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

1、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好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我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句话。有时候，我惊慌地抬起头，四处看看，我怀疑我已经悄声说了出来。它已经在心里叙说太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从重返梁庄的第一天，从再次看到梁庄淤黑的坑塘、坍塌的老屋、衰老的叔婶，从一次次在城市艰难地寻找、接头，看到堂哥在西安漆黑的厕所、兰子那漆黑眼睛里蓄满的泪水、电镀厂那浓重的雾气时，这句话就像旋律一样反反复复响起，并且音量不断增大，最终，聚合为一个巨大的感叹句出现在“梁庄”的结尾。

我害怕这句话成为现实，也好像是为了反抗这必然的结果，2012年11月下旬，我再次回到穰县。

2、

每天早晨，我沿着湍水往下游、上游，或往周边的村庄里走。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漫走。丰盛而芜杂的水草蔓延在湍水广阔的湿地之上，层层交结、错综、缠绕，如悬于水上的无边迷宫。踏在上面，如行走于虚空之上，步步心惊。

雾气笼罩村庄。深秋的早晨阴冷、潮湿，树干和枝条因潮湿而变得黑枯，夜晚的落叶被清晨的露珠一遍遍浸压，又经过人的踩碾，显得卑微、破碎，有些难以承受。无论是红砖白墙的高屋、青瓦泥墙的矮房，门口堆积的泥沙、踩得发白的小路，还是那缓慢行走、无意盯视的人，都被这灰色的雾气所统摄。仿佛一切都还是原始的、未经文明触摸过的、未经修改过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又不尽然。在清晨的静谧中，看远处小石桥上来来往往的机动车、小三轮、自行车，无声无息地流过。桥头的肉架子上挂着一扇扇新鲜、粉红的肉，在初阳下微微发光，摊主刀起刀落，又熟练装起，然后，一个人拎着袋子匆匆离去。生活如此古老又新鲜，永恒存在，又永恒流逝。但并不悲伤，甚至有莫名的希望所在。

3、

在不断“重返”梁庄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甚或说，自上个世纪以来，“我们”，在不断逃离梁庄中试图建构梁庄。它的生命、历史、形象，都被盖上种种印戳，并以此成为时代“风景”的基本元素。

4、

因为必然的“归来”“离去”和另一空间的比照，“重返”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回望过去、寻找生命的蛛丝马迹和早已隐于时间深处的血缘亲情，它们和现时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形成故乡的所谓“现实”。

5、

“梁庄”是由回忆、老屋、家庭的经历这些先在的事物推导出来的一个多重的存在物。

如果不曾离开，我不会如此震惊地看到梁庄的变化。我不会看到村庄的连绵废墟，不会看到坑塘的消失和死亡的气息，也不会看到梁庄小学给梁庄带来的精神上的涣散，当然，更不会看到如怪物般盘踞在湍水的挖沙机，因为，对于梁庄人而言，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悄然溃败。

6、

死亡如此随意而密集，犹如尘埃。生命孱弱地生长，又悄无声息地逝去，悲伤、痛哭、欢乐和点滴的幸福都被黑洞一样的大地吸收。我想写出大地的感觉——整体性、混沌性和蔓生性，想写出人（不只是农民）在其中的平常。你只是大地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没有高于一切，至少，它不高贵于自然界的那一棵普通的树木，一座平常的山脉，更高不过那永恒流淌的河水和宽阔的山谷。但，尘归尘，土归土。死亡并非意味着走向虚无，相反，它是一种虽然让人怅惘却又踏踏实实的归宿。是的，和树叶飘落一样，清晨的露珠一滴滴地砸向它，把它砸回到泥泞而又柔软的土地中。“每一片落下的树叶在下坠时都在实现天地间最伟大的法则中的一条。”它时刻都在进行，安静又镇定。梁庄，在每一个清晨醒来，又在黄昏中睡去，时间停滞，又长远行进。

