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對我撒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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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司馬文武／專欄作家

陳雅琳／三立電視台新聞部總編輯

項國寧／聯合晚報社長

杜念中／台灣蘋果日報社長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

林照真／資深記者

本書簡介：

過去幾十年來，「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意味著記者運用其如椽之筆，英勇地揭露不公不義、惡行劣跡，以及最重要的──濫用權力。《別對我撒謊》收錄了歷來調查報導的扛鼎之作，表彰幾位最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時值今日，新聞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攻擊，本書的問世意義格外重大。

本書選錄篇章依寫作年代編排，類型涵蓋新聞報導與專論、電視節目底稿與專書節錄，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緘默之牆的後方，披露令人坐立難安的重大真相。編者約翰．皮爾格也藉本書向他最欽佩的新聞工作者致敬，包括名噪一時的揭密記者（挖掘越南美萊大屠殺的西摩．赫許、直探洛克比空難真相的保羅．福特）、勇氣十足的親身見證者（廣島原爆之後第一位趕到當地的西方記者韋佛瑞德．柏契特、一九九○年代定居加薩走廊進行報導的阿米拉．哈絲），以及另闢蹊徑的新聞工作者（德國變身臥底記者根特．華萊夫、戳穿美國殯葬業真面目的潔西卡．密特佛）。

《別對我撒謊》涵蓋過去五十年來意義重大的事件、醜聞與抗爭。從瑪莎．葛爾紅筆下在一九四五年解放後的納粹死亡集中營達豪，到二○○三年美軍入侵伊拉克之後的血腥殺戮。一路走來，讀者將深入理解不公不義如何蹂躪越南、柬埔寨、東帝汶與巴勒斯坦等地的人民。

皮爾格為每一篇報導做了詳盡的導讀，針對作者提出個人的獨到見解。同時皮爾格也為全書寫了一篇緒論，他大聲疾呼：本書全力表彰的調查報導，正面臨諸般惡勢力從新聞界發動的顛覆威脅，這些惡勢力正是調查報導要口誅筆伐的敵人。

綜而觀之，本書藉由當代最頂尖記者的精彩報導，鋪陳出一部跨越世紀的「祕史」，號召全球各地的新聞工作者：此時再不奮起，更待何時！

推薦序一

專文推薦

催生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

林照真／資深記者

從閱讀這本書的第一個字開始，心中想要改革新聞的焦噪心情，又再度被挑動了起來。

「調查報導」的新聞理念，是本書想要傳達的中心思想。這個名辭在台灣看似熟悉、甚至遭到部分媒體濫用，但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其實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台灣新聞界因為缺乏對「調查報導」的正確認知，使得主動求真的行動力打了折扣；因為調查報導的缺席，新聞成了市場的俘虜，也因此失去感動人的力量。

然而，透過本書編者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的努力，「調查報導」一辭因為幾位記者的具體實踐而鮮活了起來。他們的報導首先使自己的新聞生涯變得不同，這股新聞震撼更衝破國界限制，豐富了近代歷史的書寫，也讓新聞記者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資產。這些調查記者在商業市場中未必具有高知名度，也非高居銷售排行榜，但是他們所創造的不凡記錄，早已超越市場價值的操控。

而這，不正是你我踏入新聞界的第一個理由嗎？是什麼原因讓它受到蒙蔽？為何你我都已不再談論？真的是市場的壓力？還是個人的選擇？抑或我們其實已經發現，調查報導暗喻著記者更多的付出，而你我早已習慣從輕鬆軟性與羶腥八卦的產出中獲得回饋。是世態先炎涼的，是新聞環境先墮落的，怎能怪自己？

這股「抄捷徑」的致勝理論，讓台灣的新聞品質始終停留在令人汗顏的地步。好作品總是零星出現，嚴肅創作已呈下降趨勢，只見更多的人情趣味與軟性特寫，取代了硬底子新聞與複雜脈絡的梳理。新聞記者只想吸引人來看，卻忘了應同時提供的實質內涵。我們的報導已無能「啟發」（inspire）讀者與觀眾，再多的新聞監督與法規懲罰，也無法扭轉頹勢；再多的新聞獎項、再高的新聞獎金，也不能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還是一再受到質疑。

