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精英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资源分配。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y, 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兴趣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s、China Quarterl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在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奥尔森及其合作者（ Mcguire and Olson，19 Olson1993，2000）指出：如果最高统治者的在位时间足够长，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从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经济，以最大化未来的税收收人；这意味着具有长远眼光的最高统治者会通过提供良好的治理（ governance）、制度和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根据这一“坐寇”（ stationary bandit）理论或“经济上慈的独裁者”（ economically benevolent dictator）理论，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此类统治者可以杜绝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保证实施那些符合更广泛社会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据说此类政策在民主体制下反而会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不被采用（Boix，2003； Przeworski et al。，2000）。同样地，这逻辑指出统治者会通过一定的机制来选贤任能，任用和提拔那些具有真才实干者来执掌国家公器，以推行合适的经济政策，并根据其政绩进行奖（Edin，2003； Li and Zhou，2005；Xu，2011）。后一个推论和本书的研究密切相关，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方政治精英是如何管理地方经济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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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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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颜云月
68 有用 Patrick/小白 2019-01-09 15:37:50
算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比较有意思的，本质上是对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等政治生存理论的扩展。“游击队理论”实际上是关于民营经济和有限产权保障如何从无到有的故事，对之后经济增长的解释是附带的。“边缘化政治精英需要动员群众获得支持”是最关键的机制，但该机制的理论和实证依据集中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到了八十年代，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地方的发展路径已经锁定了，不管是袁芳烈这样的南下干部还是董朝才... 算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中比较有意思的，本质上是对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等政治生存理论的扩展。“游击队理论”实际上是关于民营经济和有限产权保障如何从无到有的故事，对之后经济增长的解释是附带的。“边缘化政治精英需要动员群众获得支持”是最关键的机制，但该机制的理论和实证依据集中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到了八十年代，民营经济发展起来的地方的发展路径已经锁定了，不管是袁芳烈这样的南下干部还是董朝才这样的浙江本地土改干部都会顺势而为。那么就有两个问题。首先，在文革期间，我们无法识别游击队干部是如本书认为的那样谋求政治生存才动员群众，还是由于上升无望又无法通过运动获取利益（特别是中后期），才默许甚至参与私营经济以获取经济利益。其次，在无法公开动员群众的近几十年，类似机制依然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 (展开)
3 有用 Lincredible#0 2019-01-14 01:24:28
民营经济的诞生与发展来自游击队干部因为身处边缘地位而给予的空间，这个框架在文革时期是有力的（作者的回归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在前十七年则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允许——这些干部（其中有很多的地方干部，游击队和地方的分野在很多讨论中其实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本地经济的了解与体察和对回应中央政治任务的“无感”而做出放任非集体要素的决定，而改革开放后游击队县的发展则更多的是路径依赖了——基础已经打好... 民营经济的诞生与发展来自游击队干部因为身处边缘地位而给予的空间，这个框架在文革时期是有力的（作者的回归模型也验证了这一点），但在前十七年则更多地表现为消极的允许——这些干部（其中有很多的地方干部，游击队和地方的分野在很多讨论中其实没有做细致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本地经济的了解与体察和对回应中央政治任务的“无感”而做出放任非集体要素的决定，而改革开放后游击队县的发展则更多的是路径依赖了——基础已经打好，经济发展又成了主要目标，干部如果眼尖自然就会get onboard。结尾耐人寻味：这种政商联盟确实不利于中国整体的转型，可是问题在于在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状况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民主化带来的到底是普遍的产权保护还是区域市场的进一步割裂呢？起码现在浙江的商人还能收到多数的利益，如果全国都变成东北会如何？ (展开)
9 有用 freeman1003 2018-12-22 22:22:10
本书视角新，解释逻辑缜密，一头一尾的分析很有力度。事实上，中国共产革命最后的胜利大致属于自北向南的征服，南方各省的干部也基本上都是南下干部。长征干部出将入相执掌中央大权，抗日根据地干部（外加部分北方局系统的白区干部）和北方南下干部镇守四方，由此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章奇和刘明兴两位的这部作品算得上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4 有用 godannar 2019-08-30 22:54:5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种思考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远比一个已经无法继续深入的结论来得重要，对于一个长期在重重迷雾与简单口号中摸索世界的中国人更是如此。
4 有用 Rin2333 2024-01-18 11:17:13 宁夏
跟不上趟的底层逻辑，研究的时间段想了想只能用鸡贼形容，毕竟对现在的指导意义约等于没有，熟悉的简化简化再简化，然后以相关性论述因果性的调性，经济学不愧是社科鄙视链最底端。史料列举特别缝合，不同置信度的资料搅在一起。先确定结果再甄别材料大家都在干，但这里过于蹩脚粗陋，我一时分不清这是单纯的针线活太差还是认真在阴阳怪气。为啥又让我买到这种小圈子自嗨花花轿子人抬人的玩意啊，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