7、

尘土飞扬，农民大规模地迁徙、流转、离散，哪怕“死在半路上”，也要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确实有《出埃及记》的意味。只不过，“出梁庄”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大地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

8、

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9、

梁庄不再只是具体的“梁庄”，而是“家”“归属”和“存在”等等具有本源性词语的象征，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

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我不想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问题化，也特别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10、

我更关注的是梁庄生命的源头，不只是未来，还有历史、过去及这一历史和过去对他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我关注梁庄的进城农民与梁庄的关系，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的来源，由此，试图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意义。我把此看作《出梁庄记》的内在结构。如果没有这一内在结构，那么，《出梁庄记》就缺乏了那种回环往复的时空感和历史感。

11、

我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我喜欢这些“闲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我想传达出这一世界的内部，它的蔓草丛生、尘土飞扬、忧伤，还有“生活的动力”。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12、

通过修辞、拿捏、删改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

13、

对文学而言（不只是文学），最不可避免的就是，在“看到”某个事物之前，作者已经有一整套的概念、核心词语，并且在不自觉中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分析这一事物。鲁迅小说中的“村庄”充满原型性和启蒙性，它形象地勾画出了一种愚昧、落后、浑然的国民性和生活形态，但是，它忽略，或者剥夺了中国乡村普通生活和生命的内在敞开性，它们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空间内，一个固化的且已经丧失活力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中的人，似乎很难走出历史框架之外，恰如20世纪初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所言，“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个未出生就已经过时的人”。 14、

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一代的内部逻辑。我们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它已经变为一种知识进入作家的常识之中。

15、

我希望梁庄和梁庄的生命内部具有敞开性和现实性。拥有这一现实性和敞开性，也就意味着乡村仍然可以和当代生活对话，乡村的生命仍然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16、

“所有的都是译释，而且我们的点点滴滴俱在其中迷失。”

17、

我不希望“梁庄”只局限在“真实”层面，因为我知道，大部分读者所赞美的“真实”只是事实存在的“真实”，指的是事件本身，并不包含文学的“真实”。

但我想谈的并不是我的虚荣，而是梁庄的“真实”到底包含着哪些层面。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这里所说的“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可以达到的物理真实。这不是文学。文学总是要求比这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

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达到另一种效果，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也不是只在历史深处，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18、

我肯定地回答，我写的是真实。另一方面，我又会补充：这一真实是我所看到的并且叙述的真实，它们必须是同时存在的条件。物理真实是陈述的基础，而叙述的差异性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既希望你认为它是真实的、历史的，同时，也希望你意识到其中作者的叙述性，它是经由作者的思想所结构出的梁庄。我不想打着“真实”的旗号塑造一个伪客观的村庄。

19、

我们的真实都是经过选择的真实。哪怕是头顶“非虚构”之名，也不能说自己所写的就是全部“真实”。

20、

“真实”需要很多条件。并非你亲身到了某一场地，你就是真实的。那只是一个最无用也最虚伪的假设。“真实”要求你对情境、细节或事件过程的准确描述并具有再现性（这和小说的要求不一样），但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肯定不是最核心的要素。因为最终这些事物都必须组成意义，而这一意义是由作者的排列、意图和塑造产生的，它必然会有倾向性。因此，在更多时候，我们所呈现出的或者只是对真实的幻觉，而非真实本身。所以，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真实”其实是文学的最高要求，不管你是通过小说的虚构、象征或夸张，还是通过非虚构的准确、细节和再现，我们最终想要给世界呈现的都是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图式。也因此，对自己写作的前逻辑的警醒和考察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21、

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它通过在现实中行走、观察、体验，通过对现实存在的人和场景的描述去达到作者所理解的人、社会和生命，它包含着作者本人的偏见、立场，也包含着由修辞带来的种种误读。

但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和指控。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且，这一信任被置换为“你描述出了整个世界的真实”，你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你也必须承受这样的质疑和挑剔。

