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这一贫富分化的过程，在那些与城市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比如江户和大阪周围的藩国)，以及那些土壤和气候适宜特定的经济作物生长的地方，进展得更为迅速。但是，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这样的分化也不罕见。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中农即传统的税粮种植者，在数量上都开始下降。同时，新的精英开始接管乡村政府，有时是通过与他们行将取代的人进行斗争才得以成功。这些新的精英出身复杂，且因地而异：例如，在熊本和土佐，商业财富或土地财富都能为获得乡士身份与乡村官僚铺就道路;在会津，则是由雇用劳动力耕作土地的地主掌权;在长州，有的乡村由前商人统治，有的由靠收租获得收入的地主支配，还有的受新兴的中农阶级控制。 1858年后倒幕运动的普通战士中，有许多来自这些人以及跟他们往来密切的人。他们参与商业与乡村事务的管理，这使他们对国家需求和困难的实际认识，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城下町中的武士，而他们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愿意在依靠能力而非等级的名义下进行社会改革。同时，他们绝非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下层阶级的骚乱。所以，一旦他们为统治阶级认同就立刻站到当权者那边。与此相应，必须指出，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利益像他们的出身一样多元。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以粮食或租金的方式进账，因此主要关注土地税收的水平。另一些人依赖他们与垄断生意的关系致富，因此希望保持或者进一步发展垄断。还有一些人则对垄断充满敌意，他们或者是处在垄断圈子之外的商人，或者是欲寻求自由的(且更有利可图的)市场的生产者。 对于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兴起对农村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学家所列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农民起义的众多事件中，有些现在只能视作大众抗议集会，其中的一些甚至显然是由村长领导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村民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暴力以表达不满，不论他们的怨愤是源于征税者的苛刻，还是农村社会阶级关...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4赞 2022-03-20 18:09:40

• 不可否认国学实现了皇权的合理化，使之能为反叛者所用;它也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反叛者能从中获得支持。特别是平田，作为一个成功的政论家，他在维新年间有几千个“学生”;而他的学说中包含了攻击武士阶级的官方儒家意识形态成分，使他的学说对处于武士阶级之外或处于这个阶级边缘的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结果，他的思想在富农和商人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些人，我们将要看到，为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集团提供了新成员或同情者;这表明那些有志于武士地位却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可能会被一类不同的事业所吸引，在这个事业中，为天皇服务(勤王)成为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尺度，一个有别于靠武士出生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尺度。 ……对他们来说，攘外成为一项神圣的使命，一项唯有天皇能够领导、唯有志士愿意执行的使命。尊皇主义者声称，必须让将军和大名从消极被动中摆脱出来，并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他们还像以前那样，控制着最终要被用来对抗西方的军事力量。为此，必须通过起义、密谋和袭击外国人挑起争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为1860年代恐怖主义提供合理性的主张。 这里，如在吉田松阴的著述中一样，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失，即缺少一个改造基本政治制度的计划，而这正是我们从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那里所期望看到的。我们在其他“志士”那里也能看到同样的缺失。……它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复活一桥派的计划而已，一个出自一桥派领袖德川齐昭家臣之手的计划。就此而论，它所着眼的与其说是未来，倒不如说是过去;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封建政治。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最著名的尊皇主义者的著作中选取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尊皇愿景代表的是对幕府而不是封建制度的攻击。它意味着权力平衡的转移，使天皇成为封建效忠的中心，让雄藩大名分享决策权。它意味着朝廷行政方法必须改变，使之在财政上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幕府和藩国的恩赐...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2赞 2022-03-21 07:08:04

> 全部原文摘录