在這點上，我認為新聞圈一定要改變目前的思惟方式，才可能改善當前惡質的新聞品質，而「調查報導」正可以提供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古典新聞傳統中，「調查報導」要求記者要秉持新聞記者的主動性，勇於挖掘有權者刻意隱瞞之事。源於此一精神，本書羅列多篇偉大的調查報導案例，在報導背後，調查記者表達他們追求真實的最高勇氣。這些報導之所以可以流傳於後世，是因為調查記者表現出高標準的新聞渴望，並能承受新聞的激盪與煎熬，終於能發揮新聞的影響力。但為什麼「調查報導」這一類型的新聞會如此重要？皮爾格的看法是：「沒有這樣的新聞，我們對不公不義的覺察將無從表達，更無法掌握反抗不公不義必不可少的資訊。」

本書中一篇篇精彩可期的報導，需要讀者靜下心來閱覽；但我卻像一個貪婪的竊賊，不斷在書稿中來回蒐尋，企圖偷取可以讓台灣新聞界快速「振衰起弊」的良藥偏方。讓我焦慮的是，我們生長的台灣，正值政治民主試煉發芽之際，非常需要稱職的媒體來傳達正確的資訊，以彰顯民主與公義的價值。但眼前令人動容的報導，其實都是西方光榮新聞史的一部分，較難與台灣的新聞脈動接軌。

調查報導正是新聞系統內，實現民主的新聞改革做法，少了調查報導，新聞會變得乏味與了無生氣，報紙也會變得沒有血色。這使我一直相信，追尋「調查報導」的具體實現，必可帶動台灣新聞的改革與發展。許多「調查報導」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幾乎都已散落在本書各個獨立的故事中，我試著從中找出一些案例來說明，希望能帶領讀者進入「調查報導」的新聞世界中。

調查報導所強調的揭露，正是要拆穿有權者刻意隱藏的真相。書中英國《周日泰晤士報》的「洞察」（Insight）調查小組調查鎮靜藥物「沙利竇邁」的真相，花了十年時間為受害者奮戰。「沙利竇邁」在一九五四年問世，卻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全面下架，全球已有約八千名受害兒童誕生，等到重見天日時已是一九七七年。本案因法律限縮了受害者權益的爭取，唯有靠新聞界的努力，才讓本案的兒童獲得遲來的正義。

十年的努力令人瞠目結舌，但許多調查報導之所以能夠發揮揭露的影響力，關鍵正在於記者的努力不懈。他們承受寂寞、可能失敗的感脅、甚至是旁人的恥笑，最後卻終能因發現關鍵事實，而讓事件獲得重大突破。本書中所呈現的新聞案例透露了許多調查記者的工作精神，他們勇於求真，不論是新聞的核心或是細節均同樣認真關照，才讓他們的報導得以突破窠臼。

美國著名的調查記者西摩．赫許（Seymour Hersh）有關越南美萊村的報導，揭露了美軍殘殺越南平民的殘酷事實。但赫許只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並沒有常駐越南的經驗。赫許之所以能夠以局外人的身分挖掘內幕，其實都是來自他個人紮實的調查與研究。美萊村慘案原本只是美聯社的一則不起眼的報導，但因為赫許堅持挖掘更多內幕，才使得新聞的真相得以全盤揭露。

戰爭一直是調查報導的主要靈感之一，誓不兩立的交戰兩方，最容易使得真相混淆，人權的普世價值也受到遮掩，以致更需要新聞記者的揭露。本書提到從一九八二年六月，以色列揮軍入侵黎巴嫩，以軍的入侵行動光是在頭兩個星期，就造成一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與黎巴嫩人死亡、兩萬人輕重傷，其中絕大部分是平民。多數記者無法突破自己的以色列情結，選擇了沈默；但是羅伯特．費斯克（Robert Fisk）卻一人獨力揭發薩布拉與夏提拉兩座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屠殺的真相。他憑著一己之力，揭穿以色列的道德面紗，成為主持國際正義最後的聲音。他的故事從「蒼蠅洩露天機」開始，說明一個調查報導記者，必須以最冷靜的心情、最動人的文筆，來清楚訴說一個震撼的內幕。

