(无可逃避组)被告知一旦他们做出选择,带走其中一张照片,就不能再改变主意了。而另外一些学生(可逃避组)则被告知,在做出选择并带走照片之后,他们还有几天时间可以改变主意,而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老师很乐意调换他带回家和留下来的照片。学生们做出了选择,并带走了一张照片。几天后,这些学生填写了一份问卷调查,在诸多问题当中,有一个问他们到底有多喜欢自己带走的那张照片。结果表明,可逃避组的学生不如无可逃避组的学生喜欢自己挑的这张照片。有趣的是,另外一组学生被要求预测在有权力和没有权力更换照片的情况下他们会多喜欢自己带走的那张照片,他们都认为是否可以更换照片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照片的喜爱程度。很显然,无可逃避性会触发心理防御,使我们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情况,但是,我们却无法预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正因为预计不到无可逃避性能够激发我们的心理免疫系统(并由此加强我们的快乐和满意),我们犯下了一些令人痛苦的错误。比如,当另外一组摄影组课的学生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拥有可以再次选择照片的机会,大部分人都愿意拥有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愿意参加最后会让他们对自己拍出的作品不满意的摄影课。为什么会有人宁愿要更少的满足感而不想要更多呢?事实上,在做决定,或者在做出决定之后再改主意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强烈的重新争取它的冲动。正因为如此,零售商才会打出“限量供应”或者“你必须在今天午夜之前订购”这样会威胁到你购买其产品的自由的幌子。我们对自由的盲目崇拜让我们频繁光顾允许我们退换商品但是价格昂贵的大型百货商场;也让我们愿意付出额外的金额来租赁汽车…… 大多数人都愿意今天多付一些钱来交换明天改变主意的自由。有些时候,这样做的确是合情合理的。用几天的时间来试驾一台红色的敞篷小客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拥有这样一台车的感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因此,有时候,花稍微多一点儿的钱来签订一份包括较短的退货期的合同是值得的。但是,正如确保我们还有选择权是有好处的,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红色的敞篷小客车的车内空间自然会很狭窄,坚定的车主总是能够找到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实,而购买合同中包含可逃避性条款的买主则有可能不这么想。坚定的车主关注的是车的优点,而忽视了它的缺点,因此可以烹调事实以获取满满的满足感,但是,那些还有逃避可能的买主,防御系统还没有被触发,因此会用更加挑剔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的车,在决定是否要留下它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它不完美的地方。自由的好处和代价似乎都一目了然。然而,很可惜!它们并不一样清晰:我们很容易就能够预料到自由带来的好处,却好像根本就看不到它破坏快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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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本不错的书,但是翻译实在很别扭(cindy)
翻译的锅(Darren)
有电子版吗?(syc521200)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42699.html(Perfect)
快乐靠撞,这书靠谱(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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