22、

“非虚构”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学者约翰·霍洛韦尔在《非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定义为“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它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和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最著名的就是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但他把这部书的副题定为“一部真实生活的小说”，在其后的小说《夜晚的军队》中，他也加了一个副标题，“如同小说的历史和如同历史的小说”。这些都是对“非虚构”所谓“真实性”的充满矛盾的诠释。“真实”，但并不局限于真实本身，而仍然试图去呈现真实背后更深更远的东西。

23、

非虚构小说的出现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与象征。

24、

或者，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能够把虚幻感、混淆感和疏离感锁定于真实感中，让你必须面对它，会因它而疼痛。它集中在两点，一是准确性，对现实的无懈可击的准确描述与理解；二是还应该具备只有在文学中才有的情感作用。在个人的思索和公众的历史、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 25、

文学能够溢出文学之外，而引起一些重要的社会思考，我想，这并不是文学的羞耻。相反，这一文学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离当代文学越来越远了。同时，文学文体并非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一个写作者如果能够用一种新的结构使文学内部被打开，那无疑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多数人仅从社会学方面来理解这两本书，也恰恰说明它们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文学的结构没有在文学性和社会性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让一方遮蔽了另一方，这说明文本在某些层面还不够成熟。

但不管怎么样，“梁庄”是文学的。它所以让人谈论，恰是因为文学的溢出。

26、

因为奉“真实”之名，一切都变得非常艰难。“非虚构写作”变为了一种悖论式的写作。或者，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写作要面对世界，但是，我们面对世界时并非为了改变它，而只是为了叙述它。文学者对叙述世界的兴趣要远远大于面对世界的兴趣，更不用说“行动”。我们着迷于叙事和文字本身，并不真正关心真实的世界。

27、

因为“我”的存在，他们生活的状态、场景变得鲜活，更有同在感和现场感。但同时，也因为这一“现场”，它似乎离文学的“自性”远了。这是一种代价。

28、

我希望能够在文本中如实呈现并探究“我”的存在，因为，唯有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示出“梁庄”在我们时代和历史中的存在真相。反过来，通过“梁庄”，“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历史形象。

29、

我不是梁庄人，还因为我时时承担着阐释的功能。许多时候，正是这些阐释，暴露了“我”其实已经不是梁庄人的尴尬事实。《中国在梁庄》在“人物自述”和“我”的议论之间有明显的分裂和不协调。当人物自己讲的时候，他讲的是自己的生活、结构，讲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世界观，它所包含的内在层面远远超出了书写者所能理解的层面。反过来，“我”的叙述一方面构成梁庄内部风景的一部分，而一当我以客观的形象进行公共议论时，所运行的完全是另一套话语。……这也显示了“我”作为一个外部人对村庄内部生命的简单化理解。

30、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在这里，“哀痛”是一个包含着理性成分的词语，它是我们对传统和过去、对民族自我和个体自我的一种态度。是为了对抗那些坚硬的、集约的话语。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一间屋、某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着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但是，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乡”及与“故乡”相关的事物中去审视，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对抗遗忘。这或者是“梁庄”中“我”存在的最大意义。

31、

写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发现了你生活的限度和写作的限度。具体的、实在的命运在你面前展开它狰狞而又复杂的形态，你投入了进去，描摹、揣测、理解和感受它内部最细微的纹理和走向，你叙述了他们，而后，你安然退出，任其漂流。如果你的思考不能面对任何的生活，那思考的意义又在哪里？难道你不去看那张网，小鸟就不在那里了吗？

32、

文学的功能是叙事，是发现，而不是实际的行动。

33、

梁庄的支离破碎不只是生活本身的表现形态，它与写作者及这个社会内心的支离破碎、虚无任性也是有关的。没有“信”的坚定支撑，你无法看到你所书写事物的更深寓意，它们与世界、宇宙，与人心、社会的更深关系。同时，你也无法有一种真正的勇气去面对和承担。村庄的生命在我们笔下犹疑、彷徨、卑微，你也深陷其中，以为本来如此，但或者其实只是我们自己如此卑微。 34、