費斯克是英國優秀的戰地記者，他沒有以色列情結；但另一名以色列女記者阿米拉．哈絲，卻能將以巴世仇拋在一旁，為巴勒斯坦人權而努力。哈絲在一九九三年定居加薩走廊（Gaza Strip），連續三年時間，哈絲與加薩的計程車司機、農民、醫生、家庭主婦、運動人士、伊斯蘭教領袖朝夕相處。這塊面積三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露天監獄」，住著一百三十七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過著苦不堪言的日子。對大多數以色列人而言，加薩是恐怖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溫床，但是哈絲一心要深入探索。她的書激勵皮爾格拍攝記錄片的靈感，二○○二年，皮爾格打電話給她，當時她正忙著為《國土報》（Ha’aretz）報導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巴勒斯坦人城鎮的封鎖。皮爾格說他們通電話時，哈絲蹲在住所的地板上，周遭槍砲聲此起彼落。她說：「如果我這時出去，以色列軍隊會射殺我。」皮爾格以為她是以色列人，可以較別人安全些。哈絲說：「沒有差別。在這裡，每個人都是槍靶。」

此外，本書提到大部分俄羅斯記者都是以莫斯科的觀點來報導車臣戰役，最可貴的例外就是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她為立場獨立的《新報》（Novaya Gazeta）撰稿，曾經三十九次前往車臣，鍥而不捨地揭發暴行與違反人權事件。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一年一月，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做了一系列報導，呈現平民受害者如何被車臣叛軍與俄羅斯陸軍兩面夾擊。她寫道：「雙方都是一丘之貉，對於平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

人權的普世價值讓新聞記者在冷酷的戰爭中，願意為跨越國族界線的正義說話，也讓新聞記者成為戰爭中，少數可以公正證實真相的人士。雖然其中仍有相當危險性，也有人質疑新聞記者已經失去客觀中立的立場，但調查記者努力把不為人知的真相報導出來，其實需要更大的智慧與勇氣。誠如英國記者琳達．梅爾文（Linda Melvern）針對一九九四年東非盧安達種族屠殺所做的調查報導，她以自己的採訪經驗揭示：「盧安達悲劇絕不僅只是許多西方人士認定的「種族衝突」，它更是歐洲與美國漠視與犬儒心態導致的惡果。」

哈絲、波麗特柯芙斯卡雅、與梅爾文都是女記者，戰地記者過去被視為是男性的專利，但現在全球女記者的表現已讓人對女性新聞工作者刮目相看。這個現象說明台灣女記者絕不能因性別因素而自我受限，壓縮了新聞突破的空間。

而在戰爭以外，讀者會發現部分調查記者甘冒違反傳統新聞倫理，以揭露不為人知的真相，亦使調查報導出現爭議。書中皮爾格談到印尼在全球化的角色時，不經意談到他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做的「血汗工廠」調查報導。為了進行這個報導，他偽裝成一個商人，讓人不知道他是一名記者。他提到：「一千餘名大多相當年輕的女工，櫛比鱗次坐在刺眼的日光燈管下方工作，廠房內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只有樓上台灣籍老闆辦公的地方裝設冷氣。」

真是，台灣的形象竟是如此呈現。但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皮爾格以「偽裝」做為調查報導的取材手法。書中的經典案例是德國調查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所進行的調查報導。華萊夫常偽裝成各種身分，滲透進入企業、政府與媒體，揭露各種貪污腐敗與惡劣行徑。一九七七年時華萊夫曾以假名混入德國小報《圖片報》（Bild-Zeitung）的記者群中，揭露在《圖片報》無所不用其極的煽情報導背後，其實潛藏著許多人的悲劇遭遇。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人下人》（Ganz unten）是華萊夫最著名的作品，他使得德國外籍勞工的苦難成為眾所矚目的政治議題。為了進行這項調查報導，華萊夫偽裝成一名土耳其工人，深入德國非法勞工市場。他說：「你必須先偽裝一番，才能夠深入社會的表相；你必須欺騙與做戲，才能夠發掘真相。」