我害怕交付自己。多年的灌输使得我们成为知识崇拜者和唯物崇拜者，我们执着于眼见之物，而很难去思考那引领我们精神向上的永恒存在。

35、

我终究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我更习惯于一个人悄悄在生活中行走，感受着世间万物压过来的痛苦和充实。我喜欢分析、体味这世间万物的复杂、混沌和难以辩解，喜欢走向那杳无人迹的林中小路，它能带我通向幽深之地，虽然那幽深之处可能什么也没有。我始终只能做一个写作者和研究者。

36、

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写作中的困顿，五年之后，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但是，我似乎看到了前面重峦叠嶂的山峰，看到它的轮廓和多样的迷雾。有“物”对应，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虽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虚空，但不是虚无的虚空，而是实在的虚空。我要弄清那“实在”如何产生出虚空，寻找那虚空背后的方向和精神的褶皱。

1、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回来不过月余，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沉下去的感觉，不是有什么外力、强力推你，而是你不由自主地往下落，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越来越沉，朝着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坠落下去，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2、

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和有某种目的的人，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既没有情感的交融，也不处于同一立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不让他去。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3、

国家也在做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譬如种地免税，譬如各种补贴。国家在做努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

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着却没有那么高了。中小学教育在不停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更早地走进了打工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

4、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的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学者，我恐怕没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5、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开始的情感预设（悲伤、痛苦、无奈），问题预设（乡村的败落），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它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纳，消化掉的。 6、

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到社会、政府上，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与这片天空、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又可能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这也是那个住在墓地的人给我的启示。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政治的、文化的农民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巨大包袱，而没有把它们作为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这个政治社会的主体中来，不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我觉得乡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7、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8、

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

9、

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集。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10、

文化，无论是传承意义的、个人精神层面的，还是求知方面的，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我们，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用“转型”这一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和巨大的毁坏力。我这里所指的“文化”并不仅仅指传统的一些观念、道德和习俗，也指现实中的文化状态。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里人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最好的位置往往住着最有钱的，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真正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被金钱关系所代替。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作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作为文化的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11、

其中一家叫“希望书社”，我非常喜欢这一名字。店里武侠小说占满三面墙，大红大绿，装帧粗糙，典型的盗版；一面墙摆的是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品；在角落处有一个小书柜，放着几层当代小说、外国文学、励志类和官场黑幕之类的书，没有唐诗宋词或其他古典类的东西。店主说来租书的大部分是镇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少部分镇上的居民，并且几乎都是直奔武侠小说而去。即使这样，生意也越来越差，一是因为这几年吴镇高中、初中都封闭式管理，只在周末下午让学生出去一两个小时；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上网打游戏，很少看书。唯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每隔一周都来借一本中国小说或散文看，像《白鹿原》《围城》他都借过。在和店主的闲聊之中，意外得知，镇上还有一个民间藏书者，是一个老民办教师，家里藏有几千册书，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线装书。当时一听，非常振奋，我很想去拜访那位藏书者和他的书，就托店主打听一下。结果很让人失望，藏书者一年前已经去世，儿子把他的书全部当废品卖了，还把父亲的书房改造为三间大门面房，做起了五金生意。

12、

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切，都非常难。一种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遭到毁灭性打击，要想再重新恢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它身处如此强大的现代化的旋涡之中。

倾听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遥想那空旷的戏台飘过的寂寞空气，还有几亿少年无所适从的茫然眼神，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

13、

不管怎么说，乡村之所以总是能让人产生某种古老、深远的乡愁似的情感，是因为它与原野、山川、河流的天然联系。它把人类的目光拉向广阔、丰富的自然界，拉向无限延伸的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灵魂的来源与归宿。

大地，总是永恒。从母亲的坟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有您躺着的坟地，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14、

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打牌，整整待上一天时间，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这样听时，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

15、

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性，它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够多少得以保留。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这些所谓权利与知识的掌握者——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忘记是哪一位学者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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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回来得越来越少。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心灵中存在，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