華萊夫的調查手法必然會引來社會爭議，新聞記者必須靠著欺騙、偽裝、偷拍、偷錄、跟蹤、花錢買消息等手法來進行調查報導，似乎成為新聞記者無可避免的風險與抉擇。在這方面，我並不認同所有的報導都得靠欺瞞手法來完成，甚至我認為這些應是非常態的做法，更不該為促銷報導而採用。但我也相信，當記者已經沒有其他獲得真相的管道時，必須有勇氣採取彈性做法，社會對此也應用其他標準看待。

本書所呈現的調查報導案例均是報紙等平面媒體的「調查報導」題材，它呈現了多位偉大調查記者的精神，與多份偉大的報紙如何以報社力量推動這股新聞力量。像是英國《周日泰晤士報》、《衛報》；南非的《自由周報》；澳洲的《國家時報》、俄羅斯的《新報》等等。雖然這些媒體或許很難在新聞商品化的今日維繫昔日榮耀，例如已經被梅鐸買下的《周日泰晤士報》，已經難有昔日的新聞堅持了。但是，這些歷史記錄都已寫成西方的新聞傳統，讓年輕的記者能夠瞻仰典範，不會覺得孤獨。

回頭看看我們台灣，傳統的空白，是我們發展調查報導的一大遺憾。我們沒有矢志為調查報導努力的報紙，也就失去培養更多獨立調查記者的機會。媒體已陷入新聞八卦與口水戰的漩渦中，新聞失去了探究的本質，以致在書寫精彩的調查報導歷史時，依然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時至今日，追求新聞獨立的處境比數十年前更艱難，但台灣新聞界如果繼續停留在紙上談兵、「何各言爾志」的書生心態，只會徒留更多遺憾。

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年，這幾年來一直把「調查報導」做為我實踐與研究的目標之一。在台灣，會這樣思考的人恐怕是還是少數，我想這也是我為何受邀寫序的原因。身為一個資深新聞工作者，除了要求自己實踐「調查報導」應有的理念外，我仍要不斷呼籲台灣各大主流媒體，應盡力克服困難，成立「調查報導」團隊，以強化報導的深度、廣度，進而提升新聞的視野境界。同時我也建議新聞學者與媒體監督組織，應將媒體是否成立相關調查團隊，做為評鑑媒體的指標之一。

但這個建議始終缺乏「領航者」。因而，藉著本書出版之餘，我誠摯建議「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能在目前的眾多參賽獎項中，嚴肅思考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的可能性。在美國與西方國家，早有「調查報導」獎項的出現，多年來更是新聞界最重視的一個大獎，也造就不少優秀的調查記者與調查報導作品，均能激勵媒體展現監督與揭露等應有的社會責任。依我的想法，如果台灣能夠以具體獎項鼓勵這類型新聞作品的誕生，必能逐步培養出調查報導的幼苗。這份工作若能達成，應是出版本書更高精神的展現。

多年前，我曾在報紙上提到：「現在當記者，已經沒什麼好驕傲的了。」這些灰心落寞的心情，很快找到相互取暖的同志伙伴。但這並不是我的初衷，我更希望台灣的新聞記者能夠逆勢而為，將「調查報導」視為努力達到的新目標。因為，調查報導是一種新聞價值，也是一種民主價值，新聞記者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實現這些價值，新聞工作才能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感謝這本書與全世界調查記者的努力，他們豐富了我的新聞體驗；但我最渴望的是，這股新聞精神能夠擴散，並在我們摯愛的台灣土地上發芽、傳承，讓台灣新聞的生命力，出現不同的面貌。

此刻，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絕對是個令人期待的歷史性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